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紅學造假案(三)

—— 胡適長期壟斷“甲戌本”秘不示人並掩蓋售買真相

陳林  2013年11月12日 11:47

上篇專欄指出，“戚序本”和“甲戌本”的批語大量雷同或近似張新之獨創的評點，這一事實充分證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剽竊和篡改了張新之的獨創評點，胡適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從證據資格和證據證明力來看，胡適的舉證根本不能證明“甲戌本”為真。一生反覆強調“科學考證”和“方法自覺”的胡適，不可能認識不到“甲戌本”必偽；“甲戌本”看起來能“證實”胡適關於《紅樓夢》的論斷，這才是胡適極力推崇“甲戌本”的根本原因。

目前的一個疑問是，胡適是否一早就認識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說正文恰好沿襲了“護花主人”王希廉（字雪香）於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雙清仙館”《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這一事實充分表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必定是在光緒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即“三家評本”）之後偽造出籠的。

前文舉例表明，胡適的確用“程乙本”“戚序本”“甲戌本”和“坊間普通本子”做過小說正文的對比，這個“坊間普通本子”就是1884年的“三家評本”或其後的翻印本。“三家評本”的正文，用的正是王希廉於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雙清仙館”《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

王希廉仔細校改了程偉元和高鶚刊印的“程甲本”中一些訛脫衍倒的文字錯誤，實際上是程甲本的“修訂本”。胡適沒有看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說正文沿襲了“三家評本”的正文嗎？我暫時不能確定。但我現在要公開舉證，使大家能進一步了解“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偽劣本質。

當我在艱苦校勘時看到“脂批”剽竊張新之獨創評點這一事實，很自然地就考慮“脂批”剽竊的小說版本是不是“三家評本”，因為張新之的評點正是通過“三家評本”發揮重要影響的。於是，我特意稍稍考察了一下“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各“脂本”與“三家評本”正文的異同。以下舉證說明：

——程本：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

——王本：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戚序本”、“甲戌本”等脂評諸本同。）

——程本：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得陰功。

——王本：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冬天的梅花蕊十二兩。

——王本：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

——王本：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系寧府中正派元孫。

——王本：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系寧府中正派玄孫。（“戚序本”同。）

——程本：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

——王本：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侄兒的事。（“戚序本”同。）

——程本：（鳳姐）點了一出《還魂》，一出《談詞》。

——王本：（鳳姐）點了一出《還魂》，一出《彈詞》。（“戚序本”同。）

——程本：眾人云：“方才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

——王本：眾人云：“方才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小紅）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這兒拿了去了。”

——王本：（小紅）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戚序本”同。）

——程本：（黛玉）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

——王本：（黛玉）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戚序本”同。）

——程本：鴛鴦道：“湊成‘藍子’好採花。”

——王本：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戚序本”同。）

很顯然，“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脂本”的小說正文大量沿襲了王希廉校改“程甲本”後的文字。聯繫“脂批”大量剽竊和篡改張新之獨創評點的事實來看，“戚序本”和“甲戌本”等“脂本”必定是在1884年之後才偽造出籠的。胡適當年只要稍加對比，就能發現這一明顯的事實。

胡適早就知道“甲戌本”必偽，還可以從他重價購買“甲戌本”後數十年間一連串詭異的言行看出端倪。我認為，胡適的詭異言行，只有用其“早知‘甲戌本’必偽”這一結論才能得到合理解釋。

最令人質疑的是，自胡適認定“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出“重價”將書買下，直到1961年5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500部影印本，“甲戌本”在胡適個人手中“壟斷”了將近34年。胡適的這一行為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而他個人也無法解釋拖延這麼久的原因。（參見周策縱：《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頁。）下面，我請大家一起來回顧胡適購買“甲戌本”前後的大致情形。

1927年5月17日，遊歷歐美，經日本返國的胡適來到了上海，下榻靜安寺路1225號滄州飯店（即今南京西路1225號五星級錦滄文華大酒店原址）。滄州飯店在當時的上海算得上是一家規模宏大的甲級旅館，擁有員工超過60人，印度大詩人泰戈爾1924年4月來華即下榻於此。

