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演讲会后大家合影

2、依娃和《悲情大地》作者姚蜀平交流

3、依娃和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召集人张凤女士合影

5、这位老者说：“我就是来听大饥荒演讲的，我都经历过呀。”

6、为年青的读者签名留念，感谢他们的关注。

7、姚蜀平、依娃、张凤三个女作家，都是老朋友了。

演講會由《哈佛 哈佛》《一頭栽進哈佛》《哈佛緣》等書的作者、著名作家、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召集人張鳳女士主持。

這是依娃《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出版後的第一場演講，也是中國作家第一次在哈佛大學校園舉辦有關大饑荒的專題演講。之前《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荷蘭史學家、香港大學教授馮客曾經來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大饑荒。

這次演講，意在讓更多的人們瞭解中國這場曠世悲劇的真相，喚起對那些最低層的、沒有話語權的餓亡者、幸存者遭受過的苦難的關注。依娃的演講由近及遠，共分四個部分：一，我家五人餓死，三人逃荒；二，餓死十萬人的（甘肅）“通渭問題”；三，大饑荒中的人相食；四：甘、陝西逃荒婦女、兒童。演講中，她講到自己採訪大饑荒倖存者講述的那些慘絕人寰的細節，令不少聽眾忍不住唏噓、流淚。演講會後依娃和聽眾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交流，並現場簽名售書。

參加這次演講會的有來自國內青海民族大學文學院的雷慶銳教授，《悲情大地》作者姚蜀平女士、中國作協會員舒龍先生等二十多位人士，他們當中有花甲老人，也有二十多歲的年青學人。

張鳳女士對依娃的辛勞給予高度評價。她在開場時這樣介紹：“《尋找大饑荒幸存者》是依娃採訪經歷1958～1962年大饑荒兩百多名幸存者的口述歷史。這些文字全部來自那些沒有文化的農民口中，沒有任何文學加工。讀這本書令人非常心痛，依娃以一枝纖筆，撬動起了歷史的巨石。”

依娃還有兩本有關大饑荒的書籍在出版和寫作之中，目前已經接到幾家大學和機構的演講邀請。她說：“我是死難者和倖存者的後代，對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巨大浩劫，我有責任永不停止地寫下去、講下去。”

 

（宋富平，《明星》记者）

         我写<<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依     娃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下午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

 非常感谢张凤老师和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的安排，给我一个和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

 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来过很多次了，都是来听演讲。作为一个演讲者，这是第一次。首先我得诚实的说，我不是一名专家、教授、历史学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中国大饥荒的调研者，口述历史的写作者，还有我是一个大饥荒饿亡者、逃荒者、幸存者的后代。因此，我有道义和责任站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我所调查、纪录、整理出来的口述历史资料，见证1958年__1962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大饥荒的真相。

 

 从2010年开始，我前后多次回去中国大陆，走访了甘肃省、陕西省，二十多个县，五、六十个村子，250多名大饥荒幸存者，收集到200小时的录音，拍摄有照片2000多张，整理出上百万字的口述历史文字。第一本书<<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去年由美国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纪录了500多名饿殍的姓名，和49起人吃人事件。和其他几本关于大饥荒的专著不同，我主要是纪录个人、家庭在大饥荒中所经历的饥饿、挣扎、凄苦、绝境。因为

没有个人和家庭的记忆，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大饥荒的历史不但要由学者、社会学家来写，更要由那些最低层的、最卑微的农民来写。因为人不是数字，不是百分比，是生命。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带来了<<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封面有五十名幸存者的照片，他们陪同我站在这里见证。所以说，我全部所讲的，是他们曾经讲述给我的，我只是在传达出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被历史遗忘了五十多年了，一直在中国历史上空缺着。

 

 我的演讲分四个部分：

 

一：我家五人饿死，三人逃荒

二：饿死十万人的“通渭问题”

三：大饥荒中的人相食

四：甘、陕西逃荒妇女、儿童

 

 

             一：我家五人饿死，三人逃荒

 

