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那麼在乎留學補課

（2015年9月26日）

這件事情說過很多次了，但還想說一下，因為在《〈靜夜思〉：一個轉折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562）》（2015年5月1日）中，我提到，2005年5月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後，所謂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就被我劃上了“×”。不僅所謂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被我劃上了“×”，而且整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制度和黨內民主制度也被我劃上了“×”。什麼叫劃上了“×”？就是全盤否定了。[1]而其中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事情就是留學補課的事情。並不是後來大做文章的所謂著作權問題。誠然，著作權問題是一直都存在的，我很清楚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敏感性，但我一直都是與人為善的，不願意拿著作權問題來說事，覺得著作權問題可以先放到一邊，集中時間和精力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繼續往前走。時間一刻千金，機遇百年一遇。很多事情要去做，不能停下腳步。一天都不能懈怠。如果我能夠順利完成留學補課的任務，能夠寫一本《資本論》出來，那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著作權問題就不算什麼問題了。因為我的《資本論》無非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升級版。只是框架要大很多，要完成我自己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與西方經濟學有機結合”的任務。這個任務完成之後，我在基礎理論方面的任務才算完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與西方經濟學有機結合”是2002年11月30日提出的“七大關係”中的一項。[2]我想自己去做這件事情。我很清楚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劃時代的一頁，而且是人類文明史上劃時代的一頁。雖然我此前沒有西方經濟學專業的學術背景，但是西方經濟學的本科課程不可能很難，畢竟是本科課程嘛，能夠難到哪裡去？而本科課程修完之後，繼續完成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課程也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更加重要的是，我不是個鍍金者，不是撈文憑，而是要去寫一本新的《資本論》出來，要“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進行一次革命的揚棄”（2001年8月19日），[3]要解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與西方經濟學有機結合”（2002年11月30日）的問題。2001年春天，我去拜訪錢理群先生，他非常認真地說：“年輕人要學會沉潛，沉潛十年才可能真正有點成就。”我很贊同他的意見，儘管在那時候我已經沉潛十年了。再沉潛十年，30歲到40歲，寫一本《資本論》出來，然後再說做實務的工作，也還來得及，就算不能做實務了，只能做研究和教書，也無所謂。這個觀點，在那時候的很多信件里說得清清楚楚，大家可以回頭去看看，例如在給劉吉和劉海藩等老同志的信里反反覆覆說過。我說只要能夠去完成補課的任務，打下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礎，以後無可無不可，做什麼都行。這個要求過分嗎？我認為一點都不過分。

我至今認為，我那時候對自己的道路和方向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並不排斥做實務，不排斥實際工作，我說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之後我的人生定位是“思想家兼政治家”，但是，2002年，2003年，2004年，我都堅定地認為，留學補課是第一要務。這個事情的重要性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對此，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也好，中國思想理論界的權威人士也好，都是很清楚的。我的所思所想從來沒有對他們隱瞞過。至於有人說我“狂妄”和“幼稚”，我根本不在乎。那種道德上的批評反映的是批評者的眼界和胸懷。我在乎的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我的時間不能被耽誤，哪怕只耽誤一天都絕不允許。我不想看到有任何人擋我的路。2002年春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完成以後，留學補課的願望日漸強烈。我本來並不覺得非留學不可的，如果覺得非留學不可，那我在武漢大學的時候就專心做相關的事情去了，和很多同學一樣。但我根本沒有準備過留學的事情，什麼GRE和雅思從來沒有考過。留學補課的想法是2002年春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完成以後才產生的，[4]但是產生以後我就知道這件事情關係重大。它將決定未來的一切。所以，後來很多年裡我想的都是這件事情。2002年換工作的時候想去中石油海外公司，2003年向中石油人事部打報告請求公派留學，2004年和劉海藩、劉吉、李鐵映、滕文生等老同志提出希望可以去留學補課……目的都是一樣。我覺得我把話說得很清楚了，而且我的要求微不足道，非常謙卑非常可憐。我只是萬萬沒想到後面會是這樣一個結果，會是長達十幾年的大悲劇大災難。既不承認我的著作權，也不承認我的貢獻，也不理睬我的訴求，卻一味拿着“必須服從組織”這樣莫名其妙的理由來侮辱、壓制和迫害我。這些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所謂的學術界思想界權威人士，他們實際上是在故意製造悲劇故意製造災難。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實在是太荒謬了。陳林說，誰如果抄襲他的觀點就是找死。是的，抄襲、剽竊、篡改歷史欺世盜名就是找死。而中共中央所做的找死的事情又何止抄襲和剽竊？難道中共中央不明白自己在過去十多年裡一直在找死嗎？這些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什麼素質？！

