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個非常光輝的學術領域，梁啓超、胡適、錢穆都曾圍繞這個主題，做了各式各樣引人入勝的研究。這使我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借用了保羅·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畫“新天使”（Angle Novus）闡釋他對歷史的看法：“歷史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前進到未來。”[1] 歷史的研究即帶有這個特色，故每一代人“身體前進到未來”時，他們對所講的過去選材敘述並不一定相同。如清代嘉慶年間形成的《儒林傳稿》，其中所選的人物與近百年學者所關注的就有許多不同，在當時的標準中被認為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高愈、謝文洊、應撝謙、嚴衍、潘天成、曹本榮、薛鳳祚、陳厚耀、沈彤、朱鶴齡、劉源淥、范鎬鼎、徐文靖、李光波、孔興爕。[2] 但這些學者大多不再出現在後來的學術史中，或是不再被當成那麼重要的學術人物。

　　晚清思潮動盪甚大，外國思想資源湧入、內在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變等，都使得“新天使”的臉所看到的近三百年思想有所變化。特別是經過晚清的變法、革命思潮洗禮之後，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及人物，每每與先前有所不同，而這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學域的形成是有密切關係的。以《國粹學報》、《國粹叢書》為例，當時至少有幾種現實關懷深刻地影響到“國粹運動”的參與者對近三百年思想學術的取捨。他們重視的是：一、與“君學”相反的“民學”，重視“細民”、“下”的思想。二、批判專制制度，以及與它關係密切的“利祿之學”。三、強調比較接近現代科學精神的“客觀徵實”之學。四、重視任何能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合拍的傳統思想質素，其中有些是帶有創新性、異端性、解放性的。五、帶有與西方近代功利主義意味的思想家。六、關注經世致用議題者。

　　在這些新標準之下，被突出的人物是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塨、戴震、章學誠、汪中、包世臣等人物。即使在刊刻書籍時，背後也每每有上面提到的關懷。譬如鄧實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本的跋語中說：“其解理字也，以為理出於欲，情得其平，是為循理，與西國民主之制，公好惡於民，而倡人類平等之說相合。”[3] 劉師培跋包世臣《說儲》云：“其說多出於崑山顧氏，行之於今，頗與泰西憲政之制相合。”[4] 鄧實也認為《湖隱外史》一書實可稱為“民史”，“世每謂中國無民史，此非其一邪。”[5] 又認為宋代鄧牧的《伯牙琴》：“黃梨洲着《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權，排專制，為千古之創議，然其說原出於先生〈君道〉、〈吏道〉二篇”，[6] 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我們可以說，在形成“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系譜時，晚清以來的時局與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人們做了很多篩選，使得他們筆下清代儒者“全神堂”的人物與地位大幅改變了。

　　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領域的形成

　　對於“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領域有過影響的人物很多，章太炎、劉師培等都是，但就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論，起比較直接影響作用的是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曾分期刊於《新民叢報》，他認為清儒饒有科學的精神。在這個階段，胡適顯然受到梁啓超啟發，故跟着主張清儒體現科學精神。[7]但是即使在這個階段，梁啓超對清代學術的看法也有多面性。梁啓超一方面說清儒“饒有科學精神”，同時也說“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汨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8]

　　這與梁氏的學術傾向有關。梁啓超早年對於學術的態度比較傾向其師康有為，強調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尤其是王陽明這一脈。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清儒的治學方法，但同時也痛罵清代二百年來之學問“皆牛鬼蛇神”。[9] 可是在新文化運動後，因胡適提倡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並得到四方景從，梁氏也隨即跟上。胡適在 1921 年 5 月的日記評論《清代學術概論》說：“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後學一章，章炳麟一章，此原稿所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略有褒辭，袁枚一節全刪，姚際恆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10] 1922 年12 月，胡適在日記中又認為梁啓超在1920年出版《清代學術概論》是受其影響，他說：

　　“其實任公對於清代學術的見解，本沒有定見。他在《論私德》篇中，痛詆漢學，有云：“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任公編集時，不刪此文，而獨刪去《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第八章。近來因為我們把漢學抬出來，他就也引他那已刪之文來自誇了。”[11] 