 “我是个叫花子。”“我是个叫花子。” 我小时候常常听母亲这么念叨，我并没有在意。

 对于大饥荒，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仅仅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说法，还有苏联逼迫我们还债，肉、蛋、大米、苹果都让苏联大鼻子吃掉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那些年饿死过人。况且，我向来是一个对政治和历史毫无兴趣的人。

 

    2010年，我读到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的百万字巨作<<墓碑>>，书中写到：“1958年__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个数字相当于1979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亡人数的好几倍。”这本书带给我无比的震撼，我好像被炸得支离破碎。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五十年前，中国曾经饿死了这么多的人。如果3600万具尸体堆放在一起，那是怎样的尸山死海？触目惊心？

 

   那三年真的有“自然灾害”吗？母亲为什么一辈子说自己是个叫花子呢？为什么没有粮食吃？这些人是怎么饿死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说饿死过人？饿死的人仅仅是一个数字吗？他们叫什么名字？.......有很多很多的问号涌现出来，令我寝食难安，让我需要我去找到答案。作为一个女儿，我想知道自己母亲的过去。作为一个作家，我想知道一段历史的真象。

 

 我一次次回到我的老家陕西省富平县，一次次回到母亲的故乡甘肃省秦安县，多次询问我的母亲、舅舅、老姑，村里90多岁的三婆、几个本家舅舅。最后调查清楚，在这场大饥荒中，就仅仅我们一个家庭饿死了五口人，并有三个人从甘肃逃荒到陕西。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母亲的家庭背景。解放前，她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人家，家里有一大院房子、上百亩田产，雇用多名长工。解放后，划成分的时候，我外祖父牛富成被划成富农成分。打土豪，分田地，所谓土改就是强夺豪去，没收了田地不说，就是家里的牲口、布匹、粮食都统统搜光抢光，一家人噤若寒蝉不敢支声。仅仅土改全国枪毙了地主一百多万人。

 

 地、富、反、坏、右，那就是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我母亲一家七口就被从自己的大庄子里撵出来，居无定所，今天住在别人家，明天住在学校。为拷陈粮、银圆，我的外曾祖父牛福成、外祖父牛志恒就成了被开会、带高帽子、批斗的对象，被捆绑、吊在木头柱子上，吊得我的曾外祖父口吐白沫，昏死过去。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跃进年代，粮食的公购是很厉害的，农民一边收，上面来人一边拉。口号是：“宁可流血，不欠公粮。”“交不上粮，提头来见。”农民们用锅烤，用炕烤连夜交上公粮。因为虚报浮夸，每个村子都没有留下口粮、种子、饲料。留给农民吃的麦衣、谷衣、野菜、树皮等等。农民说：只有石头和椽咽不下去，再的都能吃。

 

 我的外曾祖父牛富成已经是年近七十岁的人了，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到处找吃的，找到一个别人扔掉不知多长时间的驴头回来。看见的村里人就说：“这个驴头不能吃，时间长了。”我外曾祖父就说：“能吃，能吃，里面有脑髓哩。”他还曾问村里的人家讨野菜吃，人家给他一疙瘩，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又要，人家就不给了，人家要自己吃。他饿得半夜实在睡不着觉，到地里偷了一棵白菜，还没有吃上，被队长根狗看见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最后，老人家连气带饿，一命呜呼。省吃俭用一辈子，到头来成了饿死鬼。

 

 我的外祖父牛志恒有一天饿的昏倒在村子里，同村的牛耀乾看见，给他罐了一点汤，他又爬起来了。他个子大，又吃不上饭，人就病得很厉害，不能下炕。他死的那个晚上，我的母亲记得非常清楚，她说：“那时候，人家不让我们在家住，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小窑洞里，平时，你爷爷总是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那天早晨，他的肩膀怎么露在外面？我就奇怪了，用手一摇，人都硬硬的了。人半夜就死了。那天，还下了薄薄一层雪。”那时候是没有吃的，还没有烧的。外祖父在同村人牛志斌的帮助下草草掩埋，没有木棺。那时候，没有人来给你挖坟，人都饿得没有力气。

 

 我的外祖父饿死的时候年仅四十二岁。我问母亲和舅舅：“爷爷死了。你哭了吗？”他们说：“把人饿傻了，不知道哭，把人饿得没有力气哭。”常常，七天、八天食堂打不回来一碗面汤，饿得母亲、舅舅走不动路，就拿一点冰柱子蹲在门口唆，以维持生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

