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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決定政治模式 留法中國學者說

李洪德 2023年4月, 2025年10月25日更新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NTI5ODI1 

首先複製我回復讀者對此文的留言，證明人類智力瑕疵的危害。

正文如下

本文有感於同胞們在YouTube視頻的理性留言，尤其是一位留學法國的同胞。

2022年10月22日，YouTube 美國教授在雅典論壇上，為中國說點公道話，讓香港學生差點喘不過氣來：2022年9月28日至30日舉辦的雅典民主論壇期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傑弗里·薩克斯教授，在分論壇討論“過去10年來，民主在中國和俄羅斯的發展情況”時，說了些自己對中國政治歷史傳統和現實的理解，主持人幾次打斷。

我的理解，政治文化就是一個族群在社會化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思考和追求。智力發展良好的族群，自然會追求和平共榮的治理，反之亦然。

法國教授說只有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

“如果西方對於中國的政治史有一些基本了解的話，那麼就應該謙虛一些。”

留學法國同胞的留言

@tanguemaxime4706 2年前（修改過）

我出生在中國農村，經歷過根植於我記憶中的貧窮；大學之後赴法國學習、生活和工作了15年；後來又在不同的非洲國家工作了多年。我去過30個不同的亞洲、非洲歐洲國家，包括絕大多數東歐國家。我是歷史和哲學系出身，我的愛人是哲學本科出身而且碩士和博士都是研究中國政治和法律系統的法國漢學家，她的專業也為了提供了很特別和有價值的視角。

我非常贊同這位教授的基本觀點：首先西方一直試圖告訴人們這個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民主和專制的鬥爭，但是事實遠非如此。如果你在非洲最貧困和混亂的國家諸如乍得、中非共和國、馬里等地居住過，你才能明白世界的現實究竟是什麼。

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的不公。這種不公被諸如知識產權、強權利益引導的軍事和政治干預等諸多因素決定，在第三世界導致大量的赤貧、污染、動盪。絕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都不能突破技術壁壘，只能被迫居於工業增值鏈的最低端。西方霸權會在任何場合提及“民主-獨裁”問題，但不會把“每年全世界5歲以下的兒童因飢餓和營養不良死亡3到5百萬”這個問題放在人類亟待解決的首位。

因為對後者的分析才會揭示這個世界真正的主要矛盾在哪裡，會動搖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秩序。這個世界的基礎是財富的創造（生產力）和財富的分配機制（生產關係），很多發達世界的年輕人根本沒承受過真正的苦難，被西方政治宣傳洗腦的香港年輕人也是這樣，就像溫室里的花，以為“民主”是一切病症的中心，說出來的都是那種“何不食肉糜”的蠢話。

第二，民主或者不民主本來就是一個非常複雜而且在歷史中不斷變動的概念。這些東西是“理念”，而不是可以客觀觀察的“一隻貓”或者“一條狗”，其內涵不是不變的，而是不同時代的人們反思他們的時代，從而為其不斷注入或者減去內涵。熊彼得之前和熊彼得之後的民主能是一樣的嗎？希臘的民主和當代的民主是一樣的嗎？這個教授說的很好，政治形式更值得關注的是細節，有那麼多細節需要討論和關注。要真正討論民主自由這些東西，你至少要從古希臘、博丹、格勞秀斯、啟蒙運動、康德、黑格爾一路讀到以賽亞柏林、波普、熊彼得。但是這太難了，對於那些只知道喊口號的懶惰的年輕人而言。

第三，歷史傳統。我記得以前上學的時候有個法國教授跟我們說：如果西方對於中國的政治史有一些基本了解的話，那麼就應該謙虛一些。中國唐代中書、門下、尚書省和皇帝在詔書的頒布和實施就已經非常具有嚴謹的制衡機制；諫台、監察等制度；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軍制、勞役和稅制等等，都是複雜和讓人驚嘆的嚴謹。很多知識匱乏的年輕人就覺得西方那套照搬到什麼地方都好用，完全看不到這套制度在絕大多數地方的運行都是失敗的。

實際上，政治制度之於政治文化就像一個外殼、表象，或者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下，政治文化會自然的孕育政治制度。而政治文化是民族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有機態的生長的結果。它是根植於血肉和土地的東西。比如利比亞，就是獨特的歷史和地理環境造成了這個國家以貝都因人部族為單位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制衡、聯姻、競爭的權力和利益分配體。