　　也就是說胡適先受到梁啓超的啟發，後來梁啓超這一個本來視清代考證學為“牛鬼蛇神”的人，反過來受胡適的影響，寫成《清代學術概論》，並開課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2]

　　在五四運動之後，“以科學整理國故”之風大暢，“歷史的天使”身體到了五四，但他面向過去的臉，所看到的是不大一樣的場景。此時一批不同的學術人物登上舞台，從胡適與梁啓超的書中便能看出這一點。梁啓超強調經世致用，現實的、實踐的，所以顏元、李塨出現在他的視野之內；他強調與西方民主自由比較相近的價值，所以黃宗羲等人也在內。又因為強調科學精神，故講王錫闡、梅文鼎，以及比較重視客觀精神考證文獻的胡渭、閻若璩等人，尤其是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講《清代學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二、梁啓超與錢穆

　　民國二十年，錢穆先生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是其在大學講授歷史課程之開始，依錢先生回憶，他所開授的課，一為中國上古史，一為秦漢史，皆是由學校所指定的必修課，另一門選修課由他自定，決定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說：“此一課程，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已開過，其講義余曾在雜誌上讀之，任公卒後，某書肆印此書，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版權所屬，不准書肆發行。”後來他終於在北京的東安市場的非正式管道中買到一部，“余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新開此課程，自編講義。”[13] 錢穆對梁啓超書中反覆強調的兩個重點並不同意：第一點是清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第二、清學是客觀徵實之學，近於科學。[14] 錢穆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15] 所以，錢穆的這本書雖然承繼了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題目，但它的宗旨其實是有出入的。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錢穆在動手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便已將“體”或“框架”確立下來。[16] 在“體”確認下來之後，錢穆所選取的人物與思想潮流便與梁啓超有所不同。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第一部分是對明末清初大儒的闡發：黃宗羲、顧炎武、閻若璩、王船山、朱舜水。接下來是史學：萬斯同、全祖望；程朱學派：張履祥、陸世儀、陸隴其、王懋竑；實踐主義：顏元、李塨；科學之曙光：王錫闡、梅文鼎。這些安排有兩個重點，即清學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梁任公書的第二個主體是“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13-16 章），這個部分應該是受到“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故以科學的客觀精神為主體，一方面說清代學術為科學的，一方面突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成績。從目前梁書的樣子看，錢穆云：“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恐怕是事實。[17] 方諸於《清代學術概論》，後者主旨明確，線索貫串、一氣呵成，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顯然並未完全定稿。

　　與梁書相比，錢書有一些不同的安排。書中的安排、取材、所選人物雖與梁啓超有所重疊，但是重點卻有不同。他的整個主脈是清學與宋明理學的發展是不可切斷的，它對宋明理學有修正、有反動，但更有抹不掉的底色，如錢穆自己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18] 故錢穆反對梁任公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開始的標題“反動與先驅”。用余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所說的，“反動論”好像認為“反”即可以“反”出一部清代學術史來。[19] 另外，錢穆對梁氏所說的清儒“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觀察”，也並不完全同意。這裡的“主觀冥想”顯然是指宋明理學，而他認為如果說“厭倦”宋明理學是啟動清學最主要的動力，顯然不合乎史實。梁啓超認為，清學與宋學不大有關係，錢穆則注意到，即使在考證學最盛時，清代理學仍有其活力，應當正面陳述。尤其在晚清，宋代理學的流衍及復興發揮很大的現實作用。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引論》是這樣說的：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20] 

　　接着他從唐宋一路講下來，講清學開山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此後在講清代中晚期思想時，也指理學在當時像是泡在水中的咖啡，雖然看不到咖啡粉，但時時可見其色彩。此外，在處理清代的樸學時，錢穆認為他們不只是在“整理”舊學，還有思想的面向。

　　可能因為上述的傾向，所以錢穆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在有意無意之間也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他的書雖以“學術史”為名，但多講思想，且對若干清代考據學大家像王念孫之流竟而完全未加着墨。