 

 我母亲的妹妹名字叫牛佛黛，她像其他饥饿的孩子一样，天天到地里挖野菜、苜蓿。死前的两天，她还是到地里挖野菜，挖一根，吃一根，顾不上拿回家煮。看见她的老姑说，孩子屁股里一直都在流绿水，因为她很久都没有吃上面食了，肠胃里留不住绿菜。临终前，孩子产生幻觉，看着碗里的苜蓿菜，她说：“这菜怎么是红的？”苜蓿菜是绿色的，孩子却说是红色的。最后，牛佛黛躺在炕上说口渴，我的母亲和外婆就去外面泉上抬水，牛佛黛爬着要到缸边喝口水，爬着爬着，栽倒在炕边。我饿得动弹不了的舅舅就坐在炕边看着，等外婆和母亲回来，我佛黛姨就咽气了。这个孩子只有十四岁。

 我问母亲：“她是怎么埋的？
我的母亲说：“是我和我四爸抬出去的。”

 请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十五岁的姐姐抬着十四岁妹妹的尸体出去埋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的舅舅牛富贵和小舅舅牛祥娃天天到打麦场上捡麦粒吃，就是把麦草掀起来，捡一粒放进嘴里，捡一粒放进嘴里，可是就是麦草也早被村里的孩子翻遍了。祥娃舅舅病在炕上，我外婆到处借粮食，总算借来一点杂面，祥娃着急着去抓，我外婆就挡住了，一来害怕孩子吃多了涨死，二来让他一个人一顿吃掉了，这一家子怎么过活？等我外婆把汤烧好，祥娃已经咽不下去了，连一口汤也咽不下去了。牛祥娃死的时候只有八岁，他没有坟，就扔在山沟里。

 

 我母亲最小的妹妹，尚没有起名字，因为我的外婆没有奶水，孩子不足一岁上，也被饿死。也是扔出去就算了。外曾祖父、外祖父、小姨牛佛黛、小舅牛祥娃、小姨。我们一个家庭饿死了五口人，可谓巢倾卵覆家破人亡。

 

 我外婆是小脚，一个寡妇，带领着两个饿得时时待毙的孩子，怎么活下去？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在走投无路之下，由人贩子张广禄的带领，外婆、母亲、舅舅走上了逃荒之路。他们身上没有一分钱，一点干粮，他们不认识字，辩不来东南西北，他们的命运全部在人贩子手里。我的小脚外婆，平时走路都困难，就那么一步一步的翻山越岭，从老家走到几十里路外的南河川火车站。是什么力量让外婆能挣扎着走出来，我想，她唯一的精神的支撑就是要带着这一对儿女走出去，活下来。因为如果不走，他们唯一的路___就是饿死。

 

  逃荒到陕西，外婆改嫁给一个男人，他们三个人算是活了下来。我外婆一辈子贫血、头昏、身体很单薄。我的母亲因为长期的饥饿，身体发育迟缓，到二十岁了才来月经。我的舅舅饿得不长个子，一个男人才到我的肩头。(我希望有专家研究研究大饥荒后遗症。)

 去年，我问母亲：“你恨人贩子吗？”

母亲说：“不恨，恨人家干什么，咱是为逃活命哩。”母亲以前从不对我说这些事情，她觉得很丢人。

 

 最初，我觉得大饥荒是他们的大饥荒，和我没有关系。有那么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父亲是陕西的农民，我的母亲是甘肃逃荒来的姑娘，我是典型的甘、陕逃荒婚姻的孩子，我是他们的后代。我就是这场大饥荒的一个证明。这与生俱来的身份证，是我永远无法消退的烙印。

 

 我要说明的是，我母亲一家的遭遇并不特殊，并不传奇。五位亲人只是饿亡的三千六百万人中的几位，我家族的苦难只是中国农民惨烈经历中平常的一部分。我只是千千万万大饥荒幸存者后代中的一个。

 

 

 

 

 

