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演講會後大家合影

2、依娃和《悲情大地》作者姚蜀平交流

3、依娃和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召集人張鳳女士合影

5、這位老者說：“我就是來聽大饑荒演講的，我都經歷過呀。”

6、為年青的讀者簽名留念，感謝他們的關注。

7、姚蜀平、依娃、張鳳三個女作家，都是老朋友了。

演講會由《哈佛 哈佛》《一頭栽進哈佛》《哈佛緣》等書的作者、著名作家、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召集人張鳳女士主持。

這是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出版後的第一場演講，也是中國作家第一次在哈佛大學校園舉辦有關大饑荒的專題演講。之前《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荷蘭史學家、香港大學教授馮客曾經來到哈佛費正清中心演講大饑荒。

這次演講，意在讓更多的人們瞭解中國這場曠世悲劇的真相，喚起對那些最低層的、沒有話語權的餓亡者、倖存者遭受過的苦難的關注。依娃的演講由近及遠，共分四個部分：一，我家五人餓死，三人逃荒；二，餓死十萬人的（甘肅）“通渭問題”；三，大饑荒中的人相食；四：甘、陝西逃荒婦女、兒童。演講中，她講到自己採訪大饑荒倖存者講述的那些慘絕人寰的細節，令不少聽眾忍不住唏噓、流淚。演講會後依娃和聽眾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交流，並現場簽名售書。

參加這次演講會的有來自國內青海民族大學文學院的雷慶銳教授，《悲情大地》作者姚蜀平女士、中國作協會員舒龍先生等二十多位人士，他們當中有花甲老人，也有二十多歲的年青學人。

張鳳女士對依娃的辛勞給予高度評價。她在開場時這樣介紹：“《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是依娃採訪經歷1958～1962年大饑荒兩百多名倖存者的口述歷史。這些文字全部來自那些沒有文化的農民口中，沒有任何文學加工。讀這本書令人非常心痛，依娃以一枝纖筆，撬動起了歷史的巨石。”

依娃還有兩本有關大饑荒的書籍在出版和寫作之中，目前已經接到幾家大學和機構的演講邀請。她說：“我是死難者和倖存者的後代，對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巨大浩劫，我有責任永不停止地寫下去、講下去。”

 

（宋富平，《明星》記者）

         我寫<<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依     娃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

 下午好！非常感謝各位的到來。

 非常感謝張鳳老師和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的安排，給我一個和大家見面交流的機會。

 哈佛燕京圖書館，我來過很多次了，都是來聽演講。作為一個演講者，這是第一次。首先我得誠實的說，我不是一名專家、教授、歷史學家，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作家、中國大饑荒的調研者，口述歷史的寫作者，還有我是一個大饑荒餓亡者、逃荒者、倖存者的後代。因此，我有道義和責任站在這裡給大家講一講我所調查、紀錄、整理出來的口述歷史資料，見證1958年__1962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是一場大饑荒的真相。

 

 從2010年開始，我前後多次回去中國大陸，走訪了甘肅省、陝西省，二十多個縣，五、六十個村子，250多名大饑荒倖存者，收集到200小時的錄音，拍攝有照片2000多張，整理出上百萬字的口述歷史文字。第一本書<<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去年由美國明鏡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紀錄了500多名餓殍的姓名，和49起人吃人事件。和其他幾本關於大饑荒的專著不同，我主要是紀錄個人、家庭在大饑荒中所經歷的飢餓、掙扎、悽苦、絕境。因為

沒有個人和家庭的記憶，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記憶。大饑荒的歷史不但要由學者、社會學家來寫，更要由那些最低層的、最卑微的農民來寫。因為人不是數字，不是百分比，是生命。

 

 我不是一個人來的，我帶來了<<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封面有五十名倖存者的照片，他們陪同我站在這裡見證。所以說，我全部所講的，是他們曾經講述給我的，我只是在傳達出他們的聲音。因為，他們的聲音被歷史遺忘了五十多年了，一直在中國歷史上空缺着。

 

 我的演講分四個部分：

 

一：我家五人餓死，三人逃荒

二：餓死十萬人的“通渭問題”

三：大饑荒中的人相食

四：甘、陝西逃荒婦女、兒童

 

 

             一：我家五人餓死，三人逃荒

 

