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法广

播放日期 Sunday, February 22, 2015

法广：高伐林先生，你曾介绍过美国华裔女作家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她这本新著，将焦距集中在逃荒的妇女和儿童身上了？
高伐林：是的，依娃本人的母亲就要饭逃荒，原来生活在甘肃秦安县，被人贩子带着来到陕西富平嫁了人——那里也是习仲勋和习近平的家乡。

依娃1993年随丈夫来到美国定居。她一直不了解母亲的悲惨身世，也不了解她出生之前的大饥荒惨烈的程度。直到她过了“不惑之年”，才在回国探亲时从母亲 那里了解了血泪往事，得知她自己的外祖父、两个姨和一个舅舅——母亲的三个弟妹，都是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饿死的。她的外祖母、母亲和当时还年幼 的舅舅，因为逃荒才活下来。

依娃一篇篇地写她了解到的家人和亲属们的惨痛经历，才得知，像她家人这样的相当普遍：很大一批妇女和儿童，在大饥荒中从甘肃漂泊到陕西。

法广：为什么从甘肃逃荒到陕西？当时甘肃比陕西灾情更严重？

高伐林：灾情不是主要因素。依娃在书中写道：主要原因是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首的省里的权力者，在粮食问题上大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 上报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量要达到270亿斤，结果实际产量比1958年的80亿斤还少，然 而，征购任务都完成得“很好”，甘肃省在中央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没有了，农村的饥荒马 上就开始了。而陕西，各级官员也有浮夸虚报，却没有甘肃那样疯狂。

法广：妇女逃荒严重到什么程度？

高伐林：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1963年，陕西省就有五万多甘肃籍妇女流入。甘肃天水专区十几个县，五年间外流妇女3万6千多人，到1963年10 月底未返乡的妇女有8432人，其中流入陕西8321人，占流入外省人数的98％，其它流入宁夏、新疆、青海的微乎其微。根据漳县双个公社的摸底，到 1962年9月底为止，有493个妇女在外地，其中流到陕西的有410人。

法广：当时交通不发达，农村妇女文化有限，是怎么流落到千里之外的陕西的呢？

高伐林：其中近一半是人贩子带领贩卖的。人贩子带出来，给找好男家，直接送到，从中获得一些钱财或粮食；也有一部分是由自己的家人带领来的。当父亲的把女 儿给到一个陕西人家，换些包谷豆子拿回甘肃，救家里人的命。当姑姑的、姨姨的自己先被人贩子领来落下脚，熟悉情况后，就回娘家带出来自己的侄女、外甥女， 介绍给陕西这边熟悉的亲戚、村民。还有一些，家在铁路沿线的农村女子饿得自己扒油罐车、煤车跑来陕西，两眼一抹黑，是沟是崖也往下跳——留在家里就要被饿 死。有些人一下火车，在火车站就被来找媳妇的当地男人带回家；有些年轻女子下了车，走村串户要饭，被有儿子的人家收留下当媳妇。

法广：这些妇女逃荒到陕西，有什么具体的原由吗？
高伐林：依娃说：甘肃妇女逃荒有几种情况：第一种，丈夫病饿而死，她们孤寡无助，不逃没有活路；其次，丈夫虽健在，但家中无粮，娘家也自顾不暇，于是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还有相当一批数量的未婚女子，家里在饥荒中首先要保男丁，只能任女孩自生自灭。

最惨的是那些逃荒儿童。多数跟随逃荒的母亲而来，母亲跟了陕西男人，他们也就成了陕西“娃”，后父养活。也有父母被饿死的孤儿，扒火车来到陕西边流浪边乞讨，最后找到人家愿收留当儿子、当童养媳，改名换姓活下来。

法广：当时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交易？

高伐林：是非常悲惨的市场交易。依娃得知，一个甘肃逃荒妇女到陕西安顿下来的价格，一般是50元到100元，或者几十斤包谷。往往有这种情况：这些妇女的 父亲兄长甚至丈夫，带领她出来，挨家挨户问有谁愿收留她。他们不敢多要，陕西人的口粮也不富余，是你求人，你开价高了，人家就不要这个媳妇了。依娃书中写 了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馍一个媳妇，谁给吃的就跟谁。当时只有19岁的李春花说：“下了火车，就有在火车站等女子的人，他领我到食堂，给买了个馍，就花了一 块钱，吃了，我就跟回来了。”甚至还有一分钱都没有花，白捡了个媳妇的。

法广：这些妇女儿童如何看待当年的这番痛苦经历？

高伐林：依娃的寻访对象，年纪最大的是86岁，逃荒时三十四、五岁。现在60出头的，当时还是小孩，只能记得逃荒到陕西落脚的大致过程，但是对人贩子怎么交易，就不知道了。
依娃说，在做调研之前总认为：不管怎么说，逃荒总比饿死强——起码重新有了家庭、有了后代。但当她与她们促膝交谈，揭开她们内心血肉模糊的伤疤，看她们多 少次哭得说不下去，依娃才知道，自己错了，逃荒之后艰难的“活着”充满了痛苦：眼看着家人饿死，自己身无分文、没有行李、不识一字，流落到人生地不熟、语 言也不通的陕西，求人收留。这种痛苦和屈辱本身就不堪回首。多少年来，他们还要忍受和甘肃家人、甚至自己幼儿离别的痛苦；其中部分妇女婚姻很不幸福，遭受 家庭暴力；有的甘、陕两边都有丈夫和孩子，心灵两下撕扯更难忍受。后来当局说她们是“非法婚姻”动员遣返，于是又是新一轮骨肉分离。

法广：这样的调研，难度极大。为什么依娃要单枪匹马地坚持下来呢？

高伐林：依娃告诉我，她是逃荒者的后代，她感到对这些人有一份道义上的责任。这些逃荒的妇女儿童，大半辈子只能将这些血泪往事封死在心里，没人倾听，没人理会。依娃决心替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妇女儿童发出声音来，给毛泽东时代做出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