          饿死十万人的“通渭问题”。

有粮不敢自己用，夜晚举炊犯疑嫌。推磨唯恐磨子响，煮食又怕灶冒烟。

超英赶美百姓苦，挖来野菜无锅煮。停尸冷炕装病汉，只为多打食堂饭。

2011年，我第一次来到通渭，在城关镇一户农家看到一首打油诗，顺手抄下这几句。

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暴露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一九六五年通渭县的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写到：“全县人口死亡六万零二百一十人，死绝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户，一千二百二十一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这个数字是缩小了的。当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出现数千期多起人吃人案件。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瑟鬼唱歌。”

 这几年，我曾经四次到渭县采访，走访过城关镇、鸡川镇、陇阳镇、碧玉乡、马营乡几个地方。在村子里、田地里、路边，随便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搭话询问，他们都会滔滔不绝的对我讲述过去挨饿的经历。他们中有九旬耄耋老人，也有六十出头的幸存者。当时，通渭县是甘肃省的红旗县，县长席道窿参加过中共八大会议。听老人们说当年大搜查的时候，那些干部、积极分子排着队，打着红旗倒各村各户，用铁棍子到处扎，地下、墙上、粪堆里、麦衣里、酸菜缸、做饭的灶火里都扎都搜，就是一包炒面、一个洋芋也被拿走。大兵团到各家各户搜粮，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砸炕撅灶，如果一个炕洞里发现粮食，就挖全村人的炕，农民称之为“土匪团”。他们把没有粮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队的劳改队劳改，辱骂拷打，其中一种刑罚就是“炒豆子”，众人把一个人掀过来，推过去，直到摔死。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劳改队，就是饿死在劳改队。那时，公社、大队都有自己的劳改队，可以任意对社员打、吊、泼、跪、扣饭等等刑罚惩处。

 到了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整日劳动的农民家无颗粮。大食堂给的一点汤水清得能照见月亮、星星，和自己的脸。因为没有粮食，大食堂也纷纷关闭，农民回到家里连烧汤的锅都没有，都被拿去砸碎大炼了钢铁。许多村子一到晚上，队长就带人给家家户户上锁、贴封条，白天干活再放出来，农民成了会说话的牲口。更是不允许已经饿的奄奄一息的村人掐谷扭穗偷吃活命。更不允许农民出门逃荒，如果被抓住逮住，就是一顿暴打。五九年底至六零年春，整个通渭四、五十天没有一点粮食，草根、树皮都被饥饿的人们挖光了。人们连枕头里的乔麦皮都烧成灰烧汤喝，包谷芯磨出来面烧汤喝，剥下榆树皮吃，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都往肚子里填。各乡各村开始大批的饿死人，有些村子饿死一半人，有的家饿得关门绝户，那时候是不允许说饿死人，只能说病死的。如果谁说饿死人，就是反革命。埋死人叫“打扫卫生。”我第一次去通渭见到一位老人，他说：“我当时是队长，天天用马车拉死人埋。我不拉谁拉？人都饿得没有力气了。”有些家庭，活人和死人睡在一个炕上，因为活着的人饿得下不了炕，没有力气埋死人。

 我两次采访苟堡乡七十四岁的苟应福老人。第一次是一个雨天，他们两口子坐在破被烂褥的土炕上和我聊。老人说：“我们一家子饿死完了，就活下我一个”我细问饿死的人是谁？名字？多大年纪时，老人一一回忆起来。我就详细纪录，他们是：

苟振德，男，四十八岁，苟应福三爸爸。

王菊莲，女，四十多岁，苟振德之妻。

苟根来，男，十四岁，苟振德的长子。

苟xx，男，十二岁，苟振德的二子。

苟xx，女，年纪不详，苟振德大女儿。

苟xx，女，年纪不详，苟振德二女儿。

苟xx，女，二、三岁，苟振德三女儿。 (这一家七口人关门绝户，没有活下一个人)

苟振武，男，五十岁，苟应福二爸爸。

刘娥，女，五十岁，苟振武的老婆。?

