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结论是买卖双方自愿的交易不是公平交易，而是双赢。买方获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卖方则获得了利润。这个通过交易促成分工合作成功的例子太多了。大到飞机小到手机，没有哪个人，哪个公司能单独生产所有零部件，而都是通过市场的大量交易促成的。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然而现实中高喊吃亏了的事也很多。

   最明显的问题是欺诈。买家用假币，卖家卖假货。交易的过程时长和商品的使用过程时长是不对等的。买家可能会在交易结束并且使用很长时间后才发现上当，而卖家则可能行骗成功后销声匿迹了。而相反的，买家也可能收到真货却谎报不满意吃亏而退回假货。法律法规能消除一些欺诈但也可能留下漏洞供人钻营。

   除去欺诈，一个重要因素是税收和关税。 交易除了原始的易货贸易，早就不是仅有买卖双方参与的，而是基于政府的货币，司法，安全等全套服务之上。因而税收和通胀都是交易的一部分。如果交易双方分属两个地区，其税率不同。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地区不同价格，则买家就有可能选择在税率较低的地点交易，这样税率较高地区的卖家失去这个机会就会喊吃亏了。住在边境附近的居民会跨境加油。在亚马逊上网购若免税则不会去本地实体店里买。如果税收或通胀出现变动，则原来的交易就会产生不同的预期。必然有一方自认吃亏了。如果是国际贸易，涉及两个政府的税收，关税，和汇率的波动，则更容易出现某一方吃亏的现象。

   其次，如果说税收直接影响价格，那么一个地区的全套法律制度则对自由贸易有着更全面而广泛的影响。例如最低工资制度和福利影响人工成本，环保政策松弛的地区有利于降低成本，但不利于医疗保险，法律简单公开明确易于降低行政成本，相反如果需要贿赂政府官员才能保持公司运作则增加了成本。对于出现商业违约的法律制度安排也是成本预算的一部分。 而法律的变动更可能对企业的生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现代社会的自由贸易，并不仅是买卖双方的孤立交易。它是通过税收和货币同政府相关联，同时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之上。一个社会中相关的法律变动都可能导致买卖中的一方或双方觉得吃亏了。

   然后，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也是高喊吃亏的常客。 以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来衡量，总有负担不起这个价格的第三买方，抱怨买家把价格抬高到他们无法负担的高度，因此他们吃亏了（例如旧金山的低收入的房客抱怨租金被IT公司炒高了）。当然也会有其他卖家抱怨无法降低成本到这个成交价， 低价倾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此外，生产这笔交易的商品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卖家当地的其他居民共同受害，例如海上采油污染导致渔业生产的损失。 而消费这笔交易的商品造成的污染是买家附近的居民在承担。例如汽车燃油的废气排放， 废弃的包装材料变成垃圾。 

   当理论上假设市场无限大时，这种种抱怨被忽略了。然而现实中，失去竞争力的买卖第三方在政府眼里是需要福利保障的。当这种吃亏的人数增多时就会形成社会压力促使税收和法律改变。形成一个闭环过程。在当前税收或法律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可能导致税收和法律的变动，进而影响新的自由市场交易。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当然是社会中的多数人都能参与市场交易，只有少数人由政府提供福利。闭环系统提供负反馈形成稳定的经济模型。现实中，则不一定是多数人满意的市场，当需要福利的人数增多，闭环系统提供的是正反馈，导致高税收，高通胀，乃至经济崩溃。

   例如，川普说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国吃亏了。中国的钢材倾销损害了美国钢铁工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就是政府在代表失去竞争力的第三方竞价。但在逻辑上是不完备的。 首先逆差的含义是美国获得了额外的商品，而中国获得了额外的货币。 获得额外实际使用价值的一方才是占便宜的一方。 而货币则只是一个代表未来可以行使的购买力。 尤其是中国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后，更等于没有利用贸易盈余。 吃亏才是真。 其次，钢铁工人也是消费者之一，他们在获得廉价商品时也同其他美国消费者一样占了便宜。 美国整体占便宜但利用局部受损来喊吃亏，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但考虑到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也没有真正“吃亏”，没有外资的流动和组织，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的如此迅速。局部的吃亏当然有，广东一些处理洋垃圾的城镇造成永久性的环境污染，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了。

   最后，吃亏与否不完全是客观数据，而是也包含着主观感受和动机。每一次交易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下次交易的起点。喊吃亏也是市场交易竞价的一部分。 如果能用舆论的力量压价，等于空手套白狼。为什么不用呢？美国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有着最强的舆论导向能力。无论是否吃亏，在舆论场上喊吃亏，就是以攻击代替防守的竞争策略。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相对主义。当前的成交价不代表未来买家/卖家不能继续压低/抬高价格。因此先喊先赢，无休止的压价竞价，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在两国都用局部吃亏的理由增加关税时，其实证明着一件事，市场经济一直是政府在操作的。一方指责另一方操纵市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