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產業危機還是單純的股市危機、樓市危機都不是真正的危機，而金融危機才是牽動全局的真正危機。（與金融具有同等全局重要性的，也許還有糧食和能源。）

1929年10月24日被稱為“黑色星期四”，那一天紐約股市以毫無預警的方式暴跌了三分之一。在接下來的28日“黑色星期一”，股價再瀉13%；29日“黑色星期二”，股價又瀉22%，股市完全崩潰。股民被打懵了，當時流傳着一則黑色笑話：旅店老闆問前來登記的客人：“你是來住宿的還是來跳樓的？”但在股市崩潰中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只是涉入股市很深的股民，這些人占美國人口大約2%，實體經濟所受影響不大，絕大多數美國人或者未受涉及或者所受損失還能承受，仍然繼續工作、生活。

這樣過了一年多，到1930年12月的一天，一家名叫合眾國銀行的一處地方分行由於誤傳謠言發生擠提事件，兩萬餘人聚集在這家銀行門口，一天提走了約200萬美元，第二天合眾國銀行宣布倒閉。恐慌情緒頓時籠罩全國，擠提事件像瘟疫一樣蔓延，真正的經濟大危機開始了。到年底就有600余家銀行倒閉、二萬餘家公司破產。到1933年，倒閉銀行一萬餘家，占銀行總數的49%；破產公司八萬餘家，工業生產總值僅為1929年的一半。失業人數達1300萬，為美國勞動力的25%；完全沒有生活來源的有340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28%。

經濟危機爆發時期的總統是共和黨的胡佛，他篤信市場自由主義，面對銀行倒閉、公司破產、工人失業的不斷惡化，他聲稱：“經濟創傷只能由經濟實體的細胞——生產者和消費者——來自我治療”，“聯邦政府應該最少最少地介入經濟的領域”、“即使介入也是暫時的和迫不得已的”。他否決了議會中民主黨人和共和黨溫和派人士提出的政府直接救濟和興辦公共工程的方案，並派武裝軍警鎮壓了失業工人和退伍失業軍人的請願活動。他主張應該由私人慈善機構和“鄰里互助計劃”來解決貧窮和飢餓。

不過胡佛也做了幾件違反自由市場教義的事情，例如後來也實行了一些針對失業工人的救濟措施、由聯邦政府籌資興建了“胡佛大壩”等公共工程。但這些措施顯然力度不夠，像胡佛大壩工程只雇用了四萬二千餘名工人，相對於1300萬失業人口和3400萬赤貧人口不過杯水車薪。可後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對胡佛違反自由市場教義的幾件事仍然不依不饒，指責胡佛阻礙了自由市場經濟、“干擾了經濟危機的恢復”。

在迫切求變的民心所向下，民主黨人羅斯福以壓倒優勢當選總統。就任後，羅斯福很快地推行了他的“新政”措施。基本思路是拋棄傳統的自由放任主義、政府全面干預經濟活動。他進行了稅制改革，根據納稅能力納稅，分級徵收公司所得稅和過分利得稅；稅制改革增加了財政收入，使政府有可能投資帶動經濟發展、提高就業率、恢復窮困人口的消費能力。這方面的具體措施有關資料很多，這裡不再贅述。

增稅措施顯然引起私人資本的不滿。當經濟情況稍有好轉，私人資本就通過議會阻撓“新政”的繼續實行，再加上羅斯福急於平衡預算，緊縮信貸和政府開支，結果又出現了1937年的“羅斯福蕭條”。直到二戰爆發，戰時體制賦予總統更大的權力，再加上戰時定單刺激，經濟才再次繁榮。這是後話。 

為了恢復公眾對金融系統的信任，羅斯福命令現存的一萬餘家銀行全部停業整頓，隨後只批准了8家銀行恢復營業，這8家銀行占美國全部儲蓄額的70%。就憑着這8家信用良好的銀行，羅斯福逐漸恢復了美國經濟。（可見銀行數量也不見得越多越好。）

為整頓金融這個經濟危機的禍源，羅斯福除創辦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外，還有一項具歷史意義的措施是：1933年國會通過了《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這項法案將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開，商業銀行只能從事存貸和國債，禁止從事證券業務。在《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法案之前的四百年間，金融危機每10年左右就或大或小地發生一次；而在《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生效後直到70年代，美國沒發生過一次金融危機。