 “我是個叫花子。”“我是個叫花子。” 我小時候常常聽母親這麼念叨，我並沒有在意。

 對於大饑荒，多年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僅僅有“三年自然災害”，這樣的說法，還有蘇聯逼迫我們還債，肉、蛋、大米、蘋果都讓蘇聯大鼻子吃掉了。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那些年餓死過人。況且，我向來是一個對政治和歷史毫無興趣的人。

 

    2010年，我讀到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先生的百萬字巨作<<墓碑>>，書中寫到：“1958年__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這個數字相當於1979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饑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亡人數的好幾倍。”這本書帶給我無比的震撼，我好像被炸得支離破碎。因為我從來不知道五十年前，中國曾經餓死了這麼多的人。如果3600萬具屍體堆放在一起，那是怎樣的屍山死海？觸目驚心？

 

   那三年真的有“自然災害”嗎？母親為什麼一輩子說自己是個叫花子呢？為什麼沒有糧食吃？這些人是怎麼餓死的？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有人說餓死過人？餓死的人僅僅是一個數字嗎？他們叫什麼名字？.......有很多很多的問號湧現出來，令我寢食難安，讓我需要我去找到答案。作為一個女兒，我想知道自己母親的過去。作為一個作家，我想知道一段歷史的真象。

 

 我一次次回到我的老家陝西省富平縣，一次次回到母親的故鄉甘肅省秦安縣，多次詢問我的母親、舅舅、老姑，村里90多歲的三婆、幾個本家舅舅。最後調查清楚，在這場大饑荒中，就僅僅我們一個家庭餓死了五口人，並有三個人從甘肅逃荒到陝西。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母親的家庭背景。解放前，她出生在一個比較富裕人家，家裡有一大院房子、上百畝田產，雇用多名長工。解放後，劃成分的時候，我外祖父牛富成被劃成富農成分。打土豪，分田地，所謂土改就是強奪豪去，沒收了田地不說，就是家裡的牲口、布匹、糧食都統統搜光搶光，一家人噤若寒蟬不敢支聲。僅僅土改全國槍斃了地主一百多萬人。

 

 地、富、反、壞、右，那就是階級敵人、四類分子。到了大躍進的時候，我母親一家七口就被從自己的大莊子裡攆出來，居無定所，今天住在別人家，明天住在學校。為拷陳糧、銀圓，我的外曾祖父牛福成、外祖父牛志恆就成了被開會、帶高帽子、批鬥的對象，被捆綁、吊在木頭柱子上，吊得我的曾外祖父口吐白沫，昏死過去。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大躍進年代，糧食的公購是很厲害的，農民一邊收，上面來人一邊拉。口號是：“寧可流血，不欠公糧。”“交不上糧，提頭來見。”農民們用鍋烤，用炕烤連夜交上公糧。因為虛報浮誇，每個村子都沒有留下口糧、種子、飼料。留給農民吃的麥衣、谷衣、野菜、樹皮等等。農民說：只有石頭和椽咽不下去，再的都能吃。

 

 我的外曾祖父牛富成已經是年近七十歲的人了，餓得實在沒有辦法，到處找吃的，找到一個別人扔掉不知多長時間的驢頭回來。看見的村里人就說：“這個驢頭不能吃，時間長了。”我外曾祖父就說：“能吃，能吃，裡面有腦髓哩。”他還曾問村裡的人家討野菜吃，人家給他一疙瘩，他三口兩口就吞下去，又要，人家就不給了，人家要自己吃。他餓得半夜實在睡不着覺，到地里偷了一棵白菜，還沒有吃上，被隊長根狗看見就是一頓拳打腳踢。最後，老人家連氣帶餓，一命嗚呼。省吃儉用一輩子，到頭來成了餓死鬼。

 

 我的外祖父牛志恆有一天餓的昏倒在村子裡，同村的牛耀乾看見，給他罐了一點湯，他又爬起來了。他個子大，又吃不上飯，人就病得很厲害，不能下炕。他死的那個晚上，我的母親記得非常清楚，她說：“那時候，人家不讓我們在家住，我們幾個人擠在一個小窯洞裡，平時，你爺爺總是把自己蓋得嚴嚴實實的。那天早晨，他的肩膀怎麼露在外面？我就奇怪了，用手一搖，人都硬硬的了。人半夜就死了。那天，還下了薄薄一層雪。”那時候是沒有吃的，還沒有燒的。外祖父在同村人牛志斌的幫助下草草掩埋，沒有木棺。那時候，沒有人來給你挖墳，人都餓得沒有力氣。

