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一)

—— 从版本研究和考据方法简论胡适早知“甲戌本”必伪

陈林  2013年11月9日 12:48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言。近30年来，胡适在中国大陆学界也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北京大学如今有以老校长胡适冠名的学术论坛，民间也有自发的胡适研究会。在今天大陆的互联网上，大家也不难发现胡适受到年轻人热烈追捧的现象。

（由于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学终于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

胡适有一项最大的成果，是其红楼梦研究，他是以“科学考据”为旗帜的“新红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著名论断“《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和“高鹗续作后40回”对百年“红学”乃至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余英时对胡适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写道：

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

（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原载197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期。）

前人对胡适“新红学”的实质研究得很不够，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对《红楼梦》本身研究得不透彻。由于前人并不知道现存12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生于1706年的曹頫，不知道一切“脂砚斋评本”和“程乙本”都是后人伪造的假古籍，不知道“程甲本”《红楼梦》才是曹頫原著《石头记》唯一传世的原本和真本，才会对胡适的成就做出错误的评判。

胡适虽然对“科学考据”的原则和方法论述得头头是道十分在理，但细究其“红学”考据实践，却没有任何一条结论的论证丝毫符合其高调宣扬的考据原则方法。胡适赖以立论的重要证据材料，由他首先撰文极力推崇的“脂砚斋评本”“甲戌本”和“庚辰本”，是两部彻头彻尾的假古籍；而种种事实表明，胡适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了个人利益至死都未公开真相，反而不断论述这两部假古籍的“重要价值”。

胡适的不诚实，不止在《红楼梦》上。1917年5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参加博士答辩，当时并未通过，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是，胡适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却是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北大讲坛上的。1919年2月，胡适这部未通过答辩的论文经过修改，改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五十年代，胡适的“小伙伴”唐德刚委婉问及“博士问题”，胡适尴尬苦笑，虽吞吞吐吐向唐说明原委，但从未向公众交待。“博士问题”直到胡适去世15年后才闹得沸沸扬扬，大开笔战，有人作《西江月》词讽刺胡适“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有人则抨击他“难免有‘欺世盗名’十年之罪”。（参见沈卫威著：《胡适传》。）

胡适在“甲戌本”问题上的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也曾引起过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但追究并不深入。从现在开始，我要敦请大家一起来对胡适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做一番梳理考察，分析胡适为何一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考察“胡适确知‘甲戌本’必伪”，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第一，在接触“甲戌本”之前，胡适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情况；第二，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他个人的研究实践情况。

关于第一个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适早年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是否为他确信“甲戌本”为真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甲戌本”的出现是否调整甚至推翻了胡适对《红楼梦》版本既有的认知，其合理性在哪里。

关于第二个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适早年对“甲戌本”的研究是否实践了他的学术方法论，胡适的学术方法论能否为他确信“甲戌本”为真提供坚定的支持。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对“甲戌本”的伪劣性质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可以使我们对胡适长期“垄断”“甲戌本”的动机缘由有切实的把握。以下详细论述之。

胡适从少年时代起就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至1910年，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曾写有题名《藏晖室笔记》的读书札记，其中就有对《红楼梦》的阅读思考。在《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的第一篇札记中，胡适写道：

《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编（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

（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66～67页。）

胡适称“今本”《红楼梦》中没有“胡老明公”四个字，这是不对的。程甲本和以此程甲本为底本刻印的“今本”《红楼梦》第16回都明明白白地写到大观园“全亏一个胡老名公，号山子野，一一筹画起造”。胡适后来在美国留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于1911年4月10日在该页札记上写了一条眉注：“书中提起‘胡老明公’，此误也。”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当年读到的“今本”《红楼梦》究竟是哪个版本呢？根据其札记中提到第69回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来判断，胡适读到的这个“今本”《红楼梦》极有可能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三家评本”）或其翻印本。

第69回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本是“太平闲人”张新之的批语。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出版，这是“护花主人”王希廉（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的三家合评本。这个《金玉缘》刊本极为流行，直到清末已有五六种之多，甚至民国以后仍然继续流传。《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评语是以张新之的评点为主，再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评点文字加以编排整理的。王、姚没有文中双行夹批，书中所有的夹批都是张新之的评点文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2月出版了“三家评本”《红楼梦》，第69回正文“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之下有夹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名公而已，正是卷包逃走之意，当与‘虎狼药’回评语参看方得”（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141页）。

