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莫言，維梁當年只是偶爾聽說他是《紅高粱》的作者，沒有讀過太多他的作品，特別是比較有名的《豐乳肥臀》一看名字就以為是吸引眼球的假色情讀物，不讀也罷。而《檀香刑》也只是匆匆掠過，除了太過殘酷，沒有深刻印象。但偏偏就是那部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蛙》，維梁十分幸運，在幾年前相對閒暇的時候曾經讀過。莫言寫的非常好，從文學到社會到政治都寫得很有深度，只有讀過《蛙》的人才不會輕易指責莫言無視政治，對殘酷的社會現實不聞不問，也才能深刻理解莫言的自我表白，如頂着很大壓力寫，如自己是懦弱的人，為了吃飽幹什麼都行，但鄙視懦弱的品格，敬佩勇敢的人格和敢於抗爭的精神。而莫言能做的就是拿起筆作為武器，來深刻描寫殘酷的社會現實和難解的社會矛盾。

現在大陸宣傳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只宣傳莫言，和莫言的其他作品，而有意忽略他那部獲獎的《蛙》，可能是怕觸及敏感話題吧。可偏偏就是這部《蛙》才是最能反映中國難解社會問題的深刻作品。

象《蛙》裡的那個助產醫生，計生幹部，她和當年的很多幹部一樣，在解放初期，跟隨共產黨改天換地的熱情，和比較進步開明的路線而幹了不少好的事情，如引進西方社會先進的助產技術幫助很多農村婦女順利生產，幫助生產了上萬個幼小的生命。但後來慢慢黨的路線出現狂熱式的躍進，她也在狂熱路線下催生了過多的人口。後來黨的路線矯枉過正，推行嚴酷，甚至是殘忍的計生政策，為自己當年的狂熱路線買單，而她更是不偏不倚地執行這種殘酷的路線，扮演着有黨性，沒人性的極端角色，從某種程度上很象當年搞大躍進時那些有黨性沒人性，到處催糧逼命的可怕幹部，直接殺死了幾千個幼小的生命。而莫言對這樣有黨性沒人性的幹部的諷刺是十分刻薄，甚至是“刻毒”的，莫言詛咒這些只有黨性沒有人性的幹部都會斷子絕孫，哪怕是他的親人，他的姑姑也如此。這些人因為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所以永遠沒有愛，沒有家庭，沒有溫暖，不斷被死去的生命化身為無數青蛙索命（就是諾獎評委推崇備至的魔幻現實主義），只能得到一張張黨的獎狀和一次次表揚，但也沒有晉升的機會，因為這些死心眼的幹部搞不過那些更壞心眼的幹部。

本質上講，那些死心眼的黨員幹部品格沒有多壞，但就是太盲從了，而缺乏獨立的人格和人性，過分相信當時黨的當權派的路線永遠正確，並為了實現路線可以不擇一切手段。因此，如果當時黨的路線正確，那麼這些幹部就能為民造福，否則，如果當時黨的路線不正確，那麼路線錯一切就全錯了，他們就只能扮演凶神惡煞的可怕角色，讓深受其害的老百姓與莫言一起詛咒他們都去斷子絕孫，不得好死。而莫言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他表現出了一個作者應該具有的人性的一面，讓中年的那個計生幹部，風韻猶存的姑姑有了覺醒，當無數被她殺死的胎兒化身青蛙前來索命，將她衣服撕碎幾近裸體的時候，她因為恐懼而毫不猶豫地投入進她當年最鄙視的一個老男人的懷抱，並開始渴望被愛，於是就得到了愛，靠愛來拯救了自己的人性，靠捏小人來為自己贖罪，為此目的，莫言在小說中以魔幻現實主義加進了一點情色描寫也是合乎情理的，如同咖啡里加的一點奶油一樣，恰到香濃。

共產黨統治中國幾十年要說功勞還是有的，而且不小，但罪惡也很多，而且功過很難想比較，比如說人口吧，你不能說由於共產黨統治時總體上人口增加了很多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那麼曾經餓死了千百萬人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如同那個計生幹部曾經接生了上萬名嬰兒，那麼她不擇手段地殺死了兩千多嬰兒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因為人的生命不是簡單的加減問題，一個人不能因為救的人多過殺的人就不被判有罪。

當然，計劃生育問題始終是困擾中國的老問題，如果政治問題一樣，一統就死，一放就亂，是極大考驗當局智慧的戰略問題，當局在某一時期出台某一政策有時只能商榷，很難定斷，很難說是絕對的對，還是絕對的錯。但在幹部具體執行時，只有本着起碼的人性和良心，才不會出太大的偏差。計生問題如此，對待言論自由的問題如此，對待六四的問題也如此。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每個人都長嘴，封住人的嘴不讓說話是沒有人性的表現。同樣，拿抵禦外辱的荷槍實彈的野戰軍人去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學生更是沒有人性的表現。維梁和莫言一樣，承認自己的懦弱和勢利，當年一看軍人開着坦克，架着機槍衝進京城了，就害怕地退縮了，但我們敬佩勇敢的人和不屈的精神，詛咒那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沒人性的決策者和屠城軍人。希望他們早晚能夠有所悔悟，渴望愛，得到愛，靠愛得到拯救。

至於中國的計生問題，只有走出去才是解決答案，中國自清朝攤丁入畝加高產作物引進和共黨中國前期的鼓勵生育加化肥和作物改良，由此帶來的兩次人口爆炸後亟待解決的是人口過剩的問題，而西方列強自發現新大陸和社會福利化後亟待解決的是土地過剩，懶人過剩，而勞動人口奇缺的問題，所以二者結合才是終極解決之道。但現在中國因為過度計生路線已經未老先衰，提前進入老齡化，很可能錯過殖民全球的大好機會，該問題太大，留作以後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