 

 我的外祖父餓死的時候年僅四十二歲。我問母親和舅舅：“爺爺死了。你哭了嗎？”他們說：“把人餓傻了，不知道哭，把人餓得沒有力氣哭。”常常，七天、八天食堂打不回來一碗麵湯，餓得母親、舅舅走不動路，就拿一點冰柱子蹲在門口唆，以維持生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

 

 我母親的妹妹名字叫牛佛黛，她像其他飢餓的孩子一樣，天天到地里挖野菜、苜蓿。死前的兩天，她還是到地里挖野菜，挖一根，吃一根，顧不上拿回家煮。看見她的老姑說，孩子屁股里一直都在流綠水，因為她很久都沒有吃上麵食了，腸胃裡留不住綠菜。臨終前，孩子產生幻覺，看着碗裡的苜蓿菜，她說：“這菜怎麼是紅的？”苜蓿菜是綠色的，孩子卻說是紅色的。最後，牛佛黛躺在炕上說口渴，我的母親和外婆就去外面泉上抬水，牛佛黛爬着要到缸邊喝口水，爬着爬着，栽倒在炕邊。我餓得動彈不了的舅舅就坐在炕邊看着，等外婆和母親回來，我佛黛姨就咽氣了。這個孩子只有十四歲。

 我問母親：“她是怎麼埋的？
我的母親說：“是我和我四爸抬出去的。”

 請大家想象一下，一個十五歲的姐姐抬着十四歲妹妹的屍體出去埋是什麼樣的場景？

 

   我的舅舅牛富貴和小舅舅牛祥娃天天到打麥場上撿麥粒吃，就是把麥草掀起來，撿一粒放進嘴裡，撿一粒放進嘴裡，可是就是麥草也早被村裡的孩子翻遍了。祥娃舅舅病在炕上，我外婆到處借糧食，總算借來一點雜麵，祥娃着急着去抓，我外婆就擋住了，一來害怕孩子吃多了漲死，二來讓他一個人一頓吃掉了，這一家子怎麼過活？等我外婆把湯燒好，祥娃已經咽不下去了，連一口湯也咽不下去了。牛祥娃死的時候只有八歲，他沒有墳，就扔在山溝里。

 

 我母親最小的妹妹，尚沒有起名字，因為我的外婆沒有奶水，孩子不足一歲上，也被餓死。也是扔出去就算了。外曾祖父、外祖父、小姨牛佛黛、小舅牛祥娃、小姨。我們一個家庭餓死了五口人，可謂巢傾卵覆家破人亡。

 

 我外婆是小腳，一個寡婦，帶領着兩個餓得時時待斃的孩子，怎麼活下去？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在走投無路之下，由人販子張廣祿的帶領，外婆、母親、舅舅走上了逃荒之路。他們身上沒有一分錢，一點乾糧，他們不認識字，辯不來東南西北，他們的命運全部在人販子手裡。我的小腳外婆，平時走路都困難，就那麼一步一步的翻山越嶺，從老家走到幾十里路外的南河川火車站。是什麼力量讓外婆能掙扎着走出來，我想，她唯一的精神的支撐就是要帶着這一對兒女走出去，活下來。因為如果不走，他們唯一的路___就是餓死。

 

  逃荒到陝西，外婆改嫁給一個男人，他們三個人算是活了下來。我外婆一輩子貧血、頭昏、身體很單薄。我的母親因為長期的飢餓，身體發育遲緩，到二十歲了才來月經。我的舅舅餓得不長個子，一個男人才到我的肩頭。(我希望有專家研究研究大饑荒後遺症。)

 去年，我問母親：“你恨人販子嗎？”

母親說：“不恨，恨人家幹什麼，咱是為逃活命哩。”母親以前從不對我說這些事情，她覺得很丟人。

 

 最初，我覺得大饑荒是他們的大饑荒，和我沒有關係。有那麼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父親是陝西的農民，我的母親是甘肅逃荒來的姑娘，我是典型的甘、陝逃荒婚姻的孩子，我是他們的後代。我就是這場大饑荒的一個證明。這與生俱來的身份證，是我永遠無法消退的烙印。

 

 我要說明的是，我母親一家的遭遇並不特殊，並不傳奇。五位親人只是餓亡的三千六百萬人中的幾位，我家族的苦難只是中國農民慘烈經歷中平常的一部分。我只是千千萬萬大饑荒倖存者後代中的一個。

