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紅學造假案(一)—— 從版本研究和考據方法簡論胡適早知“甲戌本”必偽陳林 2013年11月9日 12:48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在中國現代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贅言。近30年來，胡適在中國大陸學界也逐漸成為一個研究的熱點。北京大學如今有以老校長胡適冠名的學術論壇，民間也有自發的胡適研究會。在今天大陸的互聯網上，大家也不難發現胡適受到年輕人熱烈追捧的現象。
（由於胡適對《紅樓夢》研究的貢獻，紅學終於成了一門真正的學問。）
胡適有一項最大的成果，是其紅樓夢研究，他是以“科學考據”為旗幟的“新紅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的著名論斷“《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和“高鶚續作後40回”對百年“紅學”乃至中國社會造成了深遠影響。余英時對胡適給予了崇高的評價，他寫道：
由於胡適的提倡，《紅樓夢》的考證工作已和近代中國學術的主流——乾、嘉考據學到“五四”以後的國故整理——匯合了。因此，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紅學”無疑地可以和其他當代的顯學如“甲骨學”或“敦煌學”等並駕齊驅，而毫無愧色。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原載197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期。）
前人對胡適“新紅學”的實質研究得很不夠，在我看來，這主要是因為對《紅樓夢》本身研究得不透徹。由於前人並不知道現存120回《紅樓夢》的真正作者是生於1706年的曹頫，不知道一切“脂硯齋評本”和“程乙本”都是後人偽造的假古籍，不知道“程甲本”《紅樓夢》才是曹頫原著《石頭記》唯一傳世的原本和真本，才會對胡適的成就做出錯誤的評判。 胡適雖然對“科學考據”的原則和方法論述得頭頭是道十分在理，但細究其“紅學”考據實踐，卻沒有任何一條結論的論證絲毫符合其高調宣揚的考據原則方法。胡適賴以立論的重要證據材料，由他首先撰文極力推崇的“脂硯齋評本”“甲戌本”和“庚辰本”，是兩部徹頭徹尾的假古籍；而種種事實表明，胡適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但他為了個人利益至死都未公開真相，反而不斷論述這兩部假古籍的“重要價值”。 胡適的不誠實，不止在《紅樓夢》上。1917年5月，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參加博士答辯，當時並未通過，沒有取得博士學位。但是，胡適接受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請，卻是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現在北大講壇上的。1919年2月，胡適這部未通過答辯的論文經過修改，改名《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適博士著”。五十年代，胡適的“小夥伴”唐德剛委婉問及“博士問題”，胡適尷尬苦笑，雖吞吞吐吐向唐說明原委，但從未向公眾交待。“博士問題”直到胡適去世15年後才鬧得沸沸揚揚，大開筆戰，有人作《西江月》詞諷刺胡適“哥倫比亞讀未終，先把博士使用”；有人則抨擊他“難免有‘欺世盜名’十年之罪”。（參見沈衛威著：《胡適傳》。） 胡適在“甲戌本”問題上的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也曾引起過學界的質疑和批評，但追究並不深入。從現在開始，我要敦請大家一起來對胡適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做一番梳理考察，分析胡適為何一早就知道“甲戌本”必偽。考察“胡適確知‘甲戌本’必偽”，我認為，至少可以從兩方面着手進行研究：第一，在接觸“甲戌本”之前，胡適對《紅樓夢》版本的研究情況；第二，胡適的學術研究方法論和他個人的研究實踐情況。 關於第一個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適早年對《紅樓夢》版本的研究是否為他確信“甲戌本”為真提供了堅實的學理基礎；“甲戌本”的出現是否調整甚至推翻了胡適對《紅樓夢》版本既有的認知，其合理性在哪裡。 關於第二個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適早年對“甲戌本”的研究是否實踐了他的學術方法論，胡適的學術方法論能否為他確信“甲戌本”為真提供堅定的支持。 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使我們對“甲戌本”的偽劣性質有進一步的了解，而且也可以使我們對胡適長期“壟斷”“甲戌本”的動機緣由有切實的把握。以下詳細論述之。 胡適從少年時代起就對《紅樓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04年至1910年，胡適在上海求學期間曾寫有題名《藏暉室筆記》的讀書札記，其中就有對《紅樓夢》的閱讀思考。在《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的第一篇札記中，胡適寫道：
《石頭記》著者不知何人，然決非曹雪芹也。第六十九回評有雲“作者無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編（遍）閱今本，乃不見此四字，可見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後為雪芹刪去。 （參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4冊。黃山書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66～67頁。）
胡適稱“今本”《紅樓夢》中沒有“胡老明公”四個字，這是不對的。程甲本和以此程甲本為底本刻印的“今本”《紅樓夢》第16回都明明白白地寫到大觀園“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胡適後來在美國留學期間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於1911年4月10日在該頁札記上寫了一條眉註：“書中提起‘胡老明公’，此誤也。” 現在的問題是，胡適當年讀到的“今本”《紅樓夢》究竟是哪個版本呢？根據其札記中提到第69回評“作者無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來判斷，胡適讀到的這個“今本”《紅樓夢》極有可能是《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三家評本”）或其翻印本。 第69回評“作者無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本是“太平閒人”張新之的批語。