除了抄襲、剽竊、篡改歷史欺世盜名以外，中共中央還犯下了兩個致命錯誤：第一是對我的要求和申訴完全不予理睬，不予理睬就意味着“兩個破產”[5]，就是瀆職罪，就是敵我矛盾，這也證明這些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實際上是毫無黨性的；第二是他們竟然讓有關部門監控我，而且鬧得沸沸揚揚，讓大家都知道我是問題人物，把“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當成敵人對待，使大家都對我避而遠之。這是典型的濫用職權罪。哪裡有監控《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作者的道理？哪裡有監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道理？這是誰家的馬克思主義？……這些犯罪行為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全盤否定中共中央。何況中共中央的犯罪問題還遠不止此。

當然，這些問題總的來說，集中到一點，就是罔顧黨紀國法。歷史證明，中共中央其實是最沒有紀律意識和法治觀念的。嚴於律人，寬以待己。要求別人服從組織，遵守法律，他們自己卻肆無忌憚地踐踏黨章和法律。不是哪一個人如此，而是整個集體都是如此。而且從來如此。而且至今如此。我說過，所謂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處理問題的方式和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並無兩樣，仍然是中庸之道，仍然是官僚主義。仍然不是實事求是，仍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仍然沒有遵紀守法的自覺性或者說黨性。所謂中共中央仍然壓根兒就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修養。這是只要瞟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

如果中共中央有馬克思主義修養，那他們在2002年就不可能這樣處理問題，更不要說2005年了。他們實際上是明知故犯，濫用職權，惡意破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中共中央在2002年就已經犯下了死罪。2002年沒有做出公開的檢討，整個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就終結了。2002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都是以罪人的身份和畜生的身份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

整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思想理論界這樣愚昧無知這樣卑鄙無恥這樣沒有底線是我2005年之前沒有想到的。我當然早就看出來了問題，但是我一直把這些問題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以為把道理說清楚了問題就可以妥善解決。我一直與人為善，從不說人壞話。但是，2004年11月，《伶俜十年事——2004備忘錄》之後，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就知道所謂中共中央不過如此了。事情已經非常明顯：所謂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壓根兒就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修養。——而這十多年的歷史表明他們的問題當然不僅僅是毫無馬克思主義修養的問題。

是的，的確如此。不要說有一丁點馬克思主義修養，只要還有一丁點人性，就不可能這樣處理問題。這個觀點我反反覆覆說過。很多年前就指出所謂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毫無黨性毫無人性。只有連畜生都不如的東西，才會這樣抄襲和剽竊了人家的思想理論觀點卻還故意製造悲劇故意製造災難。

何況，按照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有一個說法，就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著作權，就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貢獻，這是唯一實事求是的表現，是唯一有黨性的表現，也是唯一合法的表現。這是歷史的底線所在。錯過了這個時間點，中共中央的所作所為就和“正確”二字沒有什麼關係了。歷史的底線是以歷史（時間）為底線的。

但是，抄襲剽竊也好，篡改歷史欺世盜名也好，“兩個破產”也好，不講法治沒有底線也好，都還只是表面現象。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從2005年夏天以後與日俱增的一種感覺：邪惡勢力統治着中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罔顧黨紀國法，搞陰謀詭計，毫無黨性毫無人性……這些表現已經完全不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表現。（這裡還不說他們的那些嚴重經濟犯罪問題。）是非曲直，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的大人物們其實都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們竟然敢在原則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題上一錯再錯，公然踐踏黨章和法律，這已經不是一個智商太低情商太低的問題。所謂智商太低情商太低只是一種調侃而已。這不是智商或情商的問題。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我要去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法律和黨章的存在？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在造孽？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是很清楚的。可是，他們卻如此肆無忌憚地違法犯罪，故意製造悲劇故意製造災難。所以，結論很清楚，這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長期以來頑固地站在我的對立面的強大力量，是邪惡勢力敵對勢力。

