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民主選舉被神化到最高權力來源的地步。中共不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所以沒有合法性。這麼荒謬的書生之談不是本文重點，而是反過來看這個最高權力來源自己的尷尬。本來一個由上級任命的下級，在工作中出了錯，立刻就可以撤換掉。但民選官員如果出錯，卻沒有方便的途徑撤換。唯一對等於選舉的撤換方式只能是下一次選舉。許多崇尚民主選舉的人說，不行下次把他選下去就好了。可是如果官員出了錯，為什麼不馬上行動而要等下次選舉呢？這就涉及選舉的低效率問題。美國一次選舉周期兩年到四年，從初選到大選競選過程長達十多個月，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金錢人力才能玩一次。如此低效，自然無法應對突發的災難，例如新冠疫情。加州的白左州長正在依照合法的程序被召回，其實也就是一群人認為他不合適(或者出錯），要他下台。結果已經搞了兩年，收集上百萬的簽名，才得到一次投票的機會。可是州長任期不過四年，一個召回過程超過兩年，是兩種結果都不合理的。假如召回投票成功迫使他下台，他已經又幹了兩年，這個損失也很大；假如召回投票失敗他繼任，這兩年之間他用於自我辯護的時間精力顯然占用工作的時間精力，修改政策賄賂選民，使得他無法正常工作。

  不過，天下事物相生相剋，一物降一物。在鬥獸棋裡面，規則是大動物吃小動物，而唯一例外是老鼠吃大象。政治問題從來都不是一條道走到黑的簡單邏輯。選舉很低效，但如果想拔除一個最具合法性的民選官員，還是有快速方法的。這就是最沒有合法性的性騷擾。通常一個民選官員走到當選的地步，一般的司法犯罪歷史，例如強姦偷稅，應該已經都充分曝光了，沒有殺傷力了。唯獨是性騷擾案件，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而且由於隱私的關係，通常發生在私密空間，沒有旁證。過去因為事小沒有曝光，現在有組織地製造新聞，就非常有殺傷力了。

  紐約州長庫默在新冠疫情應對中交出了很差的統計數字。紐約州的新冠患者最早也最多。按理說如此差的政績早改鞠躬下台，引咎辭職了。但事實是庫默居然因此而獲獎了。美國的魔幻現實主義政治在主流媒體的強力塑造下無論多反智都熠熠生輝。正當民主黨拿下總統大選和兩級議會，風平浪靜之時，突然間庫默性騷擾的陳年舊事同時出現在媒體上，捲起一股妖風，要逼退他。在民主黨全勝時期逼庫默辭職，很難相信是共和黨的成功策劃，更可能是民主黨內鬥，剪除一個下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有力競爭者。因為在他辭職的同一天通過了拜登的天量基建預算，所以猜測是拜登與共和黨達成協議，出賣了庫默，以他為代價換取共和黨支持預算案。算是一石二鳥。共和黨在沒有權勢的時候能白撿一個政敵的損失，也是樂觀其成。

  這些性騷擾指控，基本上原告受害人都無法直接獲得法院判決有罪後的賠償，最後的收入無非是來自媒體和其它利益相關方的輸送。但對被告則是嚴重的打擊。政治生命的終結，職業的終結。其金錢上的損失更加巨大。這種嚴重的責權利不平衡在法院是不容易實現的。可以說，無論性騷擾事件是真是假，它不過是個表面的由頭，需要背後強力運作。把民選官員逼退，必須籠絡他的手下大多數背叛他，庫默招致了同黨的總統拜登和國會議長珀洛西的一致公開反對，兩黨合力造成實際的行政癱瘓，再動之以“害”，不下台的話，更大的麻煩危險就會接踵而來；曉之以“利”，下台的話，好處還是會有的，新冠期間的瀆職調查可以輕罰。威逼利誘之下，庫默這個在電視上和新聞主持人弟弟談論最是媽媽最愛的寶寶，就被性騷擾做掉了。

  用性騷擾狙擊政客失敗的最著名的例子，頭號是克林頓彈劾案，其次是福特教授指控大法官候選人在少年時醉酒性侵。一個時間地點人物旁證毫無證據的指控被民主黨運作到國會聽證，最後缺少共和黨支持而失敗。兩相對照，更說明性騷擾的威力不在證據，而是背後的政治運作能力。過去歷任總統幾乎都有性醜聞。克林頓被指控強姦，奧巴馬做議員時同性一夜情，川普和成人女星在老婆懷孕時出軌，拜登喜歡嗅女孩頭髮。這些事可大可小。就看當時政治需要。在兩黨制下政敵的性醜聞是最廉價的炸彈，也是民主制度下對低效選舉制度的有效補充。但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就看操盤者的功力了，要象紙牌屋那樣，聯合其它政敵甚至敵對國打擊同黨競爭者，的確是高超的政治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