光緒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出版，這是“護花主人”王希廉（王雪香）、“太平閒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的三家合評本。這個《金玉緣》刊本極為流行，直到清末已有五六種之多，甚至民國以後仍然繼續流傳。《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的評語是以張新之的評點為主，再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評點文字加以編排整理的。王、姚沒有文中雙行夾批，書中所有的夾批都是張新之的評點文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8年2月出版了“三家評本”《紅樓夢》，第69回正文“胡君榮聽了，早已卷包逃走”之下有夾評“作者無名氏但云胡老名公而已，正是卷包逃走之意，當與‘虎狼藥’回評語參看方得”（參見《紅樓夢（三家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141頁）。 由此可見，胡適讀到的“今本”《紅樓夢》，應該是清末出版的某一種《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刊本，如以下版本：
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石印本； 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石印本； 光緒十五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光緒三十四年（1908）求不負齋石印本。
1921年3月，胡適撰寫《紅樓夢考證（初稿）》一文，在此前後，胡適對《紅樓夢》多個版本做了比較細緻的研究。從胡適的論述來看，除其自藏的所謂“程乙本”之外，胡適最熟悉的版本之一就是他從少年時期開始閱讀的《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這個“三家合評本”。胡適在《紅樓夢考證（初稿）》一文中寫道：
現在我們可以研究《紅樓夢》的“本子”問題。現今市上通行的《紅樓夢》雖有無數版本，然細細考校去，除了有正書局一本外，都是從一種底本出來的。這種底本是乾隆末年間程偉元的百二十回全本，我們叫他做“程本”。 （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3頁。）
在《紅樓夢考證（初稿）》文末的“附註一”中，胡適又寫道：
我說現今市上的許多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都是從一個本子出來的。我且舉一個有趣的例。一百二十回的末段，各本都作：
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 說到辛酸淚，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痴。
我的程排本（按，指胡適自藏的“程乙本”）於“為作者緣起之言”的下面，有“更進一竿雲”五字，這句的意思才才完整。這四句詩是對着第一回曹雪芹題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說的，故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話。若無“更進一竿”等字，這句話就不通了。今查各本於“緣起之言”的下面，有小字夾注的評語“轉一竿頭，似用禪語，到底騙人”十二個字。大概“轉一竿頭”四字是當日一種本子的正文，偶因篇幅的關係，誤排作雙行，後來遂與後加的評語八字並作一條夾評；後來各種翻本因訛傳訛，都犯同樣的錯誤。我們因此可見各本都同出一源。 （《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9頁。）
胡適在文中提到的夾評“轉一竿頭，似用禪語，到底騙人”十二個字，最接近於《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第120回正文“為作者緣起之言”之後張新之的夾評：“轉一竿頭，仍用釋語，到底瞞人。”（參見《紅樓夢（三家評本）》，第1985頁。） 胡適最熟悉的另一個版本是上海狄葆賢的有正書局於1911年和1912年出版的《國初抄本原本紅樓夢》（即“戚序本”、“有正本”）。這個版本是上海亞東圖書館的老闆汪孟鄒於民國九年（1920年）12月13日晚快郵寄送給胡適的，胡適讀到“戚本”應在此後不久。汪孟鄒寄這個本子給胡適，是為了請胡適給亞東圖書館計劃出版的新標點版《紅樓夢》作序。胡適後來作成的序，就是《紅樓夢考證（初稿）》，發表於1921年5月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初排本《紅樓夢》。 1927年7月，胡適“重價”買下“甲戌本”之後，他就是用自己最熟悉的“程乙本”、《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或其翻印本）以及“戚序本”來對比研究“甲戌本”的。舉例來說，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比較了在敘述第13回秦可卿之死時四種本子正文的異同，如：
程乙本作：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戚序本作：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 “坊間普通本子有一種卻作”：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 “脂本（按，指‘甲戌本’）正作”：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參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229～230頁。）
胡適上文中談到的一種“坊間普通本子”應指的是《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或其翻印本），因為《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的正文此處正是作“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參見《紅樓夢（三家評本）》，第194頁）。胡適在後文又引“翻王刻本”的正文，如“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參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244頁），而《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正文亦如此（參見《紅樓夢（三家評本）》，第130頁）。《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的正文校改自1832年雙清仙館刊行的王希廉評點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的正文，綜合胡適引用的批語和正文情況來看，胡適所說的“翻王刻本”肯定是《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或其翻印本。 以上是胡適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對《紅樓夢》版本了解熟悉的基本情況。 胡適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對“評點本”有一個合乎事實和邏輯情理的判斷，即認為“評點本”都是在“程甲本”之後“晚出”的。胡適在《紅樓夢考證（初稿）》中寫道：
