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論大前提是殺人有罪，小前提是我殺人了，結論是我有罪。然而現實世界中有多少種不否認殺人事實的脫罪策略呢？
首先，雖然我殺人了，但有罪與否的判斷是法院憑證據判定的。我現場處理的很好，警方找不到證據，或者證據不全，我自己不說，自然就脫罪了。美劇《How to get away from murders》（《逍遙法外》）里被告辯護律師就是這樣教導學生的，每個人都會撒謊，所以事實不重要，我從來不問我的客戶你到底殺人了嗎，我的工作是在法庭上編織一個令陪審團信服的故事，在符合所有有限證據的邏輯下講一個最有利的我的客戶的故事。在警方指控死者的好朋友謀殺罪時，辯護律師編織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不是我的客戶殺的，而是我丈夫殺的。因為我丈夫婚外情導致死者懷孕而起了殺心。編劇在這裡玩了玄虛，直到最後，才透露兇手既不是死者好友，也不是她丈夫，而是另有其人。但在法庭辯護的時刻，不是所有事實都能在之前有限的時間內證實的。用毀滅自己名聲的手段為客戶辯護，才是突破極限的戲劇性衝突。儘管她的丈夫未必殺人，她展現出無私的精神，才是陪審團認定她的客戶無罪的重要因素。《絕望的家庭主婦》裡藥劑師吃藥自殺想感情控制一個主婦拯救他後繼續做他的女友，結果主婦恰好在當時發現了藥劑師毒殺她前夫的證據，於是她就坐在吃了藥的藥劑師床邊看着他毒發死去才打911。一個什麼都沒做的殺人脫罪的故事。當她把這個故事告訴她兒子以平息其殺父之仇時，她又沒想到她兒子後來又以此要挾她。現實生活當然只會比戲劇更精彩。
其次，雖然我殺人了，警方也有證據了，但我是正當防衛。於是又脫罪了。在突破了大前提殺人有罪的條件下，各種特例都可以魚貫而入。我還小，才13歲，不具備行為能力，不能關押；我太老了，已經80歲了，人道理由不能入監；我是孕婦，需要等生產後再入監，但尚未入監，我又懷孕了，如此循環幾十年，追訴期過了。我有各種生理病需要保外就醫，或者精神病，或者是激情殺人，當時殺人的我不是現在正常的我，所以不必負責。即使被法院判處有罪要坐牢，還有監獄的各種減刑政策。有表現良好減刑，有發明專利減刑，有配合警方破案減刑。最輕鬆的是監獄人滿為患減刑或者釋放。即使以上都不符合，還有總統特赦一途。
最後，殺人脫罪的最高境界，不是找特例脫罪，而是，我殺的是壞人。這個壞人是恐怖分子，正在實施爆炸活動會死很多人，我在他按下按鈕前把他殺了，救活了更多的人；這個壞人是網絡黑客，正在攻擊電網可能造成醫院停電死人；這個壞人殺死了我的親人，我是替父報仇；這個壞人是外省人，外國人，異族人，或者異教徒，是他們，和我們（包括警察，法官）不是一種人，我殺他是為了捍衛保護我們的利益，這種理由，不要太好用。我殺人是為了救人，不僅無罪，而且有功。是英雄。著名的華人陳果仁被害案的兇手，兩個白人雖然被判了刑，卻一天牢都沒坐。也沒有錢賠償。事實上的殺人無罪。近年來在白左橫行的好萊塢，電影裡的帥哥主角在經過殊死搏鬥制服滿臉橫肉的大惡人後，不是行刑式地殺死大惡人以大快人心，而是流行交給司法審判。這樣不僅可以編排越獄等後續情節，也滿足了廢除死刑的政治正確。如果一定要大反派死掉，多半是帶着手銬的壞人不想入監還想取巧，找機會逃跑的時候墜樓身亡。總之，大帥哥主角是不能有殺人的罪惡感的，那種在伊拉克戰場上的殺人經歷都只在面目模糊的夢境裡。
綜上所述，殺人脫罪的途徑可以說是無限多的。只要有條件，都可以上。雖然監獄裡關着一定數量的沒有脫罪的殺人犯，但倖存者偏差的統計概念告訴我們，我們並不知道總數。總的死亡人數不是總的謀殺受害者人數，總的兇手人數無法包括找不到兇手的情況。從而無法知道多大比例的殺人犯真正伏法了，又有多少殺人犯被當做英雄崇敬着。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你被迫進入到殺人和被殺的兩難抉擇時，你應該知道你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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