這是深層的政治文化，產生於千百年來“人”和“歷史”、“地理”、“生產技術”的磨合。西方要在利比亞搞西方民主，那就是個表皮，這個表皮下面繼續運作的還是原來的政治文化。西方的制度之所以在西方適合也是因為他們經歷了一千多年從中世紀以來特別是200多年以來的各種摸索和磨合建立起來的，很多西方政治的機制都能在中世紀甚至更早的時代找到根源。政治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同歷史、經濟現實以及政治文化相契合。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個人的看法。中國人並非一個封閉的民族，我們從古至今都不排斥學習別的民族。民主、自由、公平、正義、主權在民等等現代政治學的理念我們並不排斥。馬克思也是西方的，中國排斥了嗎？我們反對的是將它們神話，或者形而上學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古老的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穿越幾千年還能保持其活力，根本就在於能夠同時兼顧兩個方面，即“接受新鮮的合理事物”同時又能“不失其本體”。 

孫中山接受了民族主義，但是能很快適應中國的現實轉而宣傳“五族共和-中華民族”；毛澤東的革命勝利建立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使其的中國化，反對“教條主義”，走農村路線，而不是死板地依靠工人階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是將西方的市場經濟融入馬克思理論。一個民族但凡對於自身的智慧有一點信心，也要會動動腦子，不至於像個腦癱一樣照囫圇吞棗，閉着眼睛搬照抄別人的。

上述，留法同胞揭示了西方文明的虛假。本文後面還複製同胞們對他論述的留言。可見，許多同胞對祖國和西方有清醒的認知。

看過同胞們的留言，感慨，想起我的文章《王滬寧的恐懼與努力國魂爭奪之戰》。

中華文明有西方文明的優點沒缺點

有感於2018年2月28日文章《溫情與敬意-錢穆《政學私言》讀後有感》，哲學家歷史學家錢穆（1895 - 1990）對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從歷史、文化、哲學、社會學、人文學等的角度對東西方文明進行了對比，揭示了中國文化層面具有西方文明所具有的優點，沒有它們的弱點。看看今天的血腥世界，足見他的明智：

中國是直接民權，西方是間接民權

“故自中國傳統政制言，則遠自兩漢以來，已有選舉制度。作國與西方異者，西方選舉議員，代表民眾，監督政府面中目直接選舉官吏，組織政府，行使政權，此其異一。故余謂西方權乃“間接民權”，而中國民權則為“直接民權”。又西方選舉由民眾，而中國選舉由官吏，此其異二。此種異點，亦因雙方政治觀念不同，西方以政府與民眾為敵體，故民眾代表必由民眾自選。中國則認為政府與民眾為一體，故官吏自身即為民眾之代表，則選舉由官吏任之，自亦不見其違理。夫政府亦社會之一機構，官吏亦民眾之一分子。今試問何說而必謂其在社會則必佳，在政府則必惡，為民眾則必好，為官吏則必壞。 若為官吏，一入政府，便成為民眾之敵，便不足代表民意，則推理至極，自必造於無政府之境界而後可。安見西方之民主政治之遂遽為盡善盡美乎？故余謂“西方政治為政民敵立，而中國政治為政民一體。”

“中國傳統政制中之選舉制度，又有與今日西方選舉制更大不同之一點，即西方注意在選舉人，而中國則注意在“被選舉人漢代選舉孝廉，有其當時之不成文法，第一必為國立大學之畢業生，第二必為服務地方政府之僚吏之有經驗與成績者。地方官則采酌社會輿情，就此兩項資格中挑選，此為漢人選舉之常規。蓋西方民主政治，起於小國寡民，又為人口集中之都市，故可於選舉中儘量表達民意，並主選舉權之儘量普及。中國則既為廣土眾民，而又為散漫分布之農村，故主於選舉中儘量拔取賢オ，又主被選舉者之儘量限制與儘量嚴格，此其異三。”

“若論中國傳統政制，雖有一王室，有一最高元首為全國所擁戴，然政府則本由民眾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來自田間，既非王室宗親，亦非特殊之貴族或軍人階級。政府既許民眾參加，並由民眾組織，則政府與民眾固已融為一體，政府之意見即為民眾之意見，更不必別有一代表民意之監督機關，此之謂政民一體”，以政府與民眾，理論上早屬一體。故知中國傳統政治，未嘗無民權，而此種民權，則可謂之“直接民權”，以其直接操行政之權。”