胡適來到上海後，收到北大學生顧頡剛的來信。鑑於北方政治和經濟形勢很糟糕，顧在信中“和淚相勸”老師胡適“萬勿到北京去”。胡適接受了顧的勸諫，留在了上海，並在滬西極司菲爾路49號（今萬航渡路320弄49號）租下一棟小洋樓作寓所。

當年7月1日，胡適與原來新月社和《現代評論》的一群南逃故交（如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饒孟侃、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邵洵美等人）招股集資，在上海創辦了“新月書店”，地址在“華龍路法國公園附近麥賽而蒂羅路159號”（即今淮海中路與重慶南路交界處西南的興安路）。

胡適等人又籌辦《新月》雜誌（月刊），於1928年3月正式推出創刊號，創刊號上就發表了胡適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這篇影響深遠的文章。

1928年4月30日，胡適接受上海中國公學校董會的邀請，出任中公校長。

1929年，胡適在《新月》雜誌上發起了關於“人權問題”的討論，胡適的系列文章對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引起國民黨的震怒。

1930年2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奉中央宣傳部密令，沒收焚毀《新月》雜誌；5月，剛剛出版不久的《人權論集》也遭國民黨中宣部密令查禁，各報又紛紛登載要求懲辦胡適、通緝胡適的議案和消息。

1930年11月底，胡適舉家北上，終於離開了因談人權而引起眾多麻煩的是非之地上海。

以上是胡適在上海暫居3年半的大致情況。胡適在上海的3年半，對他自己和中國後來的“紅學研究”影響深遠。

1927年5月23日，胡適剛到上海沒幾天，一個自稱“胡星垣”的人給住在滄州飯店的胡適寄來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祗存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手此。即請

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

以上信文引自《歷史檔案》1995年第二期刊發的杜春和編選的《胡適考證〈紅樓夢〉往來書信選》之五（第80頁）。信中提到的《脂硯齋批紅樓》，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甲戌本”。杜春和在這封信下寫了一條長注，全文如下：

——此函即是胡適在1928年寫《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及1961年寫《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等文章里，多次說他1927年夏以重金購買這部抄本時，“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而感到遺憾不已。

——其實，這封信就保存在他收信的檔案夾里。原信只有一頁，為三十二開白色紅豎格八行信紙，四邊為紅五星花紋，下邊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樣。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寫有“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之先生台啟，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胡緘”。郵戳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

（資料圖：“胡星垣”致胡適信照片。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於鵬攝。）

胡適購買“甲戌本”的時間是在1927年7月新月書店開張不久。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開篇寫道：

——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着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按，指6月30日報紙刊發的新月書店開張廣告），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21頁。）

1961年5月18日，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一文中又談到了他購買“甲戌本”的情形：

——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托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於是這部世界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裡，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出處同上，第441～442頁。）

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又寫道：

——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地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出處同上，第458頁。）

胡適所謂把藏書人的“姓名地址都丟了”“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地址，沒有和他通信”，這樣的說法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胡適關於購書經過的說法僅僅是單方面的陳述，得不到任何相關旁證的證實；其次，即使我們姑妄聽之，胡適陳述的內容也大不合情理。

1972年3月，旅美華人學者周策縱在《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一文中就對胡適的這種說法提出了含蓄的批評和質疑。周寫道：“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丟了，為什麼連是個什麼樣的人都不肯一提呢？”（周策縱：《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頁。）

在胡星垣致胡適的信函被公開後，歐陽健、曲沐等人對胡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曲沐寫道：“賣書人的姓名清清楚楚，其住址也明明白白。既然如此，胡適為什麼要一再隱瞞這件事呢？是否有其不可告人的隱情？事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認識。我過去總認為他是‘輕信’‘上當’，現在看來並非那麼簡單。”（曲沐：《胡星垣的信和胡適之的謎——甲戌本〈石頭記〉賣書人的發現說明什麼》。《貴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第61頁。）