苟xx，男，七、八岁，苟振武之子。

苟xx，男，五、六岁，苟振武之子 。(这一家饿死四口人，关门绝户。)

苟振兴，男，五十五岁，苟应福父亲。

牛中娥，女，五十五岁，苟应福母亲。

苟应斗，男，三十四岁，苟应福的大哥。

苟xx，女，四、五岁，苟应斗大女儿。

苟xx，女，二、三岁，苟应斗小女儿。

  掐指一算，苟应富老人一家就饿死了十六个亲人，他的妻子牛彩云家也饿死了三位亲人，令人发指。如果一家十六具尸尸体摆放在一起，会是怎么样的画面？他自己没有被饿死，是因为他当时被抽掉去了“共产主义的宏伟工程，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的洮河工程上当民工，逃过一劫。但是也饿的头发脱光了。我整理出<<全家死光>>这篇口述，收集在我的书里。

我就问：“有没有人来调查过你们家饿死多少人？”

苟应福说：“没有。”

我又问：“没有人来记录过？

苟应副老人说：“没有，从来没有人管，死了就死了。就过去了嘛。”令我非常难过的是当他们夫妻回忆往事的时候，没有任何愤怒、悲伤、指责、疑问，唯一有的就是无奈、叹气，还有麻木。让我非常心疼。苟应福老人于2014年2月去世，但是他的见证留在这个世界上。

  苟堡村七十四岁的苟祥子说：“我的弟弟、妹子都是饿死的。娃娃一死，我抱出去就扔了。我看见村边水沟里都是死娃娃，扔满了。那时间，一家子饿死一半人是正常的。“回忆起这些悲惨往事的时候，苟祥子难过得满眼含泪，令我很自责。苟祥子的妻子杨巧香那时才十四、五岁，饿死了父母亲，就被苟祥子领来成亲，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

   同村八十九岁的老奶奶王彩林饿死两个女儿，还有公公，因为交不出粮食，她被关在劳改队，挨打受骂。她靠偷吃猪食活了下来。五十年过去了，老人吃完饭，还是习惯把碗舔得乾乾净净。这个饥荒年间留下的动作让我看著触目惊心，心痛不已。真是吃饭舔碗，通渭特产。她的丈夫苟兴华曾经在洮河工程上当中医，他回忆到：“在洮河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人从会川那里走过，味道臭得不能闻。”老人把自己的大儿子苟世安带到身边，一个杂粮馍馍父子分两半吃，算是留下了儿子的性命。说起大饥荒的原因，老人说：“那是人造成的。”

 原通渭县团干部周成杰告诉我：“好多人就跑到县委门口，以为能要点粮食吃，但是县委也没有粮食。每天早晨都有几人饿死、冻死在县委门口，拉出去埋了，第二天又是几个。那时候，通渭的各村都有人吃人的，人饿疯了嘛。”

 一个原有二十八万人的县，饿死了将近十万人，人们吃树皮、草根、野菜、有些人中毒死亡，有些人自杀、，饥饿的人们吃老鼠，有些人被打死，几乎村村都有人吃人的事件发生，也有杀自己孩子吃，杀路人吃的案件发生。秦安县一名身体比较肥胖的老师杨卫正到通渭县牛坡被人杀食。

 通渭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最初也称为“通渭事件”，最后认为事件太严重了，修改为“通渭问题”。如今，通渭县是中国书画之乡，但是老年人们说：“我们通渭在全国都有名气，就是因为那时间饿死的人多。”

 

 

            大饥荒中的人相食

  人相食是指人吃人。人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吃食同类的身体以维持自己的生命。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62年初夏，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饑荒過後這麼對毛澤東說，令龍顏大怒，被後來的文革迫害致死。都到了國家主席承認、驚慌、不安的程度，可見大饑荒中的人相食到了何種地步？近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吃人的绝密文件也暴光出来，什么地方、谁吃谁、怎么吃的、纪录的非常详细，在谷歌上就能找到。