　　三、仿佛尋寶之歷程

　　我個人在閱讀《師友雜憶》中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撰寫過程有關的段落時，常常有一種興奮感，即這是一個觀點不斷翻新與史料不斷擴充的過程，每每受其牽引，仿佛參與尋寶的過程。錢穆回憶說，當時的北平一如書海，在以科學整理國故的運動之後，於新學術觀點的燭照之下，若干歷史人物受到人們前所未有的重視，搜羅罕見文本的風氣很盛。《師友雜憶》中所提到的，舉凡陳確的《大學辨》、潘平格的《求仁錄》，章實齋遺書之家傳本及戴震的《孟子私淑錄》，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嘉慶刊本、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三朝北盟會編》的半部鈔本等，[21] 其得書經過莫不動人心弦，後人讀來宛如閱讀偵探小說。所以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不特別提倡新得史料，但史料的擴充卻是此書的一個重要特質。以潘平格的《求仁錄》一書為例，梁啓超只能從唐鑒《清學案小識》的引文中轉引，而錢穆已能讀到原書，兩者之間便有莫大的差異。正因為材料獲得的難易程度不同，故梁啓超書中對《求仁錄》只是一筆帶過，而錢穆就認為《求仁錄》跟理學、心學的發展以及清初的思想界有很重要的關係。

　　在鋪陳內容時，錢穆似乎比較少用外部評斷的視角，而多是平心靜氣地涵泳原典，並將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做一番鈎玄提要的功夫作為引文，使得讀者披覽之後，可以把握到一家思想之要旨。同時，他也把可進一步發掘的問題放入雙行夾注中。在多次披覽之後，我感覺到書中涉及了許多曲折的學術問題，對於這些問題，錢穆都曾仔細思考過才行諸文字，故用語特別簡當，而指涉卻相當深遠。所以我覺得凡閱讀這一部書的讀者，應該採取“循環往復”的態度，也就是先通讀一遍→從事某種專題的研究之後→再回去仔細玩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相關的章節或段落。

　　在這裡隨舉一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二章“曾滌生”中有一段話說：“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衍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22] 大多數人在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這一章時，對這幾句話很可能會一閱而過，可是如果比較集中地研究清代湖湘地區的思想、學術之後，便會發現在清代考證學勢力如日中天之時，各大區域之間有一個“重心轉移”的進程。如果將當時考證學的圈子分成三級，則第一級地區以江蘇、浙江、安徽為主，第二級以山東、河南、河北、山西為主，第三級則是後來的福建、廣西等地。而湖南、湖北在考證學盛時，幾乎沒有什麼代表性人物。如果翻查《皇清經解》與參考《皇清經解提要》等書，可以發現清代經學名人中，就很少或幾乎找不到湖南、湖北的學者。[23] 再看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第六章《清代經學之建設》中所列的幾張表：“附亭林學友表”、“附初期經學家表”，亦無一湖北人，且幾乎沒有湖南人。經此一番探究，則知：“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衍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一段所指為何了。但道咸之後，學風大變，湖、湘成為新思想的發源地，湖南唐鑒等人在北京所形成的理學團體，對後來歷史的發展占有關鍵性的地位。

　　此外，我覺得錢穆對重要思想家言論的把握，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時人、及他們與論敵之間觀點的出入，也是書中討論的核心。這是受傳統學案的影響，所以他的書也是采學案式、綱目體的寫法。因為錢穆對傳統古籍掌握深入，且非常用心體會，所以在上述幾方面都寫得非常好。但作為一個後代讀者，我比較注意的是：受他人影響的人，在被影響的同時，其實對他自己而言，也是一次擴充與創造。所以，我覺得錢穆在講影響時，比較忽略了被影響的人本身其實也在主動擴充、創造自己。

　　四、清代學術史的“史料革命”