由此可见，胡适读到的“今本”《红楼梦》，应该是清末出版的某一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刊本，如以下版本：

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石印本；

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石印本；

光绪十五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求不负斋石印本。

1921年3月，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在此前后，胡适对《红楼梦》多个版本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从胡适的论述来看，除其自藏的所谓“程乙本”之外，胡适最熟悉的版本之一就是他从少年时期开始阅读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这个“三家合评本”。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中写道：

现在我们可以研究《红楼梦》的“本子”问题。现今市上通行的《红楼梦》虽有无数版本，然细细考校去，除了有正书局一本外，都是从一种底本出来的。这种底本是乾隆末年间程伟元的百二十回全本，我们叫他做“程本”。

（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3页。）

在《红楼梦考证（初稿）》文末的“附注一”中，胡适又写道：

我说现今市上的许多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都是从一个本子出来的。我且举一个有趣的例。一百二十回的末段，各本都作：

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

说到辛酸泪，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我的程排本（按，指胡适自藏的“程乙本”）于“为作者缘起之言”的下面，有“更进一竿云”五字，这句的意思才才完整。这四句诗是对着第一回曹雪芹题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的，故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若无“更进一竿”等字，这句话就不通了。今查各本于“缘起之言”的下面，有小字夹注的评语“转一竿头，似用禅语，到底骗人”十二个字。大概“转一竿头”四字是当日一种本子的正文，偶因篇幅的关系，误排作双行，后来遂与后加的评语八字并作一条夹评；后来各种翻本因讹传讹，都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因此可见各本都同出一源。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9页。）

胡适在文中提到的夹评“转一竿头，似用禅语，到底骗人”十二个字，最接近于《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第120回正文“为作者缘起之言”之后张新之的夹评：“转一竿头，仍用释语，到底瞒人。”（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985页。）

胡适最熟悉的另一个版本是上海狄葆贤的有正书局于1911年和1912年出版的《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即“戚序本”、“有正本”）。这个版本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于民国九年（1920年）12月13日晚快邮寄送给胡适的，胡适读到“戚本”应在此后不久。汪孟邹寄这个本子给胡适，是为了请胡适给亚东图书馆计划出版的新标点版《红楼梦》作序。胡适后来作成的序，就是《红楼梦考证（初稿）》，发表于1921年5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初排本《红楼梦》。

1927年7月，胡适“重价”买下“甲戌本”之后，他就是用自己最熟悉的“程乙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以及“戚序本”来对比研究“甲戌本”的。举例来说，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比较了在叙述第13回秦可卿之死时四种本子正文的异同，如：

程乙本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

戚序本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叹，都有些伤心。

“坊间普通本子有一种却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

“脂本（按，指‘甲戌本’）正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

（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9～230页。）

胡适上文中谈到的一种“坊间普通本子”应指的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因为《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正文此处正是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94页）。胡适在后文又引“翻王刻本”的正文，如“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来了”（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44页），而《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正文亦如此（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30页）。《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正文校改自1832年双清仙馆刊行的王希廉评点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的正文，综合胡适引用的批语和正文情况来看，胡适所说的“翻王刻本”肯定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

以上是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红楼梦》版本了解熟悉的基本情况。

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评点本”有一个合乎事实和逻辑情理的判断，即认为“评点本”都是在“程甲本”之后“晚出”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写道：

此外，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红楼梦》，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们可叫他做“戚本”。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国初抄本《红楼梦》”，又在首页题着“原本《红楼梦》”。那“国初抄本”四个字自然是大笑话。那“原本”两字也不妥当。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抄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见已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两种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后，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见。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展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当价值，正不必假托“国初抄本”。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4页。）

又如，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开篇即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1页。）

以上是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基于对《红楼梦》多个版本的了解和熟悉，对“评点本”基本性质的明确判断。那么，胡适这种看起来合情合理的判断，为什么在“看了一遍”“甲戌本”之后就迅速被颠覆瓦解了呢？“甲戌本”究竟向胡适提供了什么有力的“反证”？从胡适的学术方法论来考察，“甲戌本”提供的“反证”是否经得起长久的考验？

