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小段毛主席當初如何勸說張國燾承認“軍閥土匪主義”罪名的軼事。此段軼事來自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

二次會合時，張國燾的處境遠非第一次一四方面軍會合時可比。當初四方面軍兵強馬壯，張主席意氣風發，實力說話，他當初是有凌駕中央的“凌雲之志”的。但今非昔比，二次會合時，他是敗軍之帥，灰頭土臉，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他只好表示唯毛澤東馬首是瞻。
毛主席可沒有健忘症，豈會輕易放過張主席。到延安後的張主席日子很不好過，尤其是他的四方面軍組成的西路軍又在祁連山被馬家軍幾乎全殲，兩萬多人只剩下了四百來人輾轉逃回延安。西路軍的失敗被定性為“張國燾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現在有了完全不同的說法），是清算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好材料。當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大舒緩了來自國民黨軍圍剿的外部壓力，正是整頓內部統一思想加強領導的好時機，清算“張國燾錯誤路線”是其中一個重場戲。張國燾的最大罪狀是“分裂中共中央”，而深挖思想根源，他“分裂中央”罪狀被認為是源出於張國燾的“土匪主義”和“軍閥主義”，因為“土匪主義”才會猛烈反對中央，“軍閥主義”才會企圖篡竊中央。四方面軍的高級軍事幹部被安排到抗大學習，要求他們回到中共中央領導之下，與從前“張主席”搞的那套“軍閥主義”“土匪主義”軍事路線一刀兩斷。並反戈一擊揭發批判張主席。可是抗大的“學習改造”引起了四方面軍幹部的強烈反感和反彈，以至於導致許世友王建安企圖拉一批學員出走，許世友為此差點被槍斃。毛澤東意識到工作方法需要進行調整，所謂擒賊先擒王，有必要先拿下“張主席”，讓“張主席”自己承認“軍閥土匪主義”罪名。於是某日毛主席找張主席談話，據張國燾回憶談了以下的內容。
毛澤東用嘮家常方式語氣輕鬆地對張國燾說，被批評為軍閥，土匪，實在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嘛。說他自己參加中共以來，三次被開除中央，受過八尺嚴重警告，幸好還沒有鬧到反中央的地步。說到土匪軍閥習氣嘛，其實連他自己都有一點的。他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採行燒殺政策的時候，曾經下過殺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還有幾歲的小孩子哩。這些往事，回想起來，很感難過，但這不正是軍閥土匪習氣的表現麼？
張國燾認為毛澤東說這些話顯然是希望他承認加在他頭上的“土匪軍閥主義”，感覺十分氣憤。回話說，你是游擊先進，經歷過燒殺政策的時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會後，我到鄂豫皖去擔任領導的時候，燒殺政策早已過去了，我根本沒有直接下令殺過人，反對中央雖然有過，這不能與“軍閥土匪習氣”相提並論。而且國民黨正在罵我們軍閥土匪，我們如果竟糊裡糊塗地自己承認起來，豈不是“不打自招”嗎？
這次談話雖然不歡而散，沒有達到讓張主席俯首帖耳的效果。但後來中共中央以政治局名義做了一個決議草案，要點是反對反黨的張國燾主義，並說明這一主義包括軍閥土匪的殘餘思想，最後竟致分裂中央。這個決議是由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提出的，風水輪流轉，有意思的是二十來年後，在廬山會議上輪到了張聞天被整治，他和彭大將軍一起被定性為反黨集團首領，處境與當年張主席差不多。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用莫須有的罪名製作一個“屎盆子”扣到整治對手頭上的政治鬥爭伎倆是由來已久的，但要對手自己雙手捧過“屎盆子”自己往自己頭上扣，可謂是將這種鬥爭伎倆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能爐火純青地使用這套“治病求人”方法的政黨或個人鳳毛麟角，不得不讓人感嘆，高，實在是高。毛主席勸說張主席自己承認軍閥土匪習氣時，尚未經過延安整風，雖說當時毛主席在黨內軍內已是最高權威，但離開說一不二，一句頂一萬句的絕對權威還有一步之遙。等到絕對權威建立之後，無論是“反黨集團”也好，“叛徒內奸工賊”也好，什麼樣的“屎盆子”丟給你，你都得乖乖捧着自己扣到頭上去。張國濤拒絕承認“軍閥土匪主義”不過是因為時候未到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