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那么在乎留学补课

（2015年9月26日）

这件事情说过很多次了，但还想说一下，因为在《〈静夜思〉：一个转折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562）》（2015年5月1日）中，我提到，2005年5月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所谓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就被我划上了“×”。不仅所谓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被我划上了“×”，而且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也被我划上了“×”。什么叫划上了“×”？就是全盘否定了。[1]而其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就是留学补课的事情。并不是后来大做文章的所谓著作权问题。诚然，著作权问题是一直都存在的，我很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但我一直都是与人为善的，不愿意拿著作权问题来说事，觉得著作权问题可以先放到一边，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继续往前走。时间一刻千金，机遇百年一遇。很多事情要去做，不能停下脚步。一天都不能懈怠。如果我能够顺利完成留学补课的任务，能够写一本《资本论》出来，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著作权问题就不算什么问题了。因为我的《资本论》无非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升级版。只是框架要大很多，要完成我自己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与西方经济学有机结合”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我在基础理论方面的任务才算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与西方经济学有机结合”是2002年11月30日提出的“七大关系”中的一项。[2]我想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我很清楚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一页，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页。虽然我此前没有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学术背景，但是西方经济学的本科课程不可能很难，毕竟是本科课程嘛，能够难到哪里去？而本科课程修完之后，继续完成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课程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加重要的是，我不是个镀金者，不是捞文凭，而是要去写一本新的《资本论》出来，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进行一次革命的扬弃”（2001年8月19日），[3]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与西方经济学有机结合”（2002年11月30日）的问题。2001年春天，我去拜访钱理群先生，他非常认真地说：“年轻人要学会沉潜，沉潜十年才可能真正有点成就。”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尽管在那时候我已经沉潜十年了。再沉潜十年，30岁到40岁，写一本《资本论》出来，然后再说做实务的工作，也还来得及，就算不能做实务了，只能做研究和教书，也无所谓。这个观点，在那时候的很多信件里说得清清楚楚，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看，例如在给刘吉和刘海藩等老同志的信里反反复复说过。我说只要能够去完成补课的任务，打下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础，以后无可无不可，做什么都行。这个要求过分吗？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

我至今认为，我那时候对自己的道路和方向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并不排斥做实务，不排斥实际工作，我说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之后我的人生定位是“思想家兼政治家”，但是，2002年，2003年，2004年，我都坚定地认为，留学补课是第一要务。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对此，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也好，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权威人士也好，都是很清楚的。我的所思所想从来没有对他们隐瞒过。至于有人说我“狂妄”和“幼稚”，我根本不在乎。那种道德上的批评反映的是批评者的眼界和胸怀。我在乎的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我的时间不能被耽误，哪怕只耽误一天都绝不允许。我不想看到有任何人挡我的路。2002年春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完成以后，留学补课的愿望日渐强烈。我本来并不觉得非留学不可的，如果觉得非留学不可，那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就专心做相关的事情去了，和很多同学一样。但我根本没有准备过留学的事情，什么GRE和雅思从来没有考过。留学补课的想法是2002年春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完成以后才产生的，[4]但是产生以后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它将决定未来的一切。所以，后来很多年里我想的都是这件事情。2002年换工作的时候想去中石油海外公司，2003年向中石油人事部打报告请求公派留学，2004年和刘海藩、刘吉、李铁映、滕文生等老同志提出希望可以去留学补课……目的都是一样。我觉得我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而且我的要求微不足道，非常谦卑非常可怜。我只是万万没想到后面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会是长达十几年的大悲剧大灾难。既不承认我的著作权，也不承认我的贡献，也不理睬我的诉求，却一味拿着“必须服从组织”这样莫名其妙的理由来侮辱、压制和迫害我。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所谓的学术界思想界权威人士，他们实际上是在故意制造悲剧故意制造灾难。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实在是太荒谬了。陈林说，谁如果抄袭他的观点就是找死。是的，抄袭、剽窃、篡改历史欺世盗名就是找死。而中共中央所做的找死的事情又何止抄袭和剽窃？难道中共中央不明白自己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在找死吗？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什么素质？！

除了抄袭、剽窃、篡改历史欺世盗名以外，中共中央还犯下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是对我的要求和申诉完全不予理睬，不予理睬就意味着“两个破产”[5]，就是渎职罪，就是敌我矛盾，这也证明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毫无党性的；第二是他们竟然让有关部门监控我，而且闹得沸沸扬扬，让大家都知道我是问题人物，把“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当成敌人对待，使大家都对我避而远之。这是典型的滥用职权罪。哪里有监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作者的道理？哪里有监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道理？这是谁家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犯罪行为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全盘否定中共中央。何况中共中央的犯罪问题还远不止此。