“西方民權之初現，僅為間接之監督權，而中國傳統民權，則為直接之行使權。故西方民眾與政府對立，而中國傳統觀念，則民眾與政府合一。若以中國傳統政制無國會，便謂中國傳統政治無民權，此實皮相之見。”

中國的政治與西方的玩意兒截然不同

其一，中國政體形成之始便是廣土眾民的大一統局面。西方自希臘城邦開始，便是小國寡民的狀態，國家的形成是由中心向四周放射擴展，形成一種“向外征服”的政治形態；而中國是大一統國家，由國家整體凝合成一個中心，是一種“向心凝聚”的政治形態。

其二，中國的政治自古以來就兼具宗教的職能。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是超越階級超越民族的，“抱有一對人類全體大群盡教導督率之責任”，故此中國政治的職能在於“上本天道，下符人心”。西方的宗教是“出世”的，則不能用於解決現世問題，故宗教和政治缺一不可；而中國的傳統政治將政術、人心、天道合而為一，已經具備宗教教育的職能。

中國政制之所以被認為是專制統治是因為：一則王統百年不絕，二則缺乏代表民意的機關。然而，中國的王室僅是一種象徵性元首，王室的存在並不意味着專制統治，而代表着國家政局的穩定，實現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其次，中國的“賢者政治”意味着並不需要民意機關。在這裡錢穆先生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西國政府猶如商鋪，店主聘請經理（政府）掌管業務，則股東（民意機構）皆有權過問管理事宜；中國政府則如學校，由師傅（賢者）教誨護導弟子（百姓），則弟子不能凌駕於師傅的權威之上。由此，錢穆區別了中國與西方對政治解釋的語境，說明中西政治沒有可比性，不能一概而論。

在中國，君王是“聖賢傑出之人才”，憑藉着民眾的信託而居於高位，所以，若說西方政權的理論來源為民眾的契約，即“契約政權”，那麼中國的政權合理性就是來自民眾的信託，即“信託政權”。

中國儒家思想中的政治理論

中國傳統政治既“尚賢”，則教育即為中國政治的終極目標。中國傳統教育是超民族超階級且為全人類文化發展的，所以政府必須在教育之下。這在儒家思想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心在臣不在君，所謂“君權源於天，天道存乎臣”，也就是說，天子是世襲的，不一定都是賢者，而大臣都是從世間通過考試制度挑選出來的“最賢者”，則可彌補天子世襲的弊端。

從儒教歷朝歷代的發展來看，皆體現出宗教、政治、教育一以貫之的特點，此即為儒家論政理想之大端。“中國融教於政，故政事目標常較遠大，斥為局部人謀樂利權力者為霸術，而治道以王天下為歸趨。”所以，對中國來說，政治具有教育的內涵，則最理想的政治體制應為最能保障“最賢者”能夠從事政治的體制。

中國的傳統政治

在錢穆看來，中國傳統政治有着“王天下”的目標和“廣土眾民”的現實處境，故而“見效不易”。所謂“見效”，“一曰可久，一曰可大”。所謂“可大”，即是說雖有朝代更迭，但必須由中國人（並非獨指漢族人）操縱中國政治，才能不失去傳統精神。所謂“可久”，即是指中國雖地廣物博，但凡中國人的生息之所，必使風俗教化從同，政治權利相等。唯有“在內不許有階級之對峙，在外亦不樂有民族之相爭”，惟可實現“可大可久”之效。在這裡，錢穆似乎並不似批評者說的那般“大漢族主義”。

當然，中國傳統政治也並非是十全十美的，錢穆還概括了中國傳統政治的流弊：一則，由於鄙視擴張霸權，則“不務於富強兼併”，容易為強鄰所欺；二則，不能保證“賢者常賢”，民眾也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督。

錢穆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理論既源出中國傳統文化，又符合中國國情，是有可以存續的理由和可行性的。中國政治的出路，關鍵不在於照搬西方一切政治體制，而在於發揚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的精髓，修正其中病症，恢復其原初理想和本來面貌，“汲出政治新理論，發揮政治新精神”，則能實現政治穩定，長治久安。