 

 

 

 

 

          餓死十萬人的“通渭問題”。

有糧不敢自己用，夜晚舉炊犯疑嫌。推磨唯恐磨子響，煮食又怕灶冒煙。

超英趕美百姓苦，挖來野菜無鍋煮。停屍冷炕裝病漢，只為多打食堂飯。

2011年，我第一次來到通渭，在城關鎮一戶農家看到一首打油詩，順手抄下這幾句。

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暴露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一九六五年通渭縣的報告《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寫到：“全縣人口死亡六萬零二百一十人，死絕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戶，一千二百二十一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這個數字是縮小了的。當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出現數千期多起人吃人案件。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薜荔人遺失，萬戶蕭瑟鬼唱歌。”

 這幾年，我曾經四次到渭縣採訪，走訪過城關鎮、雞川鎮、隴陽鎮、碧玉鄉、馬營鄉幾個地方。在村子裡、田地里、路邊，隨便和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搭話詢問，他們都會滔滔不絕的對我講述過去挨餓的經歷。他們中有九旬耄耋老人，也有六十出頭的倖存者。當時，通渭縣是甘肅省的紅旗縣，縣長席道窿參加過中共八大會議。聽老人們說當年大搜查的時候，那些幹部、積極分子排着隊，打着紅旗倒各村各戶，用鐵棍子到處扎，地下、牆上、糞堆里、麥衣里、酸菜缸、做飯的灶火里都扎都搜，就是一包炒麵、一個洋芋也被拿走。大兵團到各家各戶搜糧，翻箱倒櫃、挖地三尺，砸炕撅灶，如果一個炕洞裡發現糧食，就挖全村人的炕，農民稱之為“土匪團”。他們把沒有糧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隊的勞改隊勞改，辱罵拷打，其中一種刑罰就是“炒豆子”，眾人把一個人掀過來，推過去，直到摔死。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勞改隊，就是餓死在勞改隊。那時，公社、大隊都有自己的勞改隊，可以任意對社員打、吊、潑、跪、扣飯等等刑罰懲處。

 到了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整日勞動的農民家無顆糧。大食堂給的一點湯水清得能照見月亮、星星，和自己的臉。因為沒有糧食，大食堂也紛紛關閉，農民回到家裡連燒湯的鍋都沒有，都被拿去砸碎大煉了鋼鐵。許多村子一到晚上，隊長就帶人給家家戶戶上鎖、貼封條，白天幹活再放出來，農民成了會說話的牲口。更是不允許已經餓的奄奄一息的村人掐谷扭穗偷吃活命。更不允許農民出門逃荒，如果被抓住逮住，就是一頓暴打。五九年底至六零年春，整個通渭四、五十天沒有一點糧食，草根、樹皮都被飢餓的人們挖光了。人們連枕頭裡的喬麥皮都燒成灰燒湯喝，包穀芯磨出來面燒湯喝，剝下榆樹皮吃，能吃不能吃的東西都往肚子裡填。各鄉各村開始大批的餓死人，有些村子餓死一半人，有的家餓得關門絕戶，那時候是不允許說餓死人，只能說病死的。如果誰說餓死人，就是反革命。埋死人叫“打掃衛生。”我第一次去通渭見到一位老人，他說：“我當時是隊長，天天用馬車拉死人埋。我不拉誰拉？人都餓得沒有力氣了。”有些家庭，活人和死人睡在一個炕上，因為活着的人餓得下不了炕，沒有力氣埋死人。

 我兩次採訪苟堡鄉七十四歲的苟應福老人。第一次是一個雨天，他們兩口子坐在破被爛褥的土炕上和我聊。老人說：“我們一家子餓死完了，就活下我一個”我細問餓死的人是誰？名字？多大年紀時，老人一一回憶起來。我就詳細紀錄，他們是：

苟振德，男，四十八歲，苟應福三爸爸。

王菊蓮，女，四十多歲，苟振德之妻。

苟根來，男，十四歲，苟振德的長子。

苟xx，男，十二歲，苟振德的二子。

苟xx，女，年紀不詳，苟振德大女兒。

苟xx，女，年紀不詳，苟振德二女兒。

苟xx，女，二、三歲，苟振德三女兒。 (這一家七口人關門絕戶，沒有活下一個人)

苟振武，男，五十歲，苟應福二爸爸。

劉娥，女，五十歲，苟振武的老婆。?