前人對胡適的質疑和批評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前人對胡適的說法分析得不夠細緻。大家仔細推敲胡適的說法，就會發現胡適根本就在撒謊。

胡星垣致胡適的信函被胡適留在了大陸，這或許能為胡適把藏書人的“姓名地址都丟了”提供一個勉強的解釋，可是這個藏書人的姓名和地址胡適完全不可能記不清楚。

這個藏書家“胡星垣”賣書給胡適，並非一件秘密交易，而是親自送書上門，轉交給胡適。因此這個藏書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意圖等具體情況，新月書店當時接收“甲戌本”的人肯定一清二楚，否則胡適怎麼可能知道“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呢？

胡適如此看重“甲戌本”，出重價買下，這一大筆錢按胡適的說法自然又是託付完全可信任的人轉交給原藏書人的，這個付款的經手人當然對原藏書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等具體情況一清二楚。胡適即使一時忘了原藏書人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胡星垣的信長期都伴隨在胡適的身邊，胡適也隨時可以詢問“甲戌本”的接收者和付款者，何至於“疏忽”了一輩子呢？

這個藏書人“胡星垣”的住址是“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我通過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站查證，現今黃陂北路兩側當年並無“德福里”的官方正式地名，但是有一個叫“福德里”的地方，即今延安東路原1230弄，被列入《黃浦區1949～1996年湮沒的里坊弄名稱表》。延安東路原1230弄拆遷後建成了今天黃陂北路南端路口的“電信世界”大樓。

1909年，同盟會會員陳其美在“馬霍路德福里一號（天寶客棧）”設立革命黨人總機關，這個地方也被稱作“福德里一號”；1914年成立的上海泰東圖書局，以及後來“創造社”成員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鄭伯奇等人，也曾在“馬霍路德福里320號”駐留，這個地方又被稱作“福德里320號”。所以我確信，“德福里”應是民間最早和約定俗成、習以為常的地名稱呼，而“福德里”則是該處官方認定的正式地名。因此，胡星垣所住的“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就在現今延安東路原1230弄。

從胡星垣的住處到胡適的新月書店（今興安路），還不到1公里的距離，胡適怎麼可能會忘記曾經近在咫尺的藏書人胡星垣？

“胡星垣”如何上門送書，如何跟新月書店的工作人員交接，胡適的“重價”買書錢又是如何轉到“胡星垣”手上，這些細節真相看來已不可確知。從情理上來推斷，一生勤於寫日記的胡適應該會在1927年7月的日記中濃墨重彩地書寫他如何得到“甲戌本”的前後經過。1927年8月11日，胡適就曾興高采烈地寫信給遠在北京的錢玄同，告知購得“甲戌本”的“一大喜事”：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只剩十六回，卻是奇遇！……此外尚有許多可貴的材料，可以證明我與平伯、頡剛的主張。此為近來一大喜事，故遠道奉告。（《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205頁。）

如此“奇遇”“喜事”，胡適怎麼會不在日記中大書特書呢？可是，查檢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適日記”《胡適日記全編》（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1927年5月11日之後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明確標記日期的日記一篇都沒有，屬於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說的“散失”部分。在這段時間中唯一談到“甲戌本”的文字是一篇未標記日期、題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札記”，而這篇“札記”是胡適於1928年2月12～16日寫成，3月正式發表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請大家問問大家，胡適寫於1927年7月的全部日記究竟是無心散失，還是有意隱藏或抽毀了呢？無論如何，胡適常年刻意隱瞞賣書人的身份，現在已經是大白於天下的殘酷事實。

1948年12月15日，胡適偕夫人江冬秀乘國民政府專機離開北平，飛往南京。最是倉皇辭廟日，胡適來不及收拾，只撿了乃父遺稿和自己的手稿，另外就是一部關繫到他一生名節的“甲戌本”。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北因心臟病突發去世。胡適去世後，其在台親屬遵遺囑將胡適收藏的一批文物，如“甲戌本”和林則徐手跡等，寄存到胡適的母校美國康奈爾大學亞洲圖書館。