道統與治統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自古有將“政治”與“學術”緊密結合的傳統，他通過列舉史料證明了中國傳統政治中教育與政治的關係。

（1）中國的“學治”

所謂“學治”，就是通過考試制度專門選拔學人使之從政，故其政府僚吏全為學者。這種學人政治保證了政府中沒有貴賤貧富之別，保證賢者從政。“學治”的精義在於以學術指導政治，這就要保證學術必須獨立於政治之外，享有充分的自由。是為道統大於王統。

西方的“教權”更多指宗教，而不等於“教育權”，在宗教語境下，教權與政權是並立而分行的。而中國不然，無論是儒教還是佛教都強調政府並不是“至貴”，而“人道之大端，在師統，不在君統”。

民主精神的實現，在於“人道大統”，具體來說，“必使教權尊於治權，道統尊於政統，禮治尊於法治”，此乃“中國儒家陳義”、“傳統文化之主幹”、“中國傳統政制之精義”。

中國的傳統教育精神

不同於西方或“為上帝旨意”，或“為國家目的”，或“為個人樂利與現世幸福”為目的的教育，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教育精神中，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體現了既重個人現世，又與國家天下相聯繫的教育觀念。

中國的傳統教育思想在於為人性的發育成全，小至於家庭成員的孝悌，大至對宇宙萬物的仁義，所以可說，“中國傳統教育理論，超乎上帝、國家和個人之外，而亦融乎上帝、國家和個人之內”。

關於法治

不同於當時“中國尚人治，西方尚法治”的觀點，“中國重法治，西方重人治”。中國自古強調法禮，秦漢以來歷代法典證明，“中國之所以得長治久安於一中央統一政府之下，惟法治之功”。

中國人的法律觀念

在此篇中，錢穆細緻分析了中西法律觀念的不同，得出中國不能專以法律治，而更應注重道德與教化的結論。

首先，中西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不同。中國強調“性本善”，所以認為道德是至高的，法律只是用以彌補道德的不足之處；而西方以法律規定道德、領導道德。此其異一。在中國的語境中，道德的核心為“仁孝”，不由法律規定；而西方認為道德之本為“公平”，此種公平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利，必須由法律保護。此其異二。

其次，中西法律的性質不同。這源於中西政治意識和國家觀念的不同。在西方，國家高於一切，法律即是國家支配個人意志與權利的具體表現，是為一種統治工具；在國家權力的支配下，群眾則需要向國家爭取人權，以對抗國家，以保障自身權利，所以西方民眾要求立法權，要求三權分立。而在中國，國家只是社會組織的一種，“國家為人民而立，非人民為國家而生”；同時，中國人自有一種“天下觀”，在中國人看來，人生的最高目標在“個人道德”和“大群文化”，而不在國家的權力與意志；故此，國家自不會凌駕於個人意志之上而傷害個人自由，人們就不需要向國家爭取自由的權力。所謂“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即是指國家的職能在於護導道德的長進，而法律的作用在於幫助修正。所以就法律法性質而言，西方的法律在於給予人們權利，故多為保障權利之法條；而中國的法律在防止人們不道德，故多為懲罰罪惡之法條。

最後，中西方法律與宗教的關係也不同。西方的宗教與法律相輔相成，在一開始法律就為宗教的一支，“除法律外無正義，除宗教外無教訓”，宗教與法律合成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為歐洲政治意識的最高目標。而中國的法律是完全脫離宗教的，“道德教訓在學校，法律刑罰在政府”。

由此，錢穆認為，中國對法律的要求不止於公平，而更在於輔助道德，以彌補禮教的不足，那麼既然道德源自人的內心，而法律也應該“重心”“重情”。“法治之精美，其在中國，唯儒家得其全”。                                                  <<<<<<<<<>>>>>>>>

人類文明發展人性還是獸性，取決於教人做人還是做獸

在東方，中國自古大一統中央集權，發展禮樂和儒學教人做人，律己奉公，遵守社會公德，選擇博學者治國，形成集體主義價值觀和和平基因，視追求和平，建立和平共榮的社會為天經地義，和平繁榮生活吸引鄰國人民共享儒家思想和幸福生活，形成亞洲集體主義文明圈，稱為儒家亞洲和亞洲價值觀。