苟xx，男，七、八歲，苟振武之子。

苟xx，男，五、六歲，苟振武之子 。(這一家餓死四口人，關門絕戶。)

苟振興，男，五十五歲，苟應福父親。

牛中娥，女，五十五歲，苟應福母親。

苟應斗，男，三十四歲，苟應福的大哥。

苟xx，女，四、五歲，苟應斗大女兒。

苟xx，女，二、三歲，苟應斗小女兒。

  掐指一算，苟應富老人一家就餓死了十六個親人，他的妻子牛彩雲家也餓死了三位親人，令人髮指。如果一家十六具屍屍體擺放在一起，會是怎麼樣的畫面？他自己沒有被餓死，是因為他當時被抽掉去了“共產主義的宏偉工程，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的洮河工程上當民工，逃過一劫。但是也餓的頭髮脫光了。我整理出<<全家死光>>這篇口述，收集在我的書裡。

我就問：“有沒有人來調查過你們家餓死多少人？”

苟應福說：“沒有。”

我又問：“沒有人來記錄過？

苟應副老人說：“沒有，從來沒有人管，死了就死了。就過去了嘛。”令我非常難過的是當他們夫妻回憶往事的時候，沒有任何憤怒、悲傷、指責、疑問，唯一有的就是無奈、嘆氣，還有麻木。讓我非常心疼。苟應福老人於2014年2月去世，但是他的見證留在這個世界上。

  苟堡村七十四歲的苟祥子說：“我的弟弟、妹子都是餓死的。娃娃一死，我抱出去就扔了。我看見村邊水溝里都是死娃娃，扔滿了。那時間，一家子餓死一半人是正常的。“回憶起這些悲慘往事的時候，苟祥子難過得滿眼含淚，令我很自責。苟祥子的妻子楊巧香那時才十四、五歲，餓死了父母親，就被苟祥子領來成親，為了吃飯，為了活下去。

   同村八十九歲的老奶奶王彩林餓死兩個女兒，還有公公，因為交不出糧食，她被關在勞改隊，挨打受罵。她靠偷吃豬食活了下來。五十年過去了，老人吃完飯，還是習慣把碗舔得乾乾淨淨。這個饑荒年間留下的動作讓我看著觸目驚心，心痛不已。真是吃飯舔碗，通渭特產。她的丈夫苟興華曾經在洮河工程上當中醫，他回憶到：“在洮河上餓死的人不計其數，人從會川那裡走過，味道臭得不能聞。”老人把自己的大兒子苟世安帶到身邊，一個雜糧饃饃父子分兩半吃，算是留下了兒子的性命。說起大饑荒的原因，老人說：“那是人造成的。”

 原通渭縣團幹部周成傑告訴我：“好多人就跑到縣委門口，以為能要點糧食吃，但是縣委也沒有糧食。每天早晨都有幾人餓死、凍死在縣委門口，拉出去埋了，第二天又是幾個。那時候，通渭的各村都有人吃人的，人餓瘋了嘛。”

 一個原有二十八萬人的縣，餓死了將近十萬人，人們吃樹皮、草根、野菜、有些人中毒死亡，有些人自殺、，飢餓的人們吃老鼠，有些人被打死，幾乎村村都有人吃人的事件發生，也有殺自己孩子吃，殺路人吃的案件發生。秦安縣一名身體比較肥胖的老師楊衛正到通渭縣牛坡被人殺食。

 通渭餓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最初也稱為“通渭事件”，最後認為事件太嚴重了，修改為“通渭問題”。如今，通渭縣是中國書畫之鄉，但是老年人們說：“我們通渭在全國都有名氣，就是因為那時間餓死的人多。”

 

 

            大饑荒中的人相食

  人相食是指人吃人。人在極端飢餓的情況下，吃食同類的身體以維持自己的生命。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62年初夏，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饑荒過後這麼對毛澤東說，令龍顏大怒，被後來的文革迫害致死。都到了國家主席承認、驚慌、不安的程度，可見大饑荒中的人相食到了何種地步？近年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人吃人的絕密文件也暴光出來，什麼地方、誰吃誰、怎麼吃的、紀錄的非常詳細，在谷歌上就能找到。