当然，这些问题总的来说，集中到一点，就是罔顾党纪国法。历史证明，中共中央其实是最没有纪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要求别人服从组织，遵守法律，他们自己却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章和法律。不是哪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集体都是如此。而且从来如此。而且至今如此。我说过，所谓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处理问题的方式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无两样，仍然是中庸之道，仍然是官僚主义。仍然不是实事求是，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仍然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或者说党性。所谓中共中央仍然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是只要瞟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如果中共中央有马克思主义修养，那他们在2002年就不可能这样处理问题，更不要说2005年了。他们实际上是明知故犯，滥用职权，恶意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共中央在2002年就已经犯下了死罪。2002年没有做出公开的检讨，整个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就终结了。200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以罪人的身份和畜生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

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理论界这样愚昧无知这样卑鄙无耻这样没有底线是我2005年之前没有想到的。我当然早就看出来了问题，但是我一直把这些问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以为把道理说清楚了问题就可以妥善解决。我一直与人为善，从不说人坏话。但是，2004年11月，《伶俜十年事——2004备忘录》之后，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知道所谓中共中央不过如此了。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所谓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修养。——而这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他们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毫无马克思主义修养的问题。

是的，的确如此。不要说有一丁点马克思主义修养，只要还有一丁点人性，就不可能这样处理问题。这个观点我反反复复说过。很多年前就指出所谓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毫无党性毫无人性。只有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才会这样抄袭和剽窃了人家的思想理论观点却还故意制造悲剧故意制造灾难。

何况，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有一个说法，就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著作权，就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贡献，这是唯一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唯一有党性的表现，也是唯一合法的表现。这是历史的底线所在。错过了这个时间点，中共中央的所作所为就和“正确”二字没有什么关系了。历史的底线是以历史（时间）为底线的。

但是，抄袭剽窃也好，篡改历史欺世盗名也好，“两个破产”也好，不讲法治没有底线也好，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从2005年夏天以后与日俱增的一种感觉：邪恶势力统治着中国。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罔顾党纪国法，搞阴谋诡计，毫无党性毫无人性……这些表现已经完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这里还不说他们的那些严重经济犯罪问题。）是非曲直，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人物们其实都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竟然敢在原则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上一错再错，公然践踏党章和法律，这已经不是一个智商太低情商太低的问题。所谓智商太低情商太低只是一种调侃而已。这不是智商或情商的问题。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要去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法律和党章的存在？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在造孽？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们却如此肆无忌惮地违法犯罪，故意制造悲剧故意制造灾难。所以，结论很清楚，这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长期以来顽固地站在我的对立面的强大力量，是邪恶势力敌对势力。

当然，很多人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是邪恶势力敌对势力，不会承认自己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不会承认自己是一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例如要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承认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吗？不可能。但是他们的行为暴露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人有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他的行为会暴露他的本质。这不是“文革”逻辑，而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历史不会根据他们怎么想的来评价他们，而只会根据他们怎么做的来评价他们。他们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是他们怎么做的众所周知。十多年里，中共中央实际上对我一直采取了一种侮辱、压制和迫害的政策。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阻碍和破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一直在肆无忌惮地故意制造悲剧故意制造灾难。他们不可能不清楚事情的重要性，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反动的。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他们的本质，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违法犯罪，不是为了什么根本利益大局利益，而仅仅是为了他们的面子和私利。

——顺便说一下，什么叫根本利益大局利益的问题，将来要好好讨论下。从这十几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是普遍愚昧无知的。你让我安安心心工作，在中石油做这些破事，就是根本利益就是大局利益？我要去补课去研究去继续写我想写的文章就是不符合根本利益不符合大局利益？你给我安排的中石油的这点破事就是本职工作？我写那些文章就是不务正业？你要求我“必须服从组织”就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我要求你尊重著作权遵守法律遵守党章就不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你抄袭和剽窃我的文章就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我批评你抄袭和剽窃就不是根本利益大局利益？……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所谓中共中央，所谓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根本就没有什么党性，也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根本利益大局利益。