在西方，歐洲蟻窩狀多的邦國獨立經濟體戰爭機器，難免戰亂。不教人做人，反而孽造上帝乾爹洗腦人為獸性，撕裂碎片化人性和文化，馴化人民為發誓死敵，千方百計地追求殺滅他人確保自己的生存。形成利己主義價值觀和好戰基因。視爭霸權擊垮他人損人利己為理所當然，形成西方利己主義文明。

社會是由人組成，治理也是人治人，要生活好，必須研究人的本性。

是人類大腦細胞群基於知識和經驗進行判斷，發信號驅動行為。人類如同機器人，由驅動軟件支配，獸性軟件，殺人，人性軟件，為人類服務。人類的驅動軟件是由生存的文化註定，是知識、哲學、意識形態和生活經驗。

2023年2月9日，我寫了《為什麼中國人智商IQ遠遠高於他人》，如同電腦硬盤的存儲單元，大腦的神經元作為記憶體支撐人類的智力，自古，中國儒家集體主義文明的和平生活，促進神經元良好發育，具有全球最高智商。

Optimal IQ's for Various Groups, BY ROBERT A. LINDSAY, DECEMBER 23,2011:

各國平均IQ：中國 112-118，歐洲 92-102，印度 92-96，非洲 85。

聯想人為悲劇，是智商水平在決定人種的行為：

[1] 中國人，自古相對長時間享受和平繁榮的生活，早在2000多年前，就開闢絲綢之路，為西方提供生存用品，供養西方人在家園血拼殺戮，隨後殺向全球。

[2] 歐洲繁衍的西方人，喜歡殺戮，找人玩命，把政府設計成鬥牛場，孽造世仇上帝洗腦人為發誓死敵，殺,殺,殺！滋生好戰基因畜牲在加沙和烏克蘭殺戮。

[3] 印度人，自認牛種，敬牛為祖，建橋塌，建壩垮，幹啥啥玩完。

[4] 非洲人，處於半洞穴狀態，犯罪率高，用絲襪套頭掙錢。

滿世界殺戮的是歐洲獸種,被世界各國嫌棄的是印度牛種，絲襪套頭搶劫的是黑木頭。中國先哲說三歲看老，人的本性不改變，禽獸永遠是禽獸。

由於價值觀和智力水平決定的政治文化不同，導致東西方政治模式的不同。

2020年，彭博社John Micklethwait博士和《經濟學人》Adrian Wooldridge博士聯名發文The Virus Should Wake Up the West：當霍布斯寫《利維坦》時，中國是卓越的行政管理的中心，具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公務員制度，其成員都是從龐大的帝國中經過嚴格科舉考試選拔的學者文官。歐洲是一個由敵對封建家族統治的血腥戰場，政府職位要麼按出生分配，要麼像家具樣買賣，是爭奪統治權推動政府進步。

正如博士所說，中國選擇博學者治國，用科舉考試選拔人才。歐洲傳教士稱之為：視功績高於出身血統，把政治權力交給學者的精英憲政。如今，中國直接選擇社會貢獻證明的企業家，科學家，等傑出精英，兼職自費做立法委員。

從博士的評論，看看民主政治，把政權作為獎品任由各種素質的人拼爭，然後，驅動國家機器製造災難。黑格爾說：經驗和歷史教導的是人民和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教訓中學習任何東西。沒有汲取歷史的教訓，來改變自己的行為。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貪婪的人千方百計掠奪積累財富和社會勢力，達到一定規模後，就開始企圖影響政治，以利於貪婪。

2009年,中央電視台CCTV製作紀錄片《公司的力量》回顧2008年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嚴重衝擊。紀錄片導演在闡述《公司的力量》創作背景時說：

公司已經無處不在。我們的財富來源、創業理想、衣食住行、情感寄託、人際交往，都與公司這個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公司凝聚生命個體，讓它變成強大於任何個人的經濟動力。公司使得血緣、地緣聯繫之外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全球化加速在一定意義上是由公司大力推進的，因為全球化就是由公司組成的一個網絡。全球資源、全球市場、全球規則，這是公司夢中的美景。在數十家跨國公司左右世界經濟運行的今天，“公司的力量”值得我們倍加關注。