當然，很多人不會承認自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人，不會承認自己是邪惡勢力敵對勢力，不會承認自己站在歷史和人民的對立面，不會承認自己是一種連畜生都不如的東西。例如要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承認自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人，可能嗎？不可能。但是他們的行為暴露了他們反馬克思主義的真實面目。人有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他的行為會暴露他的本質。這不是“文革”邏輯，而是馬克思主義常識。歷史不會根據他們怎麼想的來評價他們，而只會根據他們怎麼做的來評價他們。他們怎麼想的沒人知道，但是他們怎麼做的眾所周知。十多年裡，中共中央實際上對我一直採取了一種侮辱、壓制和迫害的政策。他們一直在處心積慮地阻礙和破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他們一直在肆無忌憚地故意製造悲劇故意製造災難。他們不可能不清楚事情的重要性，可是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反動的。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才是他們的本質，才是他們的真實面目。他們如此肆無忌憚地違法犯罪，不是為了什麼根本利益大局利益，而僅僅是為了他們的面子和私利。

——順便說一下，什麼叫根本利益大局利益的問題，將來要好好討論下。從這十幾年的歷史來看，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是普遍愚昧無知的。你讓我安安心心工作，在中石油做這些破事，就是根本利益就是大局利益？我要去補課去研究去繼續寫我想寫的文章就是不符合根本利益不符合大局利益？你給我安排的中石油的這點破事就是本職工作？我寫那些文章就是不務正業？你要求我“必須服從組織”就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我要求你尊重著作權遵守法律遵守黨章就不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你抄襲和剽竊我的文章就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我批評你抄襲和剽竊就不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十多年的歷史證明，所謂中共中央，所謂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根本就沒有什麼黨性，也根本就不在乎什麼根本利益大局利益。

2004年11月我寫了《伶俜十年事——2004備忘錄》，2005年5月1日寫了《靜夜思》，2005年8月30日要求中共中央就有關問題給我一個說法，2005年11月宣布暫停在中石油的工作並且要求中共中央做檢討。從此以後，所謂中共中央在我眼裡就只不過是一種連畜生都不如的東西了。如果他們不檢討不道歉不認罪不贖罪，那麼這就是對他們的政治結論。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誤人一天，贖罪一世”。成長的青春是一天都不能耽誤的。你如果耽誤了人家一天，你就必須贖罪一世。你如果耽誤了人家一世，你就必須下地獄。對於中共中央這樣一種連畜生都不如的東西，無論給多少個耳光都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有人會說，是我自己耽誤了自己，是我自己的錯。劉吉先生就曾經寫信這樣批評我。我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錯。我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是有據可查的，都是可以擺到桌面上來和大家討論的，都是可以讓公眾讓後人來評說的，都是可以復盤的。中共中央敢嗎？他們敢跟我公開對質嗎？我看他們不敢。他們只知道搞陰謀詭計，只知道玩中庸之道。十多年裡，他們一直在搞陰謀詭計，一直在作秀演戲。從來沒有光明正大過，從來沒有實事求是過。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我打心眼裡瞧不起。這些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一些什麼玩意兒啊？！中共中央掌握着黨政軍大權，掌握着無數的社會資源，集中了全黨同志的智慧，竟然要用搞陰謀詭計的方式來處理問題，竟然要靠作秀演戲來自欺欺人，連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都不能光明磊落，毫無黨性，怎麼可能讓我瞧得起呢？——即便是今天的中共中央也仍然是毫無黨性的。大家只要想想“黨性”的定義就會明白這一點。