  今年五月，我專程去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調研，那裡大多數為回民，信仰伊斯蘭教。民風樸實，待人熱情。我來到和政縣卜家莊吊灣村，七十八歲的馬法土買對我說：“在三十里舖，我的娘家，一個阿娘吃了個人家五個人。我親眼看見的。先是兩個兒子餓死了，她吃上了，她的老漢，就是男人餓死了，她也剁着吃上了。後來她餓的沒有辦法，就攆自己的小丫頭，小丫頭也跑不動，她自己也跑不動，最後還是把丫頭剁死了。那家裡地上、牆上、炕上都是血。她把丫頭就吃上了。我們去地里背糞，看見地上都是骨頭，丫頭的頭髮掛在牆上，我們就給埋了，這是我們回族的習俗。”我問馬法土買這個阿娘活下來沒有，她說：“她後來到食堂去打飯，食堂的人罵‘你滾遠些，把你吃過人肉的碗拿遠些。髒死了。’她哭她求，人家還是不給，這個阿娘最後還是餓死了。”這個阿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最後還是餓死了。

 

   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十七歲的馬希武，當過隊裡的會計，比較有文化，當年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他說：“我們這個自然村本來有400多人，餓死了200多，一半還多。吃人的事情有，誰吃的，叫個啥我都知道。那是人餓的沒有辦法，白天埋了死人，晚上偷偷挖回來，煮上就吃了。吃人的一個叫馬應海，還把剁碎的死人肉放在缸里，他再也沒有地方可藏。因為懷裡揣了一個娃娃胳膊掉下來，被村裡的人好好打了一頓。還有一個吃了人肉的叫馬胡塞尼。”我很委婉地問：“你們回族人有沒有吃人的傳統？比如藥補？迷信？”馬希武說：“沒有，沒有，就是因為餓，他不吃他就要死。”

   但是由於當時嚴控的政治環境，人吃人被說成是“特殊案件”、“破壞屍體”、“階級報復”等。更多的人相食事件並沒有報案、記錄。我所調查、記錄的大部分是吃餓死的人，也有殺了活人吃肉的案件。但是他們吃人的唯一原因：饑餓難耐，人肉成了他們能多活幾天唯一能找到的“食物”。

 

 在通渭縣任何一個村子，如果你遇到一個老人，他都會見證這個村子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今年在通渭縣城，我和一位名字叫雷英花的老人聊起來，她今年73歲了，老家在通渭縣北城鄉，家裡餓死了幾個人。她對我說：“我的妹妹餓死了，我背出去扔掉了。我的妹妹才七、八歲。吃人的人，我們村里就有兩家，有一個男娃娃天天就在山溝里找死娃娃，找到了就背回去，給他一家子人吃。有一天，我看見他背了個死娃娃上山，我就攆着去打。用石頭打，那個娃娃扔下死娃娃就跑了。”我問她為什麼打。這個婦女說：“因為他背過我的妹妹，我的妹妹讓他一家子吃上了，我看見的，所以我恨他，我就打着不讓他背其他娃娃。那一家子人就是靠吃人肉活下來的。”那個婦女說，饑荒過後，她再也不想回家了。

 一個年幼的孩子背着另外一個孩子的屍體，就像背着柴火野菜一樣，他承擔着給一家人尋找食物的重責。我不知道，這個孩子還活着沒有，更不知道，他的一生是怎麼度過的，心理上遭受着什麼樣的折磨。

 

 在通渭縣雞川鄉苟堡，八十歲老人謝振翼說大饑荒中他家餓死了兩個兒子，他看見六個死人在他家莊子邊上。我問人吃人的事情，老人說：“我看見過人肉。”我大吃一驚，詢問他細節，他說：“那個時候，人都餓瘋了，把溝里的死人拉回來，剁成塊塊子煮上吃。被上面來的公社幹部溫受致發現了，就生氣的倒到溝里去了。誰知道，到了晚上，同村飢餓的飼養員牛宗代到溝里又把肉撿回來，飽食一頓後撐死。這位沒有撐死的叫牛宗祥，因為吃了人肉，渾身發燒，就把自己泡在水缸里降溫，後來吃了幾副中藥後才好了。”這位謝家老人說：“我跟上這個公社幹部去，我看見人肉和豬肉一樣，皮上的毛孔都看得見，看見害怕得恨。還有些人，割來人肉煮熟了賣，掙兩個錢，給家裡人買糧食，混口。”

 