　　前面提到，在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讀者處處感到一種史料“出土”的興奮與趣味，但近年以來，隨着清代文獻大出，尤其是幾部大型材料書的出現，如《四庫存目叢書》、《四庫禁毀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清代詩文集匯編》、《稀見清代四部叢刊》、《晚清四部叢刊》、《民國學術叢刊》等，乃至於各種電子文獻資料庫，使許多原先只能在圖書館抄錄的罕見書以及大量稿抄本，都不難寓目，造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明清“史料革命”。

　　以潘平格《求仁錄》為例，前面提到，當梁啓超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尚未能見到《求仁錄》原書，故只能從唐鑒的《清學案小識》中轉引，而錢穆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則因偶然機緣得以直接讀到《求仁錄》。但是在《四庫存目叢書》中，則有卷帙更富的本子。《四庫存目叢書》中的《求仁錄輯要》共有十卷，而錢書中摘述的只有第一、二卷。錢先生可能因為只見《求仁錄》第一、二卷，故書中的闡發仍然有限，在辨清學脈方面，所重視的多在“破”的一面，忽略其“立”的一面，故對於潘氏如何建立一套積極救世哲學，使得原來有關個人修養的材料，多變成治國平天下的概念，突然具有新的意義，顯然未多加注意。[24]

　　關於史料限制這一點，此處再以清初的汪紱與江永為例。汪、江二人是同一時代、同一地域的朱子學代表人物。《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到清代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有汪知默、陳二典、汪佑、吳曰慎、施璜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又因汪學聖問學於東林之高世泰，實為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為其餘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為正。惟汪（紱）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永）尚考核，而其學遂大”。[25] 錢穆在這一段的雙行夾注中說：“汪雙池年譜有與江慎修書三通，及江覆書兩首，可證兩家治學之歧趨。”[26] 錢先生非常敏感地點出，汪、江論學不合。他們兩人往復爭論的這幾封書信，即收在《善余堂文集》中。[27] 我直覺以為江、汪這件公案，錢先生把握非常真切，不過錢先生似未讀過卷帙浩繁的《汪雙池遺書》，故講到汪氏的部分比較簡略。這部遺書收藏的地方不多，但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即有一部二十八種本，可供進一步考索。[28]

　　以上兩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在這個“史料革命”之下，對於重估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可以產生莫大的作用。我曾與學生一起將《清代詩文集匯編》等叢書中的稀見之書標出，其數目達到一個難以想像的比例，這一情形幾乎出現在前述的每一部大型叢刊中，值得我們注意。

　　五、餘論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部八十多年的書了，在這麼長的時間內，思想史的寫法已有相當大的變化。

　　至今為止思想史的寫作方式中有比較明顯的兩派，一是個人派，一是思潮派。前者着重個人及授受源流，認為個別思想家可以產生重大的思想或現實影響，後者則比較重視整體思潮的變化。錢穆似乎比較屬於前者，而這也是從兩部《學案》，或《儒林宗派》等方面以來的傳統。後來的學術史或思想史，則偏向寫一片又一片的思想場景，一次又一次的思潮變化，個別人物在其中有地位，但不單只是孤獨地站立在舞台上，這也使得思想史或學術史的解釋變得更為複雜。

　　此外，我個人認為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解釋是復調的，是兩個以上色彩的學術史發展，而梁啓超受到科學整理國故運動之風潮的影響，比較從單一方向去綜理清代學術。最近一、二十年來，人們比較不那麼堅持認為晚清以來思想殿堂只有一個基調，而那個基調是科學的、客觀的、革命的，所以學術界回過頭去重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時，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向與解釋。在這個時候重新閱讀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相信讀者們可能產生不同的領會。

　　錢穆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題目，是不斷思考發展的。抗戰期間，他受託重編《清儒學案》，其書雖已遺失，但有《序目》留存，或可略窺錢穆對清代理學發展之看法。此外，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批評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未有章太炎一章，當時章太炎雖仍在世，但其學問卻已可蓋棺論定。後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冊便收錄多篇有關清代學術思想的論述，即包括《章太炎學述》。