十多年過去，一切成空，一切如夢。事實上，2005年我就很清楚機緣已逝，很清楚那個能夠寫《資本論》的歐陽立波已經被害死了。成長的青春一天都不能耽誤。2002年春天完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2005年春天還沒有把留學補課的任務完成，這輩子要寫一本《資本論》出來的可能性就幾乎不存在了。何況現實生活中面臨的羈絆和問題還那麼多，人生的道路隨時可能彎曲變形。所以，《靜夜思》中有些話其實說得很嚴厲了，雖然總體上的風格仍然是委曲求全，仍然是極盡中庸之道，仍然是“仁至義盡無止境”。我說過，《靜夜思》是大氣磅礴的，也是悲情瀰漫的。鳳凰涅槃。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呀。可惜，《靜夜思》仍然是對牛彈琴。此後十多年裡我面對的仍然是無物之陣。形格勢禁，舉步維艱。我大大高估了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的智商和情商，大大高估了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的道德品質和黨性修養。

抱歉，又講了一遍阿毛的故事。長期以來，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們對於阿毛的故事是很厭煩的很厭惡的。不就是一個小孩子被狼吃了嗎？人死不能復活，過去了的事情不能重來，犯得着嘮嘮叨叨一輩子嗎？還有很多人批評我，說什麼留學補課什麼維護著作權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現，說怎麼不學司馬遷不學馬克思不管客觀條件怎麼樣差都能夠寫出鴻篇巨製，說真正有涵養的人有品位的人有前途的人根本就不會抱怨不會批評不會指責別人而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只講奉獻不講條件……我是一個凡人，我來自底層，很多現實的條件無法超脫。我不是佛陀，不是耶穌，不是真主，也不是馬克思，不是毛澤東，不是司馬遷，不是魯迅，不是張聞天……我只是我自己，我只想做我自己。鞠躬盡瘁，設身處地，將心比心，與人為善，仁至義盡，我做到了。我只要求按勞分配，只要求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只要求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有什麼錯？這天經地義，“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倒是那些批評我指責我的人，應該好好捫心自問，你們到底是一些什麼東西？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

我說過，過去十幾年的大悲劇大災難的歷史，其造成的損失和惡果，即使和“文革”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段歷史，值得中華民族檢討一千年。所謂“第一要務是對基本權利的尊重”和“貫徹落實兩項基本原則是第一要務”的誕生，是滴着血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歷史唯物主義者不相信假設的歷史和歷史的假設，而只能根據現實的存在來發言，只能實事求是。考察這十多年的歷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是極其荒謬的，不僅沒有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罪孽深重死有餘辜。除惡務盡，既往必究。全面地系統地徹底地清算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罪，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基的必然要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和人類文明負責的必然要求。

[1]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2002年《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之後中國共產黨沒有公開做出檢討，就意味着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終結，換句話說，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2002年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被馬克思主義劃上了“×”，已經被全盤否定。對於這一點，我也一直都是心知肚明的。這是歷史的底線所在，與著作權問題無關，與留學補課的問題也無關。

[2] 歐陽立波（2002）：《提出“七大關係”》（2002年11月30日），參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基——歐陽立波書信選（第一集）》。

[3] 歐陽立波（2001）：《要對基礎理論進行一次革命的揚棄》（2001年8月19日），參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基——歐陽立波書信選（第一集）》。

[4] 當然，並非一定要留學才能補課，我先後考過清華大學、中央黨校和北京大學的博士生，清華大學是新聞專業，考上了，但面試沒通過。中央黨校和北京大學沒有考上，我當時給劉海藩同志和吳敬璉先生寫信，說我從來沒有修過經濟學課程，希望讓我先回到學校，然後再從西方經濟學本科課程開始補課。他們的回覆是必須按照制度辦，必須通過入學考試，所有學生一視同仁。所以在中國大學補課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我要是能夠通過中央黨校和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生入學考試，我還需要讀博士嗎？我想讀博士無非就是想去補補課，要從本科課程開始補課。但是這種要求被“按照制度辦”的理由回絕了。而在我看來，按照制度（法律制度）辦的話，中共中央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著作權，承認我的貢獻，否則中共中央就犯罪了。而如果中共中央在2002年公開承認了我的著作權，承認了我的貢獻，那麼，我即使是去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學校留學補課，應該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不是麼？

[5] 兩個破產：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制度已經破產，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制度已經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