李定国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制定了攻取广东的计划，他梦寐以求与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李定国的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这样想。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棋，而是郑成功把以他自己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郑成功是具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要做“纵横而所之”的“凤凰”，而绝不做“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在给他父亲郑芝龙的信里说：“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他的儿子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清廷只想给郑成功以高爵厚禄，而绝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就选择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也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郑成功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一面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于永历朝廷，郑成功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朝廷为正朔的原大西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够支撑下去，借此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力，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也极具政治头脑，预见到如果应李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会打破。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此外，更重要的是，郑成功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上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与之更加亲密，这些因素必然都会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无论李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都只是虚与委蛇，并不真正同心协力。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李定国所能做的只剩下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郑成功的意图是要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块清方管辖区作为隔火墙，如果打掉了作为隔火墙的清方管辖区对郑氏集团就会不利。所以，郑成功在李定国心急如焚苦苦劝说他出兵的情况下，依然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以应付其事。

总之，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战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李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导致广东新会战役功亏一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