在中國，早在唐朝(618-917AD)就出現資本集結公司，自那時起，如今摧毀世界的資本行為，都曾經上演，由於中國歷代政府理性抑制，沒有製造災害。

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史蒂芬·J·菲爾德（1816-1899）就理性地認識到，幾乎所有需要動用大量資金的企業，都是以公司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並表示,為人民提供衣食、美化房屋、解除疾病、解除貧困，為群眾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是公司，讓人們過上富裕生活的同時，又擁有高尚情操的還是公司。

自1700，英國工業革命出現資本集結公司，在快速創造人類生存所需的同時，追逐股東利潤最大化的貪婪也一直製造災難。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公司蹂躪了美洲、非洲和亞洲。它們把數以萬計的人變成了商品，也迫使無數的植物、動物、礦物，甚至細菌和病毒遷移。從鬱金香到房地產，從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從1637年到2008年，無數的股市泡沫未能阻止下一次冒險。

公司進行殖民占領和掠奪，販賣黑奴和鴉片。18世紀英國人在印度生產鴉片銷往中國，嚴重危害祖國和同胞，清政府曾經八次頒布禁煙令，都無效。無奈，1839年，林則廣東徐虎門消煙。1840年，英國人對華鴉片戰爭，糾集西方列強到我們的祖國燒殺搶掠，火燒圓明園，令我們同胞遭受百年恥辱。

如今，中國在巨額戰敗索賠和戰爭廢墟上，重新崛起，成為157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作為引擎驅動世界經濟發展。帶領世界國家，拒絕被奴役掠奪，切斷西方掠奪的生路。貿易戰，其實是西方利己主義文明的臨終掙扎。

1865年，在臨終之際，林肯警告說：公司已經被過度推崇，高層腐敗即將到來，公司財團會通過影響人們的偏見或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來擴大其影響，直到財富在某些人的手中積累到一定程度，他們會導致美利堅合眾國的滅亡。然而，公司財閥並沒有做好事兒，滅亡美利堅，而是，做壞事兒，把它發展為更加邪惡的財閥政治，通過金錢操控政府的行政權，不受制約地盡興貪婪。

西方的社會元素，都是為了享受過去在貴族和宗教混雜統治時期不能享受的東西，一切都與過去對着幹用。在黑暗世紀，是奴隸和畜生，沒有人權，沒有自由，因此，西方人拼命打造自由世界，社會垃圾拉幫結派滿世界推廣自由民主謀生，最邪惡的是組成黨派控制政府：鷹派、鴿派、驢派、象派、左翼、右翼、極右、極左 、綠黨、茶黨、自由黨、保守黨、民主黨、新民主黨...。

人類世界正在被民主政治賞權給這種幼稚的人毀滅。

西方被非人生活扭曲的心態發展的社會元素，一直在造孽，害己害人。民主政客為了掩蓋邪惡，美化自己為高尚人格。鼓吹人權和自由，扭曲國民智力，僅僅剩下討社會正義不勞而獲的本能，沒有工作謀生的欲望和技能，不斷罷工要少勞還要多得，二戰高素質一代離去，勞動生產率被永遠帶走。那些靠掠奪發家的富裕民主國家，已經失去生存根基，啟動無法遏制的衰落自殺程序。

2012年，加拿大辭職副總理Chrystia Freeland著書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財富、腐敗和民粹主義不再受國界的限制，這個新的鍍金時代也正在改變西方的經濟，整個全球化的世界正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機造成了4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那些製造災難的人卻積累了大量財富，而數百萬人則失去了家園和積蓄。這些全球新晉超級富豪們讓其他所有人都崩潰了，給這個富豪們的主權國家帶來了失業、債務和經濟不確定性，而每一次危機似乎都蘊藏着新的商機。

Chrystia Freeland出生於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羅德學者，曾在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學習俄羅斯歷史和斯拉夫研究。曾擔任駐烏克蘭記者，並曾在《金融時報》、《環球郵報》和路透社擔任編輯。正是這些經歷，讓她看清了資本主義的邪惡。

彭博社主編John Micklethwait博士和《經濟學人》編輯Adrian Wooldridge博士，都在英國牛津歷史系學習過，了解了中國歷史的人性，西方歷史的無人性。

由於西方利己主義崇尚資本貪婪，媒體都在教如何投資掙錢，講股票波動，講美元，卻沒有人講如何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在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一書，哈佛Niall Ferguson 教授指出：“2006年，世界經濟總產值約為47萬億美元，然而，金融衍生品為473萬億美元，是其10倍。”