《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的第Q條還規定：商業銀行不能給活期存款支付利息，並對定期存款的利息設定了上限，一般是2.5%。這一條例的實施，對經濟大危機後維持和恢復金融秩序、二戰期間美國政府低成本籌措戰爭資金、戰後美國經濟的迅速恢復，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到了70年代，由于越戰和兩次石油價格暴漲，使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20%，這時僵硬的利息上限制度使存款形成負利率，所以無論銀行還是儲戶都熱衷於金融創新，以逃避管制。貨幣基金（將小戶的資金集中起來，以大戶的姿態在金融市場上獲取高息，現在的“餘額寶”即是這一類型）就是這時被發明的，以繞過利息上限制度。但在繞過利息上限制度的同時也繞過了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不能混淆的規定。

1982年，里根總統放寬了對投資銀行的限制，允許儲蓄銀行動用儲蓄存款進行風險投資。此前，投資銀行大多是地方性的小公司，此後很快發展出高盛、摩根斯坦利、雷曼、美林等投資巨人。經過十餘年去監管（deregulation）的衝擊，《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的很多內容已名存實亡。1999年，在克林頓任期內，隨着一項名為《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的通過，《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實際上被廢除，從此一家公司可以同時控制一個商業銀行和一個投資銀行。

在逐利動機驅使下，這些銀行家們不斷發明出了如各種次級信貸證券、金融衍生產品等等的高風險、高利潤的“金融創新”。80年代初，美國金融企業的利潤只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的5%，但到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年，這一比例年年超過40%。這占全部公司利潤三分之一以上的數字全是“錢炒錢”生出的金融泡沫。

有些人指責美國房貸危機是美國政府扶植沒有資格的房屋貸款者才形成了次級房貸。但實際情況是：有40%的住房是用來投資、投機而不是住人的，銀行是出於贏利動機而不是解決窮人住房的動機才放大了次級房貸泡沫的。

再從深層次講，次級房貸這種事只會出現在美國這種一切都推給市場的國家，而不會發生在諸如德國和新加坡這類國家：在德國，60%的人住在公房或合作建造的房屋中，商品化住房不到40%；新加坡則有70%的人住公屋。而我國不幸走上了仿效美國的住房全部市場化之路，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十幾年就造就了一小伙房地產富豪、一批房叔房姐和一代房奴以及一個被房地產綁架的國民經濟。現在，一些人正以“改革”的名義要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推進到包括金融在內的各個領域。

是泡沫遲早要破的。到2007年，房貸違約者開始增加，次級房貸證券的資金鍊開始斷裂。到2008年9月7日，財政部長保爾森宣布聯邦政府將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處於破產邊緣的房貸機構，估計要花費250億美元。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問題也還不大。但兩天后，雷曼兄弟公司宣布32億美元的賬目損失，向聯邦政府尋求救助，保爾森拒絕了。9月12日，雷曼宣布破產，隨之破產潮蔓延，金融危機正式開始了。

現在作為事後總結經驗來看，當時美國政府可以有兩個正確選擇：一個正確選擇是當雷曼兄弟公司這樣影響很大的公司申請救助時就答應它，不過花幾十億美元，避免引發連鎖反應，然後再設法逐步消除泡沫。這就好比先抑制住急性闌尾炎發作，把它轉成慢性闌尾炎，再慢慢消炎。另一個正確選擇是既然金融危機已經爆發，那就索性任由投資銀行倒閉，因為投資銀行反正都是金融泡沫，全部倒閉對實體經濟影響也不大，只要花幾百億美元扶持一下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正常業務就可以了，後來的冰島就是這麼做的。這就好比急性闌尾炎既然已經發作，那就索性動手術割掉它，流點血也有限。

那時的財政部長保爾森拒絕救助雷曼、聽任美林被收購，看來是準備做第二種選擇了。但當危機蔓延到高盛時，保爾森態度變了，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他是高盛前CEO的身份背景。保爾森同意向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850億美元緊急貸款，條件是向高盛公司支付610億美元的保險賠償、並放棄起訴高盛和其它銀行詐騙的權利，（可見徇私舞弊不只是中國才有，）最終美國政府為拯救AIG花了納稅人1500億美元。此後大把撒錢的口子就收不住了，先是布什政府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隨後是奧巴馬上台不久的近8000億美元的振興經濟方案，還有四輪約3.5萬億的“量化寬鬆”，直到最近才表示逐步退出。