 在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彎村，我遇到農婦王碎狗，她今年68歲。大饑荒的時候只有十二三歲，她家餓死了八口人，小女孩也是餓得成天在地里挖草根吃。她說：“把人餓得什麼都不曉得了，我還吭過人骨頭呢，我在地里挖野菜，挖出來一條人腿就啃，上面都沒有肉了，只有干皮，也沒有紅顏色了。”她的妹妹就喊叫：“你把高高大都吃上了。”這個被吃的是他們同村的一個老人。但是，令我驚訝的是說自己吃過人肉的時候，她沒有任何隱晦、不安、歉疚，或者說控訴、憤慨。就是當笑話一樣講出來的。我無意指責她，但是，人肉是不是吃了就吃了，就過去了？又是誰逼迫一個小女孩吃死人肉呢？

 

    人吃人現象在甘肅省的重災縣通渭、秦安、臨夏並不是個別現象。我的採訪中，很多老人都親眼目睹有人在大路上、田間刮割死人肉，拿回家充饑解餓。有兩位老人更是回憶到，因為當時吃死人肉太多，幹部們把死人肉端到會場上，教育社員們不要再吃死人肉了。八十二歲的通渭縣農民染月花說：“有人把人肉醃了幾缸，準備度荒，都成黑色的了。”上店村86歲的老人劉基德說：“我這個村里，一個女人吃自己的娃娃，吃一口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咬一口又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這個村子，一個母親找來三個人腦髓，煮熟了給自己的孩子吃，讓孩子活下來。

 

    三、四年，我所採訪的250多人中，有上百人見證了人吃人現象，這是怎樣的比例？

和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人相食”不同，這是在沒有戰亂和天災的和平年代發生的大規模的人吃人現象。飢餓使人性淪喪，飢餓使人變成野獸。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幸地生活在那個年代，或許就是一個吃人的人，或許就是一個被人吃掉的人。此時，我能聽見那些被人吃掉的人在同類食道里、腸胃裡呻吟着、嗚鳴的着。在問：是誰吃了我？為什麼吃我？

這是一個人相食的時代。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

以前人家問我哪裡人，我說是陝西人。今天問我，我會說是陝西人，也是甘肅人。

今天，有“陝甘一家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這些民間說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幾年之內，從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隴西等地縣有八萬到十萬的婦女逃荒要飯到陝西的寶雞、武功、興平等地，和當地的男人同居。她們當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餓死了，沒有辦法生活，帶著年幼的孩子出門找活路。有些是已經嫁人，但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男不保女，讓兒子吃，餓死媳婦去。”女人被餓得跑出來。也有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父母沒有辦法，對她們說“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來一條活命。在家就餓死了。”於是，很多婦女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或者成群結隊的扒火車、扒煤車、扒油罐車來到當時條件相對好一點的陝西省，她們唯一的出路，嫁給當地男人生存下來。

  “咱出門是為娃娃的。”這些逃荒婦女大多領着兩、三個娃娃，有些全部領上，有些留一個在老家，他們大多數是小腳，沒有出過門，就有人犯子帶領下，來到陝西，跟上一個男人。就像陝西本地人說的，如果是條件好的家庭，一般不願意找甘肅來的婦女，找甘肅婦女的大多是年紀大的、有殘疾的、相貌醜陋的，尤其是家裡窮的找不起媳婦的。一般不用花費什麼錢，“白撿”一個媳婦。但是這些陝西男人對待逃荒的婦女、所帶來的娃娃大部分都很好，讓他們有一個能避雨的家。

 

 現年七十七歲，落戶在戶縣的王秀英老人說：“我那時候已經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給吃的，把一個兒子餓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個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編了個謊‘放開手，媽媽給你要饃去。’就抱上一個剛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歲的娃娃往陝西跑。路上過了三次河，有一次河水大得很，我把娃娃頂在頭上，河水把我沖了一丈多遠，幸虧被一個大石頭擋住了，不然就沒有命了。”但是，在當時嚴控的政策下，這些因為饑餓不得不逃荒乞討的婦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車上趕下來，被強制收容、遣返，有些人就餓死、凍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見有些人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有兩個、三個人死了，被抬出去。王秀英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她是沒有辦法，回去還是餓死。被收容後的王秀英，被派去幹活，不然連一碗熱湯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來，放在草地上的女兒已經餓死了。她祈求看門老漢給扔掉，老漢不願意，說是一條人命。沒辦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兒抱出去扔到麥地裡。