胡適如此煞費苦心地遮遮掩掩，到底是為了什麼呢？真相怎麼可能被永遠遮蔽？

1990年，“新紅學”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在去世前不久“用顫抖的手”寫下兩句話：

——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難於辭達。（王湜華：《略述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二輯，第217頁。）

據俞平伯的外孫韋柰的回憶，俞平伯在寫下這兩句話之前不久，“一會兒要韋柰把‘脂批本’拿給他，一會兒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態，常常坐在書桌旁翻看《紅樓夢》，一看便是半個多小時。多少次，他把韋柰叫到身旁，似想說什麼，又說不出。幾經反覆，終於在斷續的話語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評價後四十回”。（參見王湜華：《“千秋功罪，難於辭達”》。王湜華著：《俞平伯的後半生》。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05頁。）

大家看看，俞平伯究竟發現了什麼呢？俞平伯看起來似乎是因為認識到了“脂本”“脂本”必偽，才得出了“胡適俞平伯腰斬紅樓”的結論。俞平伯身後，這兩句話因而被人攻擊為“病中囈語”和“走火入魔的極端”。

可是，俞平伯在1979年前後就已經開始懷疑“脂本”“脂批”的真實性了。大家都知道，“脂批”明指“曹雪芹”是作者，暗示“曹雪芹”是曹寅之後。俞平伯因懷疑“脂本”“脂批”的真實性，進而懷疑起“自敘說”和“曹家故事”。

1979年3月11日，俞平伯寫了一篇小文章《宗師的掌心（外三章）》，這裡的“宗師”就是指“新紅學”的奠基者胡適。俞平伯寫道：

——一切紅學都是反《紅樓夢》的。即講的愈多，《紅樓夢》愈顯其壞，其結果變成“斷爛朝報”，一如前人之評《春秋》經。筆者躬逢其盛，參與此役，謬種流傳，貽誤後生，十分悲愧，必須懺悔。

——開山祖師為胡適。紅學家雖變化多端，孫行者翻了十萬八千個筋斗，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雖批判胡適相習成風，其實都是他的徒子徒孫。胡適地下有知，必於笑也。

——何以言之？以前的紅學實是索隱派的天下，其他不過茶酒閒評。若王靜安之以哲理談“紅”（按，指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概不多見。胡氏開山，事實如此，不可掩也。按其特點（不說是成績）有二：1.自敘說。曹家故事。2.發見脂批（十六回本）。（王湜華著：《俞平伯的後半生》。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21～322頁。）

俞平伯的意思很明白——胡適開創的“新紅學”也是一種“索隱”，是根據“甲戌本”（即文中的“十六回本”）的“脂批”進行“索隱”的，後世的紅學家都在“脂本脂批”的圈套中，因此一切紅學都變成了反《紅樓夢》。“悲愧”的俞平伯於是懺悔了自己“貽誤後生”的“罪行”。

既然俞平伯早在1979年就開始懷疑“脂本脂批”的真實性，否定自己的老師，那麼他在去世前又是發現了什麼呢？

胡適早知“甲戌本”必偽，這是一個可以根據種種事實構成的“證據鏈”指證的結論。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俞平伯去世前不是發現了胡適作偽的事實，而是極可能發現了偽造“甲戌本”及一切“脂本”的造假者。陷入深深震驚和痛苦之中的俞平伯，還沒有來得及寫文章揭示真相，就“懸崖撒手”了。關於造假者究竟是誰的話題，本專欄在後文將會持續跟大家深入揭示和討論。

胡適根據自己心知肚明的假古籍“甲戌本”腰斬《紅樓夢》，謬種流傳，貽誤後生，禍害百年，有罪。這將是歷史的定論。

（責任編輯：餘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