金融危機的爆發正巧在2008年美國大選前不久，指出“華爾街的貪婪和華盛頓的不負責任導致了金融危機，使我們面臨大蕭條以來最困難的局面”、強調“沒有監督時，市場發展將失控；當市場只偏愛有錢人時，國家無法永續繁榮”的奧巴馬被順利選進白宮。

奧巴馬上台後，不能不繼續任用已有行政經驗的原班財經人馬，競選時主張的“金融重組”也未能實現；但在對金融業監管制衡上還是取得了有效進展，重要標誌是2010年7月15日國會通過了厚達2300頁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這一法案有三大核心內容：一、擴大監管機構權力，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視野；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市；可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二、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三、重新恢復了《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中切割銀行信貸業務和投行投資業務的規定，但稍有放寬：允許銀行進行部分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投資，但銀行在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資不能超過一隻基金總資本的3%，另類投資總規模也不得高於銀行自身一級資本的3%。

當《多德—弗蘭克法案》在國會通過後，奧巴馬總統發表講演說：“這個法案是歷史上最強悍的金融監管改革，這項法案的誕生使美國人不會再為華爾街犯下的錯誤買單。從此以後，不會再用納稅人的錢注資到金融機構。”

在《多德—弗蘭克法案》出台前後，一直遭到華爾街的全力遊說和激烈反對，因為這些措施無異掐斷了很多投機大資本家的財路。但美國的國家制度有這樣一個好處：一項法案只要議會通過、總統簽字生效，很快就能不折不扣得到實行，儘管反對者仍然反對。《多德—弗蘭克法案》生效後，各銀行的存貸業務和投資業務均已分拆或轉型。存貸業務和投資業務的分隔不僅在正常銀行業務和高風險的投資業務之間建起隔離帶和防火牆，也迫使銀行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這樣，儘管美聯儲投放了天量的量化寬鬆資金，但通貨膨脹率並未明顯上升，而且奧巴馬總統提出的“製造業促進法案”、“中小企業貸款法案”等也能得到銀行資金支持。

奧巴馬上台後不久，就向國會提交了一份4500億美元的政府投資創造就業法案，但被共和黨居優的眾議院否決了。過了些時候，奧巴馬改頭換面，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每月450億美元的政府投資法案。看奧巴馬一再堅持，議員們也不好太駁總統面子。大約是兩黨做了些利益交換，這份法案被通過。

奧巴馬自上台起就力推向富人和大公司增稅。2011年9月，奧巴馬公布一項旨在未來十年削減總額約3萬億美元赤字的一攬子計劃，其中1.6萬億將通過對富人和大公司增稅來實現。但一項民調表明：超過60%的美國富人（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支持奧巴馬的增稅措施。

看來主要不是量化寬鬆的作用，而是上述一些法案措施逐漸生效，美國經濟開始復甦。2009-2012年，美國的GDP年增長率平均2.4%，明顯高於2002-2012年平均1.8%的增長率；去年（2013）第三季度更是達到4.1%、第四季度2.6%。看到的一個數字是：美國從2010年開始取代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大國，美國製造業的產值現在已經超過中國1/3以上。今年1月19日奧巴馬講演中說：美國失業率降至過去5年來的最低點，並自信地宣稱：“全球的最佳投資國家已不再是中國，而是美國。”

通過對美國兩次大危機的回顧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帶共同性的東西：

這兩次大危機為什麼會發生？可以說有三個共同原因：1.市場自由主義居主導地位，推行自由放任政策，相信市場能自行解決一切問題。2.全社會捲入炒股票、炒資金、炒樓市的虛擬經濟熱潮，實體經濟被忽視。3.貧富差距明顯擴大。

美國是怎樣走出這兩次大危機的？也可以說有三個共同原因：1.左翼政治勢力占上風，左翼經濟學理論和左傾情緒抑制了市場自由主義。2.政府干預經濟，用包括增稅在內的措施充實政府財政，政府投資帶動經濟發展，擴大就業，恢復中下階層消費能力。3.加強對金融系統監管，在銀行存貸業務和投行投資業務之間做出堅決切割或嚴格限制，前一次制定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後一次制定了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法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