Niall Ferguson教授指出了當前人類世界的殘酷事實，有順差10倍的金融經濟在瘋狂掠奪實體經濟，也就是，有10個人在靠掠奪1個人創造的財富謀生。

這批地球人被獸性西方的禽獸綁架，被推向銀河系中浩瀚自毀文明的墳場。

下面是複製同胞們對他論述的留言，可見，許多同胞對祖國和西方有清醒的認知。

416 條回復

@suichen6738 2年前

我雖然寫不出來你那麼洋洋灑灑的一大段話，但是打從心底里佩服。我在法國生活多年，最討厭的就是一般自己沒啥見識的沒有什麼措辭就開始拿民主說事，仿佛這是塊萬能膏藥，只要貼哪兒哪兒就好。無聊至極，基本上跟人聊着聊着就不太想繼續深交因為認知不在一個水平就沒有繼續成為朋友的可能。

@sheldontse3987 2年前

您的總結很到位，足見您知識儲備的豐富，以及平時對世界的思考深度。 可惜人與人的差別太大，世間多為凡人，有清醒頭腦的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中國發展起來太重要了，不光是為自己，更是為全人類的和諧發展。 只有發展起來的中國才有足夠的話語權去影響世人真正思考什麼制度什麼社會才是真正為自己好。

@bcking7686 2年前

@legenddulululu6416  作為中國人自己來說，我不這麼認為，中國現有的制衡機制暫時沒有必要去作太大改動，中國人民現在選擇穩定以及發展，至於說等到我們的生產力進步了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制度變革與發展，那絕對是以後的事情，當前的生產力水平絕對不允許我們做太大的社會改革，否則必將產生歐洲式的分裂從而導致類似美國這樣的國際寄生蟲國家趁虛而入瘋狂吸血，你在嘲諷別人二極管的時候，殊不知自己就是二極管...不對，似乎沒有極性，單純的就是罔顧當前社會的以及全球政治格局的發展階段

@zhongqizhao 2年前

我和你一樣，是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士畢業。我和你的觀點非常吻合，民主這個名詞，就足夠複雜了，人民應該簡單明了的看待它，一切為了人民考慮，是基於，對過去一些情況的對比後，進行分析和判斷，不管是民主還是集權制，對於人民來講，生活條件有所改善，生活水平有提高，生活質量有改進，這個政府，大部分來講，是很不錯了！千百年來，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應該是有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的，至於民主自信，看了美國的火攻華盛頓，校園槍擊案，以及我所經歷過的英國恐怖襲擊，說句實在話，西方的民主，到底還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中。與生俱來的傲慢與偏見，是西方領導人刻在骨子裡的，根本沒法改變。

@tankzfanh.9412 2年前

 @legenddulululu6416 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中國農民-市民-國民發動的起義，革命，推翻的推翻的皇帝，王朝，政權，不是其他地區文明/民族的加起來的總和，也有一半吧。 要說反對皇帝，不當順民，中國人好像不需要誰來教吧？相反，應該是中國人來教其他民族。 反對，沒問題，關鍵是為什麼反對？反對完了你能幹什麼？你能做的比共產黨更好？ 中國共產黨在立國之初，中國是上下5000年最弱的時候，沒有之一，僅僅70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的中國，一不靠殺，二不靠搶，三不靠騙，把這個積貧積弱的中國重新帶到了世界第二，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工業化規模最龐大的國家，也為人類新世紀社會制度和社會治理提供了更好的借鑑。。 這樣一個黨派，這樣一個黨派的領袖，干10年，頭髮白完，一天睡5個小時，沒有周末，我自問，我沒什麼好反對他的。

@HeyMayz717 2年前

真的看哭了，以前我也一味的覺得西方的民主制度很優越，後來看了一些關於政治制度的書籍，又在台灣生活了一段時間，我發現，民主真的只是概念而已，民主和威權真的難分誰優誰劣，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所以關係細節才是重要的，怎麼實現公平，怎麼縮小貧富差距，怎麼對抗環境污染，這些才是人類共同的命題。

@loverpeace3031 2年前

我是香港人，為香港大學生感到心痛。 我們小時候的確都是崇洋的，因為西方的傳媒和文化影響實在太大。 但當看到中國的掘起，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去支持中國，為國家發展出力，而不是繼續崇洋恨國。 美國或西方的成就不是建立在搶奪， 迫害其他民族和國家得來的嗎？ 這些學生更應公平一點的了解世界的歷史。