  今年五月，我专程去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调研，那里大多数为回民，信仰伊斯兰教。民风朴实，待人热情。我来到和政县卜家庄吊湾村，七十八岁的马法土买对我说：“在三十里铺，我的娘家，一个阿娘吃了个人家五个人。我亲眼看见的。先是两个儿子饿死了，她吃上了，她的老汉，就是男人饿死了，她也剁着吃上了。后来她饿的没有办法，就撵自己的小丫头，小丫头也跑不动，她自己也跑不动，最后还是把丫头剁死了。那家里地上、墙上、炕上都是血。她把丫头就吃上了。我们去地里背粪，看见地上都是骨头，丫头的头发挂在墙上，我们就给埋了，这是我们回族的习俗。”我问马法土买这个阿娘活下来没有，她说：“她后来到食堂去打饭，食堂的人骂‘你滚远些，把你吃过人肉的碗拿远些。脏死了。’她哭她求，人家还是不给，这个阿娘最后还是饿死了。”这个阿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最后还是饿死了。

 

   和政县新营乡河沿村六十七岁的马希武，当过队里的会计，比较有文化，当年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我们这个自然村本来有400多人，饿死了200多，一半还多。吃人的事情有，谁吃的，叫个啥我都知道。那是人饿的没有办法，白天埋了死人，晚上偷偷挖回来，煮上就吃了。吃人的一个叫马应海，还把剁碎的死人肉放在缸里，他再也没有地方可藏。因为怀里揣了一个娃娃胳膊掉下来，被村里的人好好打了一顿。还有一个吃了人肉的叫马胡塞尼。”我很委婉地问：“你们回族人有没有吃人的传统？比如药补？迷信？”马希武说：“没有，没有，就是因为饿，他不吃他就要死。”

   但是由於當時嚴控的政治環境，人吃人被说成是“特殊案件”、“破坏尸体”、“阶级报复”等。更多的人相食事件並沒有報案、記錄。我所調查、記錄的大部分是吃餓死的人，也有殺了活人吃肉的案件。但是他們吃人的唯一原因：饑餓難耐，人肉成了他们能多活几天唯一能找到的“食物”。

 

 在通渭县任何一个村子，如果你遇到一个老人，他都会见证这个村子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今年在通渭县城，我和一位名字叫雷英花的老人聊起来，她今年73岁了，老家在通渭县北城乡，家里饿死了几个人。她对我说：“我的妹妹饿死了，我背出去扔掉了。我的妹妹才七、八岁。吃人的人，我们村里就有两家，有一个男娃娃天天就在山沟里找死娃娃，找到了就背回去，给他一家子人吃。有一天，我看见他背了个死娃娃上山，我就撵着去打。用石头打，那个娃娃扔下死娃娃就跑了。”我问她为什么打。这个妇女说：“因为他背过我的妹妹，我的妹妹让他一家子吃上了，我看见的，所以我恨他，我就打着不让他背其他娃娃。那一家子人就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那个妇女说，饥荒过后，她再也不想回家了。

 一个年幼的孩子背着另外一个孩子的尸体，就像背着柴火野菜一样，他承担着给一家人寻找食物的重责。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还活着没有，更不知道，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心理上遭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在通渭县鸡川乡苟堡，八十岁老人谢振翼说大饥荒中他家饿死了两个儿子，他看见六个死人在他家庄子边上。我问人吃人的事情，老人说：“我看见过人肉。”我大吃一惊，询问他细节，他说：“那个时候，人都饿疯了，把沟里的死人拉回来，剁成块块子煮上吃。被上面来的公社干部温受致发现了，就生气的倒到沟里去了。谁知道，到了晚上，同村饥饿的饲养员牛宗代到沟里又把肉捡回来，饱食一顿后撑死。这位没有撑死的叫牛宗祥，因为吃了人肉，浑身发烧，就把自己泡在水缸里降温，后来吃了几副中药后才好了。”这位谢家老人说：“我跟上这个公社干部去，我看见人肉和猪肉一样，皮上的毛孔都看得见，看见害怕得恨。还有些人，割来人肉煮熟了卖，挣两个钱，给家里人买粮食，混口。”

 

 在秦安县王堡乡罗店大队店下弯村，我遇到农妇王碎狗，她今年68岁。大饥荒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她家饿死了八口人，小女孩也是饿得成天在地里挖草根吃。她说：“把人饿得什么都不晓得了，我还吭过人骨头呢，我在地里挖野菜，挖出来一条人腿就啃，上面都没有肉了，只有干皮，也没有红颜色了。”她的妹妹就喊叫：“你把高高大都吃上了。”这个被吃的是他们同村的一个老人。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说自己吃过人肉的时候，她没有任何隐晦、不安、歉疚，或者说控诉、愤慨。就是当笑话一样讲出来的。我无意指责她，但是，人肉是不是吃了就吃了，就过去了？又是谁逼迫一个小女孩吃死人肉呢？