　　最後，我要再度以“新天使”來說明，讀者與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關係。不同時期的學者從各種不同角度閱讀錢書時，仿佛是新天使移動的腳步。譬如楊樹達日記里說：“閱錢賓四（穆）《近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29] 錢書在抗戰前夕寫成，日本入侵之勢已在眼前。楊樹達讀此書時在 1943年，此時“歷史天使”的身體前進到了對日戰爭，但他的臉望向過去、望向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所看到的重點是“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與之前之後的讀者有所不同。我個人相信未來不同時代的讀者，也都將在這本書中看出不同的重點與意義來。

　　本文是為台灣商務印書館新版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所撰寫的《導論》。

　　注釋：

　　[1] Walter Benjamin, Hannah Arendted., Illuminations(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257. 中譯參考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收入漢娜．鄂蘭特編，張旭東等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270。

　　[2] 阮元，《儒林傳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37冊，頁620-621。

　　[3] 鄧實，〈《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引〉，轉引自王波編，《鄧實集》（出版中）。

　　[4] 劉師培，〈《說儲》跋〉，收入《小倦遊閣集說儲》（合肥：黃山書社，1991），頁199。

　　[5] 鄧實，〈《湖隱外史》跋〉，轉引自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下），頁1080。

　　[6] 鄧實，〈鄧牧心《伯牙琴集》跋〉，載《國粹學報》第 3 年第 11 號（總第36期），1907年12月24日，頁6。

　　[7]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反覆強調自己早年受到梁啓超很大的影響。見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9），頁50-54。

　　[8] 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7），頁87。

　　[9] 梁啓超，《新民說》（台北：中華書局，1978），頁126。

　　[10]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三冊，頁 18。

　　[1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頁433-434。

　　[12] 吳稚暉便觀察到梁啓超反過來受到胡適影響，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中講梁啓超：“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發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學術概論》，什麽《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見吳敬恆，《吳敬恆選集（哲學）》（台北：文星書店，1967），頁 133。

　　[1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頁 141。按，錢先生此處回憶有所出入。梁任公於 1923 年 9 月間於清華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課程，其時清華尚未設立大學部與研究院；1926 年 7月上海民志書局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尚在任公生前。參看趙燦鵬，《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成書問題辨析》，《社會科學研究》2015 年 4期，頁 188-191。

　　[14]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中揭“反動說”：““清代思潮”果為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文藝復興”絕相類。”（頁 3）又說：“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法而已，試細讀王氏父子之着述，最表現此等精神。”（頁 33）

　　[15] 錢穆，《師友雜憶》，頁137。

　　[16] 余英時先生為《國史大綱》寫的導論，見〈《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古今論衡》第29期（2016年12月），頁4-16。

　　[17] 錢穆，《師友雜憶》，頁 141。楊樹達日記中也提到 1930 年，他接受林志鈞之託檢校此書，似可說明其為未定之稿。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53-54。

　　[18] 錢穆，《師友雜憶》，頁 137。錢穆在《宋明理學概述》〈序〉中有一段話扼要講述其對宋學、清學態度之發展：“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頁2。

　　[19]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 125-126。

　　[2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1。

　　[21] 錢穆，《師友雜憶》，頁142、160-165。

　　[2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575。

　　[23] 沈豫撰，趙燦鵬校注，《皇清經解題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

　　[2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04。

　　[2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09-310。

　　[2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00。

　　[27] 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善余堂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

　　[28] 另有浙刻《雙池遺書》八種，光緒21-22年刊，較多見收藏。

　　[29]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82。余英時先生引此條並評論說：“楊樹達特別指出“文亦足達其所見”這一點，是有眼光的，因為錢先生在此書中每寫一家必儘量揣摩其文體、文氣而仿效之，所以引文與行文之間往往如一氣呵成，不着剪接之跡，但讀者若不留意或對文字缺乏敏感，則往往不易看得出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特“嚴夷夏之防”，正是因為這部書在抗戰前夕寫成的。這時中國又面臨另一次“亡國”的危機。”見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猶記風吹水上麟》（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 26。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遠遠不如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評述》，《台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年2月），頁99-119。

　　（來源：《人文學衡》第一輯，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