2004年11月我写了《伶俜十年事——2004备忘录》，2005年5月1日写了《静夜思》，2005年8月30日要求中共中央就有关问题给我一个说法，2005年11月宣布暂停在中石油的工作并且要求中共中央做检讨。从此以后，所谓中共中央在我眼里就只不过是一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了。如果他们不检讨不道歉不认罪不赎罪，那么这就是对他们的政治结论。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误人一天，赎罪一世”。成长的青春是一天都不能耽误的。你如果耽误了人家一天，你就必须赎罪一世。你如果耽误了人家一世，你就必须下地狱。对于中共中央这样一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无论给多少个耳光都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有人会说，是我自己耽误了自己，是我自己的错。刘吉先生就曾经写信这样批评我。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错。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是有据可查的，都是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和大家讨论的，都是可以让公众让后人来评说的，都是可以复盘的。中共中央敢吗？他们敢跟我公开对质吗？我看他们不敢。他们只知道搞阴谋诡计，只知道玩中庸之道。十多年里，他们一直在搞阴谋诡计，一直在作秀演戏。从来没有光明正大过，从来没有实事求是过。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啊？！中共中央掌握着党政军大权，掌握着无数的社会资源，集中了全党同志的智慧，竟然要用搞阴谋诡计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竟然要靠作秀演戏来自欺欺人，连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能光明磊落，毫无党性，怎么可能让我瞧得起呢？——即便是今天的中共中央也仍然是毫无党性的。大家只要想想“党性”的定义就会明白这一点。

十多年过去，一切成空，一切如梦。事实上，2005年我就很清楚机缘已逝，很清楚那个能够写《资本论》的欧阳立波已经被害死了。成长的青春一天都不能耽误。2002年春天完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2005年春天还没有把留学补课的任务完成，这辈子要写一本《资本论》出来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何况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羁绊和问题还那么多，人生的道路随时可能弯曲变形。所以，《静夜思》中有些话其实说得很严厉了，虽然总体上的风格仍然是委曲求全，仍然是极尽中庸之道，仍然是“仁至义尽无止境”。我说过，《静夜思》是大气磅礴的，也是悲情弥漫的。凤凰涅槃。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可惜，《静夜思》仍然是对牛弹琴。此后十多年里我面对的仍然是无物之阵。形格势禁，举步维艰。我大大高估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智商和情商，大大高估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道德品质和党性修养。

抱歉，又讲了一遍阿毛的故事。长期以来，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们对于阿毛的故事是很厌烦的很厌恶的。不就是一个小孩子被狼吃了吗？人死不能复活，过去了的事情不能重来，犯得着唠唠叨叨一辈子吗？还有很多人批评我，说什么留学补课什么维护著作权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说怎么不学司马迁不学马克思不管客观条件怎么样差都能够写出鸿篇巨制，说真正有涵养的人有品位的人有前途的人根本就不会抱怨不会批评不会指责别人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讲奉献不讲条件……我是一个凡人，我来自底层，很多现实的条件无法超脱。我不是佛陀，不是耶稣，不是真主，也不是马克思，不是毛泽东，不是司马迁，不是鲁迅，不是张闻天……我只是我自己，我只想做我自己。鞠躬尽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与人为善，仁至义尽，我做到了。我只要求按劳分配，只要求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只要求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有什么错？这天经地义，“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倒是那些批评我指责我的人，应该好好扪心自问，你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过，过去十几年的大悲剧大灾难的历史，其造成的损失和恶果，即使和“文革”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历史，值得中华民族检讨一千年。所谓“第一要务是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和“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是第一要务”的诞生，是滴着血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假设的历史和历史的假设，而只能根据现实的存在来发言，只能实事求是。考察这十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极其荒谬的，不仅没有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罪孽深重死有余辜。除恶务尽，既往必究。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清算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罪，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基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人类文明负责的必然要求。

[1]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2002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公开做出检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终结，换句话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2002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划上了“×”，已经被全盘否定。对于这一点，我也一直都是心知肚明的。这是历史的底线所在，与著作权问题无关，与留学补课的问题也无关。

[2] 欧阳立波（2002）：《提出“七大关系”》（2002年11月30日），参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一集）》。

[3] 欧阳立波（2001）：《要对基础理论进行一次革命的扬弃》（2001年8月19日），参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一集）》。

[4] 当然，并非一定要留学才能补课，我先后考过清华大学、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清华大学是新闻专业，考上了，但面试没通过。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没有考上，我当时给刘海藩同志和吴敬琏先生写信，说我从来没有修过经济学课程，希望让我先回到学校，然后再从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开始补课。他们的回复是必须按照制度办，必须通过入学考试，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所以在中国大学补课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我要是能够通过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我还需要读博士吗？我想读博士无非就是想去补补课，要从本科课程开始补课。但是这种要求被“按照制度办”的理由回绝了。而在我看来，按照制度（法律制度）办的话，中共中央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著作权，承认我的贡献，否则中共中央就犯罪了。而如果中共中央在2002年公开承认了我的著作权，承认了我的贡献，那么，我即使是去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学校留学补课，应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不是么？

[5] 两个破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已经破产，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已经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