 來到陝西戶縣，媒人一連給王秀英介紹了三個瞎子，王秀英氣的大罵：”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最後她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男人，住在廟裡，連一床被子都沒有，算是在陝西生活下來，生育了四個兒女。

 逃荒婦女中有相當比例的年輕女子，十七、八歲，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讓父母、兄弟姐妹多吃一口，就自己出門逃荒。那時間，因為甘肅來陝西逃荒的女人多，她們一下火車，火車站就有一排來領媳婦的小伙子、老漢。看上那個就和那個搭話。如果合適，就領上回家了。19歲的李春花說，她下了火車，小伙子陳志創領他吃了一頓飯，花了五毛錢，她就跟上回家了，這樣兩個人就過活了一輩子。我問她，你當時願意嗎？李春花說：“我願意嘛，那是三九天寒天，要凍死我呀。”這就是逃荒婚姻，女人走投無路，一個饃饃，環一個媳婦。

 

 令人心痛的是，在這些逃荒群體中，還有一些是未成年的兒童、少年，不是跟隨母親逃荒，而是為了活命，獨自逃荒，年紀在8歲___16歲之間。張千虎、張纏虎，逃荒的時候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先是他們的父親將十四歲的姐姐張玉蘭帶到陝西，換了幾斤包穀回來，說人家陝西能吃飽後，他們兄弟兩個人步行了幾十里，爬上火車，半路上被抓獲、收容了好幾次後，乞討、小偷小摸來到陝西，白天要飯，晚上睡在麥草堆里。兄弟兩個挨家挨戶的問：“你們誰願意收留我？我給你們當個兒子，只要能給我吃飽。”小纏虎就被一戶人家收留下，現在在周至縣的東大堅村。千虎因為年紀大，沒有人要，才十二歲的他就想自殺，他先是爬鐵軌，可是當火車轟隆隆開過來的時候，他卻本能地滾過去了，沒有軋死。他又上山，想讓狼吃了，可是躺了幾天，狼還不吃，又沒有死成。後來，餓得咽咽一息的他躺在寶雞火車站，有一個婦女給他吃了三個包穀麵餅子，將他收留，他為這家的兩位老人養老送終，二十多年後才再一次回到老家甘肅秦安縣。現在張千虎叫呂志強，張纏虎叫郭張孝。

 

 因為甘肅逃荒來陝西的婦女人數太多，造成兩省糾紛。一九六二年，甘肅和陝西雙方在陝西西安開會，制定出《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把一些留陝婦女遣送回原籍甘肅，有兩萬多婦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夫妻分離，母子分離，又是一次血肉模糊的傷害。

   陝甘一家親是用血、淚、生命凝集在一起的，許多老人再也沒有能力、機會回到自己的老家甘肅看一看，就客死它鄉。更多的逃荒婦女害怕被村里人、兒女嘲笑、歧視，對自己的逃荒經歷閉口不談。但是，當我坐下來，面對面、手拉手談的時候，她們什麼都說，一邊說一邊哭，因為這個傷口從來就沒有癒合。

 我採訪過七十多位甘、陝逃荒者，已經整理出<<尋找逃荒婦女娃娃>>，會很快出版，是目前唯一一部這個題材的專著。

 

                          結    語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說，中國知識分子應當反省一個問題，大饑荒、大躍進中死亡的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文化的農民，比起反右、文革，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把大饑荒看得那麼重要，沒有留下這麼多死亡人數的相應文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直至今天，人們知道希特勒的猶太人死亡集中營，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半個世紀前中國有三千六百萬農民被活活餓死？這些苦難，他們在五十多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膛，從沒有人去打問去傾聽去紀錄。

 今天，我站在哈佛燕京的講台上演講，我知道，我的外曾祖父、外祖父、佛黛姨、祥娃舅、小姨聽見了我的見證！

 我知道，那些死不瞑目的飢魂餓鬼聽見了我的見證。那些一輩壓在社會最低層、沒有話語權的倖存者聽見了我的見證！

 我是一個農民的女兒，我和這些受苦受難的人血肉相連，我沒有權利沉默。我是這場大饑荒受難者、倖存者的後代，我要永無停止的寫下去、講下去。

   沒有真相，何言真理？最真實的記錄苦難，這是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道德和勇氣。<<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不是一本書，是餓亡者的累累屍骨，是倖存者的血海淚河，是活人餓鬼的控訴和悲鳴。是餓亡者的文字墓園，願他們能夠安息。

 再次感謝大家。

 

                                201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