大家知道，胡适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著名的八个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要说起如何“小心求证”，大多数人却未必了解胡适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述。

自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以来，终其一生，胡适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相当的自觉和特别的强调。对于他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和《水经注》研究，胡适总是颇为得意地拿这些成果当作他所提倡的方法论的最佳范例。

1920年10月，梁启超“应胡适的要求”，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一篇总结了乾嘉“正统派之学风”的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就是要求每一个论点都必须得到切实可靠的证据的支持和验证。

早在上海求学的少年时代，胡适就深为梁启超“别有一种魔力”的文章所折服，“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参见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版，第42页），此后一生的思想和事业都受到梁启超的重大影响。梁启超所标举的“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就被胡适反复强调，系统论述。

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中，胡适提出必须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来做《红楼梦》研究。这实际上就是“摈弃臆度”和“必凭证据”的方法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应用。胡适写道：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页。）

1924年2月8日，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提出要审查“证据”的可靠性，要对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对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严刻的评判”。胡适写道：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86页。）

这一论述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就是对版本和材料的“可靠性”进行考察。

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文选》，胡适为《文选》写了一篇题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自序。在这篇自序中，胡适很得意地谈到了他的“方法论”和实践例证。胡适写道：

《古史讨论》一篇（按，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第516页。）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页四一一——四一二）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胡适文集》第5册，第517页。）

1952年12月1日，胡适在台湾大学作了题为《治学方法》的第一场演讲。其中谈到了他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胡适对自己的研究颇为满意，他说：“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134页。）

在12月5日的第二场演讲中，胡适集中讲的是“方法的自觉”。所谓“方法的自觉”，按胡适的说法，“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胡适文集》第12册，第138页）。

胡适在这场演讲中以自己研究“《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为例，提出了一个命题——“考据学”和“方法的自觉”，“应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LawofEvidence）”（《胡适文集》第12册，第144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胡适看起来好像直到五十年代才开始明确提“证据法”，可实际上早在二十年代《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胡适提出的“证人资格”一词，就是“证据法”的基本概念之一。可以说，胡适早在二十年代就对“考据学”应该引入“证据法”的原则和方法有了明确的想法，只不过这明确的想法直到五十年代才公开而系统地表述出来。

胡适在演讲中说道：

“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作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那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那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出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像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

（《胡适文集》第12册，第145～146页。）

胡适在文史考据中引入“证据法”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贡献。“证据法”的核心就是严格审核证据的“证据力”（证据资格）和“证明力”。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

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引入“证据法”的原则和方法，尤为及时和重要。《红楼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即小说的作者是谁。判定著作权的归属，其本质就是一个民事诉讼，因此确有必要引入“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来规范考据。

同时，诚如周策纵所论，《红楼梦》研究“最显著地反映了我们思想界学术界的一般习惯和情况，如果大家不在基本态度和方法上改进一番，可能把问题愈缠愈复杂不清，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而‘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原载1972年5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

那么，“甲戌本”的出现，是否真的向胡适提供了“证据法”意义上的考证《红楼梦》的新“证据”？胡适又是否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对“甲戌本”的真实性做过自觉而严格的评判？“甲戌本”是否经得起反方律师的打击？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评语，几乎全是脂本（按，指“甲戌本”）所有的，意思与文字全同，故知两本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底本。”“我用脂本校戚本的结果，使我断定脂本与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本，但脂本为直接抄本，而戚本是间接传抄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37、236页）。

胡适能够看到“戚序本”的评语几乎跟“甲戌本”的评语完全相同，他怎么可能看不到这两本的评语跟《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上编排的“太平闲人”张新之独创的评点大量雷同或近似呢？如前篇专栏文章举证所论，“脂砚斋”以简化、发挥和变异等方式大量剽窃篡改张新之的独创评点，胡适怎么可能看不到呢？胡适完全清楚这一明显的事实，然而他对此却从来只字不提，这是隐匿证据的“不德”行径。

在下一篇专栏里，我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证据法学”的方法论角度，论述胡适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甲戌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因此胡适的一系列重要推论完全丧失了“有效”和“合法”的基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