 

    人吃人現象在甘肅省的重災縣通渭、秦安、临夏並不是個別現象。我的採訪中，很多老人都親眼目睹有人在大路上、田間刮割死人肉，拿回家充饑解餓。有兩位老人更是回憶到，因為當時吃死人肉太多，幹部們把死人肉端到會場上，教育社員們不要再吃死人肉了。八十二歲的通渭縣農民染月花說：“有人把人肉醃了幾缸，準備度荒，都成黑色的了。”上店村86岁的老人刘基德说：“我这个村里，一个女人吃自己的娃娃，吃一口说，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咬一口又说，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这个村子，一个母亲找来三个人脑髓，煮熟了给自己的孩子吃，让孩子活下来。

 

    三、四年，我所采访的250多人中，有上百人见证了人吃人现象，这是怎样的比例？

和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人相食”不同，這是在沒有戰亂和天災的和平年代發生的大規模的人吃人現象。饥饿使人性沦丧，饥饿使人变成野兽。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幸地生活在那个年代，或许就是一个吃人的人，或许就是一个被人吃掉的人。此时，我能听见那些被人吃掉的人在同类食道里、肠胃里呻吟着、呜鸣的着。在问：是谁吃了我？为什么吃我？

这是一个人相食的时代。

 

             甘、陕逃荒妇女、儿童

以前人家问我哪里人，我说是陕西人。今天问我，我会说是陕西人，也是甘肃人。

今天，有“陝甘一家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這些民間說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幾年之內，從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隴西等地縣有八萬到十萬的婦女逃荒要飯到陝西的寶雞、武功、興平等地，和當地的男人同居。她們當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餓死了，沒有辦法生活，帶著年幼的孩子出門找活路。有些是已經嫁人，但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男不保女，讓兒子吃，餓死媳婦去。”女人被餓得跑出來。也有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父母沒有辦法，對她們說“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來一條活命。在家就餓死了。”於是，很多婦女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或者成群結隊的扒火車、扒煤車、扒油罐車來到當時條件相對好一點的陝西省，她們唯一的出路，嫁給當地男人生存下來。

  “咱出门是为娃娃的。”这些逃荒妇女大多领着两、三个娃娃，有些全部领上，有些留一个在老家，他们大多数是小脚，没有出过门，就有人犯子带领下，来到陕西，跟上一个男人。就像陕西本地人说的，如果是条件好的家庭，一般不愿意找甘肃来的妇女，找甘肃妇女的大多是年纪大的、有残疾的、相貌丑陋的，尤其是家里穷的找不起媳妇的。一般不用花费什么钱，“白捡”一个媳妇。但是这些陕西男人对待逃荒的妇女、所带来的娃娃大部分都很好，让他们有一个能避雨的家。

 

 現年七十七歲，落戶在戶縣的王秀英老人說：“我那時候已經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給吃的，把一個兒子餓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個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編了個謊‘放開手，媽媽給你要饃去。’就抱上一個剛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歲的娃娃往陝西跑。路上过了三次河，有一次河水大得很，我把娃娃顶在头上，河水把我冲了一丈多远，幸亏被一个大石头挡住了，不然就没有命了。”但是，在當時嚴控的政策下，這些因為饑餓不得不逃荒乞討的婦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車上趕下來，被強制收容、遣返，有些人就餓死、冻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見有些人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有兩個、三個人死了，被抬出去。王秀英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她是沒有辦法，回去還是餓死。被收容後的王秀英，被派去幹活，不然連一碗熱湯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來，放在草地上的女兒已經餓死了。她祈求看門老漢給扔掉，老漢不願意，說是一條人命。沒辦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兒抱出去扔到麥地裡。

 來到陝西戶縣，媒人一連給王秀英介紹了三個瞎子，王秀英氣的大罵：”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最後她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男人，住在庙里，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算是在陝西生活下來，生育了四個兒女。

