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当时大权在握，要玩弄一把“禅让”把戏易如反掌。然而，问题是，永历帝的宝座可以取代，永历朝廷所能发挥的号召作用却是孙可望望尘莫及的。孙可望进退维谷，一方面强烈的野心驱使他继续策划和筹备登基大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虑一旦踢开永历朝廷，包括李定国，刘文秀等原大西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各种抗清势力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承认他这个冒牌天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孙可望因有所顾忌而始终没有迈出皇袍加身这最后一步，然而永历帝却倍感压力心惊肉跳，好像头上悬挂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锋利宝剑，时刻都有被废黜以至被杀的危险。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亲信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他们对李定国的战功，兵力，人品和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大学士文安之是建议召李定国统兵入卫的主要策划者，他作出判断：“刘（文秀），李（定国）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可望）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指出要观察形势，秘密行动，以免危险。于是，为了摆脱孙可望的严密控制，永历朝廷着手秘密联络李定国。朱由榔在私下对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说：“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统大师，直捣楚，粤，俘叛逆陈邦傅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生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张福禄，全为国提出徐极，林青阳，胡士瑞，张镌，蔡曾经劾奏马吉翔，庞天寿依附秦王，想必忠贞可靠，建议永历帝同他们密商此事。永历帝同意，于是上述七人共同商议，一致表示赞成，即往首席大学士吴贞毓处秘密讨论具体办法。吴贞毓说：“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辈致命之秋也。奈权奸刻刻窥伺，恐事机不密。诸公中谁能充此使者？”林青阳自告奋勇愿行。吴贞毓即命礼部祠祭司员外郎蒋乾昌拟敕稿，兵部职方司主事朱东旦缮写，由张福禄等持入宫内盖皇帝玉玺之印。林青阳按照事先计划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敕于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十一月前往李定国军中。当时，李定国正在湖南，广西一带与清军作战，不暇内顾。到了1653年六月，永历帝见林青阳出使半年，音讯杳无，就让吴贞毓再派使臣前往探听消息；吴贞毓推荐翰林院孔目周官。武安伯郑允元建议永历帝应该设法遣开马吉翔，以防走漏消息。永历帝即以收复南宁后需派重臣留守为名，让马吉翔前往。马吉翔离开安龙赴任后，周官立即秘密上道。朝廷密使到达李定国营中后，李定国读了永历帝的敕书，深受感动，“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在给大学士吴贞毓的信中又说：“粤中未定，进退维艰，凡事须密，责在老先生。”

不料，马吉翔到达广西后，遇到来自李定国军中的永历朝臣刘议新。刘以为马吉翔长期受永历帝宠信，贵为侯爵，必然参与密诏定国之事，见面之后竟然无所顾忌地把朝廷两次敕谕李定国领兵迎驾的情况和盘托出，并说：“定国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龙迎驾。”马吉翔大吃一惊，立即派人飞报孙可望。孙可望得报后，深知一旦李定国迎驾成功，自己独揽朝政的局面将完全打破。于是，他决心火速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立即派亲信将领郑国，王爱秀于1654年（永历八年）正月初六日进入安龙“皇宫”，逼迫永历帝说清事情原委，“索首事之人”。永历帝朱由榔推诿道：“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数年以来，外面假敕，假宝亦多，尔等还要密访，岂皆是朝里事？”郑国，王爱秀即与庞天寿合为一伙，于三月初六日逮捕吴贞毓等与密敕有关的官员约二十人，经过严刑拷打后，蔡等人为了避免牵涉永历帝，承认是部分朝臣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矫诏密敕李定国。郑国追问“皇上知否？”几人一口咬定：“未经奏明。”郑国与永历朝廷中依附孙可望之人无法可想，只好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案，向秦王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命令以永历朝廷名义组织审判，于三月二十日以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剐刑（凌迟）；蒋乾昌，徐极，扬钟等十余名为从犯，立即处斩；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姑念为大臣，勒令自尽。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