@MrRikkyo 2年前

其實，自從19年香港那麼多事以來，我看過無數個港人的留言辱罵中國也好，編造謊言污衊整個中國甚至侮辱整個民族也罷，最離譜的一條評論我永遠都記得→“我們就是要搞亂香港，搞死香港，讓中國感到深深的痛楚”此留言大概兩萬個人點讚，我在震驚的同時，也感到了一絲涼意，是什麼思想讓他們生活在香港可是卻以此為恥，是誰讓他有了這麼大的怨氣可以對自己的故鄉說出這種喪心病狂的話，又是誰遮擋了他的信息來源讓他有了這種螳臂當車的想法，是什麼東西能把一個人摧毀到這個程度，本應在綻放的年紀里，選擇了用煙霧彈和照明彈來代替陽光，我十分害怕。香港，好自為之~沒了你，中國確實會痛，可是你會消失。

@jiyuanxia8045 2年前

我管它什麼狗屁民主不民主，我快要40歲，不知道民主是什麼？我生在中國，在中國生活，日子過 的越來越好，我可以住上自己喜歡的房子，可以開自己的車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還有可以有夢想，通過努力去奮鬥去實現。短短二三十年裡，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對我出生農村，小時候在山野間穿着短褲亂跑的我來說，是難以想象的。總之，我生在中國，我很感恩。

@jh1006-t9u 2年前

美洲曾經有兩千萬印第安人，美國消滅了一千兩百萬，基本上一家四口就只剩下一兩個，所以印第安人再也沒有能力可以反抗外來政權！美國還立了一個感恩節來紀念這一天！請問中共從成立以來不管是內戰，韓戰，天安門，還有所謂的港亂，甚至加上一張圖片都沒有的新疆，都比不上一千兩百萬的10分之一！就像這位教授說的從1950後就是美國在到處殺人！Google查都可以查到美軍在世界上已經屠殺了三千萬人！這是人類有歷史以來的最高記錄！請問這個學生在喘什麽氣啊？就是一個傻孩子！該遭天譴的就是美國政府！

@MrMyowens 2年前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人類社會的發展主要基於信息和能源。如果美國是想別的國家好，只需要提供技術及能源，而不是花十倍錢買了炸彈去扔。表面是推廣民主價值觀，實際上不過是為了維持優勢地位。我也非常理解香港人，一直沉醉在殖民主代理人的美好歷史中，不用交稅充分享受着大陸低價的物資供應，不否認香港有其地理及歷史的幸運之處，其實更幸運的是背靠着大陸而不自知，以為一切都是自己天賦異稟，可惜不論是在產業還是創新已經全面被大陸超越，本來香港是有科技創新的先發優勢的，卻痴迷於炒高地價，又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空了一大片土地閒置。如果實在痴迷幻想民主，好走不送，我們能把香港建設得更宜人。

@Zeroneu93 2年前

波蘭人談到普京發動的戰爭，但西方人包括波蘭人故意忽視了烏克蘭對東部長達8年的對俄羅斯人的清剿，教授想強調追求社會公平和平等才是真正的民主，西式民主其實與這相去甚遠。

@qigao7339 2年前

東歐的迷思就是：我們心向民主了，你們就該來收保護費，保護費收了就該辦事兒。 問題是沒人要你們去民主，保護費該收還是得收，攤上事兒你還是得自己的屁股還得自己擦。 獨立富強之路沒有捷徑。薅資本主義羊毛的事兒還真輪不着東歐。 東歐的工業化是趁了蘇聯崛起的東風，享受了戰後幾十年和平發展的好時光。但蘇聯倒台之後，東歐過於沉迷與意識形態的轉換，光惦記着革命，忘記了生存和發展兩大任務，同樣錯過了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紅利期，結果尷尬了。

Peace LOVER 2周前

我是香港人，為香港大學生感到心痛。 我們小時候的確都是崇洋的，因為西方的傳媒和文化影響實在太大。 但當看到中國的掘起，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去支持中國，為國家發展出力，而不是繼續崇洋恨國。 美國或西方的成就不是建立在搶奪， 迫害其他民族和國家得來的嗎？ 這些學生更應公平一點的了解世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