此外，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們可叫他做“戚本”。有正書局的老闆在這部書的封面上題着“國初抄本《紅樓夢》”，又在首頁題着“原本《紅樓夢》”。那“國初抄本”四個字自然是大笑話。那“原本”兩字也不妥當。這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又往往有“題”詩，有時又將評語抄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見已是很晚的抄本，決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兩種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後，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見。戚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可以用來參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當價值，正不必假託“國初抄本”。 （《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4頁。）
又如，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開篇即寫道：
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着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 （《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221頁。）
以上是胡適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基於對《紅樓夢》多個版本的了解和熟悉，對“評點本”基本性質的明確判斷。那麼，胡適這種看起來合情合理的判斷，為什麼在“看了一遍”“甲戌本”之後就迅速被顛覆瓦解了呢？“甲戌本”究竟向胡適提供了什麼有力的“反證”？從胡適的學術方法論來考察，“甲戌本”提供的“反證”是否經得起長久的考驗？ 大家知道，胡適關於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是著名的八個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是要說起如何“小心求證”，大多數人卻未必了解胡適對這個問題的系統論述。 自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初稿）》以來，終其一生，胡適對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有相當的自覺和特別的強調。對於他自己的《紅樓夢》研究和《水經注》研究，胡適總是頗為得意地拿這些成果當作他所提倡的方法論的最佳範例。 1920年10月，梁啓超“應胡適的要求”，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樸學”》一篇總結了乾嘉“正統派之學風”的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條就是：“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這就是要求每一個論點都必須得到切實可靠的證據的支持和驗證。 早在上海求學的少年時代，胡適就深為梁啓超“別有一種魔力”的文章所折服，“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參見易竹賢：《胡適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版，第42頁），此後一生的思想和事業都受到梁啓超的重大影響。梁啓超所標舉的“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的學術研究方法論，就被胡適反覆強調，系統論述。 在《紅樓夢考證（初稿）》一文中，胡適提出必須打破“種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來做《紅樓夢》研究。這實際上就是“擯棄臆度”和“必憑證據”的方法論在《紅樓夢》研究領域的應用。胡適寫道：
其實做《紅樓夢》的考證，盡可以不用那種附會的法子。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22頁。）
1924年2月8日，胡適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中提出要審查“證據”的可靠性，要對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對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胡適寫道：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2）什麼時候尋出的？（3）什麼人尋出的？（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86頁。）
這一論述運用於《紅樓夢》研究，實際上就是對版本和材料的“可靠性”進行考察。 1930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胡適文選》，胡適為《文選》寫了一篇題為《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的自序。在這篇自序中，胡適很得意地談到了他的“方法論”和實踐例證。胡適寫道：
《古史討論》一篇（按，指《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在我的《文存》裡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論。這裡面討論了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5冊，第516頁。）
《〈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我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着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頁四一一——四一二）