 逃荒妇女中有相当比例的年轻女子，十七、八岁，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让父母、兄弟姐妹多吃一口，就自己出门逃荒。那时间，因为甘肃来陕西逃荒的女人多，她们一下火车，火车站就有一排来领媳妇的小伙子、老汉。看上那个就和那个搭话。如果合适，就领上回家了。19岁的李春花说，她下了火车，小伙子陈志创领他吃了一顿饭，花了五毛钱，她就跟上回家了，这样两个人就过活了一辈子。我问她，你当时愿意吗？李春花说：“我愿意嘛，那是三九天寒天，要冻死我呀。”这就是逃荒婚姻，女人走投无路，一个馍馍，环一个媳妇。

 

 令人心痛的是，在这些逃荒群体中，还有一些是未成年的儿童、少年，不是跟随母亲逃荒，而是为了活命，独自逃荒，年纪在8岁___16岁之间。张千虎、张缠虎，逃荒的时候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先是他们的父亲将十四岁的姐姐张玉兰带到陕西，换了几斤包谷回来，说人家陕西能吃饱后，他们兄弟两个人步行了几十里，爬上火车，半路上被抓获、收容了好几次后，乞讨、小偷小摸来到陕西，白天要饭，晚上睡在麦草堆里。兄弟两个挨家挨户的问：“你们谁愿意收留我？我给你们当个儿子，只要能给我吃饱。”小缠虎就被一户人家收留下，现在在周至县的东大坚村。千虎因为年纪大，没有人要，才十二岁的他就想自杀，他先是爬铁轨，可是当火车轰隆隆开过来的时候，他却本能地滚过去了，没有轧死。他又上山，想让狼吃了，可是躺了几天，狼还不吃，又没有死成。后来，饿得咽咽一息的他躺在宝鸡火车站，有一个妇女给他吃了三个包谷面饼子，将他收留，他为这家的两位老人养老送终，二十多年后才再一次回到老家甘肃秦安县。现在张千虎叫吕志强，张缠虎叫郭张孝。

 

 因为甘肃逃荒来陕西的妇女人数太多，造成两省纠纷。一九六二年，甘肅和陝西雙方在陝西西安開會，制定出《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把一些留陝婦女遣送回原籍甘肅，有兩萬多婦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夫妻分离，母子分离，又是一次血肉模糊的伤害。

   陝甘一家親是用血、淚、生命凝集在一起的，许多老人再也没有能力、机会回到自己的老家甘肃看一看，就客死它乡。更多的逃荒妇女害怕被村里人、儿女嘲笑、歧视，对自己的逃荒经历闭口不谈。但是，当我坐下来，面对面、手拉手谈的时候，她们什么都说，一边说一边哭，因为这个伤口从来就没有愈合。

 我采访过七十多位甘、陕逃荒者，已经整理出<<寻找逃荒妇女娃娃>>，会很快出版，是目前唯一一部这个题材的专著。

 

                          结    语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说，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反省一个问题，大饥荒、大跃进中死亡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比起反右、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把大饥荒看得那么重要，没有留下这么多死亡人数的相应文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直至今天，人们知道希特勒的犹太人死亡集中营，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半个世纪前中国有三千六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这些苦难，他们在五十多年间只能封死在胸膛，从没有人去打问去倾听去纪录。

 今天，我站在哈佛燕京的讲台上演讲，我知道，我的外曾祖父、外祖父、佛黛姨、祥娃舅、小姨听见了我的见证！

 我知道，那些死不瞑目的饥魂饿鬼听见了我的见证。那些一辈压在社会最低层、没有话语权的幸存者听见了我的见证！

 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和这些受苦受难的人血肉相连，我没有权利沉默。我是这场大饥荒受难者、幸存者的后代，我要永无停止的写下去、讲下去。

   没有真相，何言真理？最真实的记录苦难，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道德和勇气。<<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不是一本书，是饿亡者的累累尸骨，是幸存者的血海泪河，是活人饿鬼的控诉和悲鸣。是饿亡者的文字墓园，愿他们能够安息。

 再次感谢大家。

 

                                201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