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胡適文集》第5冊，第517頁。）
1952年12月1日，胡適在台灣大學作了題為《治學方法》的第一場演講。其中談到了他在《紅樓夢》研究領域“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胡適對自己的研究頗為滿意，他說：“至少我對於研究《紅樓夢》問題，我對它的態度的謹嚴，自己批評的嚴格，方法的自覺，同我考據研究《水經注》是一樣的。”（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第134頁。） 在12月5日的第二場演講中，胡適集中講的是“方法的自覺”。所謂“方法的自覺”，按胡適的說法，“就是方法的批評；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胡適文集》第12冊，第138頁）。 胡適在這場演講中以自己研究“《水經注》一百多年的糊塗官司”為例，提出了一個命題——“考據學”和“方法的自覺”，“應參考現代國家法庭的證據法（LawofEvidence）”（《胡適文集》第12冊，第144頁）。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胡適看起來好像直到五十年代才開始明確提“證據法”，可實際上早在二十年代《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中，胡適提出的“證人資格”一詞，就是“證據法”的基本概念之一。可以說，胡適早在二十年代就對“考據學”應該引入“證據法”的原則和方法有了明確的想法，只不過這明確的想法直到五十年代才公開而系統地表述出來。 胡適在演講中說道：
“我今天的提議，就是我們作文史考據的人，用考據學的方法，以證據來考訂過去的歷史的事實，以證據來批判一件事實的有無、是非、真假。我們考證的責任，應該同陪審員或者法官判決一個罪人一樣，有同等的嚴重性。我們要使得方法自覺，就應該運用證據法上允許兩造駁斥對方所提證據的方法，來作為我們養成方法自覺的一種訓練。……我們要假定有一個律師在那裡，他隨時要駁斥我們的證據，批評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要是沒有一個律師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覺，態度也往往不夠謹慎，所得的結論也就不夠正確了。所以，我們要養成自覺的習慣，必須樹立兩個自己審查自己的標準： 第一，我們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可靠嗎？他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你提出來的證物可靠嗎？這件證物是從那裡來的？這個標準是批評證據。 第二，我們還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或者證物是要證明本案的那一點？譬如你說這個人偷了你的表，你提出的證據卻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這是不相干的證據，這不能證明他偷了你的表。像這種證據，須要趕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覺，我覺得唯一的途徑，就是自己關起門來做考據的時候，就要如臨師保，如臨父母。我們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兩個標準：一要審查自己的證據可靠不可靠；二要審查自己的證據與本案有沒有相干。還要假定對方有一個律師在那裡，隨時要駁斥或者推翻我們的證據。” （《胡適文集》第12冊，第145～146頁。）
胡適在文史考據中引入“證據法”的原則和方法，這是一個貢獻。“證據法”的核心就是嚴格審核證據的“證據力”（證據資格）和“證明力”。證據材料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夠作為定案的根據。 胡適在《紅樓夢》研究中引入“證據法”的原則和方法，尤為及時和重要。《紅樓夢》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紅樓夢》的著作權問題，即小說的作者是誰。判定著作權的歸屬，其本質就是一個民事訴訟，因此確有必要引入“證據法”的基本原則和方法來規範考據。 同時，誠如周策縱所論，《紅樓夢》研究“最顯著地反映了我們思想界學術界的一般習慣和情況，如果大家不在基本態度和方法上改進一番，可能把問題愈纏愈複雜不清，以訛傳訛，以誤證誤，使人浪費無比的精力。而‘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於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周策縱：《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原載1972年5月香港《明報月刊》第七十七期。） 那麼，“甲戌本”的出現，是否真的向胡適提供了“證據法”意義上的考證《紅樓夢》的新“證據”？胡適又是否從“證據規則”的角度對“甲戌本”的真實性做過自覺而嚴格的評判？“甲戌本”是否經得起反方律師的打擊？ 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寫道：“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評語，幾乎全是脂本（按，指“甲戌本”）所有的，意思與文字全同，故知兩本同出於一個有評的原底本。”“我用脂本校戚本的結果，使我斷定脂本與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於一個有評的原本，但脂本為直接抄本，而戚本是間接傳抄本。”（《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237、236頁）。 胡適能夠看到“戚序本”的評語幾乎跟“甲戌本”的評語完全相同，他怎麼可能看不到這兩本的評語跟《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上編排的“太平閒人”張新之獨創的評點大量雷同或近似呢？如前篇專欄文章舉證所論，“脂硯齋”以簡化、發揮和變異等方式大量剽竊篡改張新之的獨創評點，胡適怎麼可能看不到呢？胡適完全清楚這一明顯的事實，然而他對此卻從來隻字不提，這是隱匿證據的“不德”行徑。 在下一篇專欄里，我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證據法學”的方法論角度，論述胡適根本沒有“證據”證明“甲戌本”“是《紅樓夢》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於原稿的本子”，因此胡適的一系列重要推論完全喪失了“有效”和“合法”的基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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