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補闕”一語出自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唐代自武則天時起設左右補闕、左右拾遺的官職，屬於諫官。大詩人杜甫就擔任過左拾遺，所以後人有時稱杜甫為“杜拾遺”。

我們中國諫官的傳統非常久遠，多部古籍中都載有堯舜時代設立“諫鼓”、“謗木”的傳聞。“諫鼓”就是在宮廷外設立一面鼓，百姓有意見可以擊鼓進諫，後世的“登聞鼓”據認為就是由此而來。“誹謗”原本不是個壞詞，《說文》中有：“放言曰謗，微言曰誹”，就是說：公開指責叫做謗，私下議論叫做誹。後來這個詞才演變為“以不實之詞毀人”的含義。古代的“誹謗之木”就是在宮廷或交通要道設立木柱或木牌，百姓可以在其下用語言表達不滿或用文字書寫不滿，現在天安門前的華表據認為就是古代“謗木”的演化。這些有關“諫鼓”、“謗木”傳聞很可能都是真實的，現代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表明，人類歷史上的確存在有部落民主制時期和社會風氣。

我國曆朝歷代都設有“諫官”的職位，被賦予不同名稱，這是我國政治傳統的一個優點。大致說來，唐代以前，諫官的職責主要是糾察皇上，糾察百官由御史負責；宋代以後，諫官與御史的職責逐漸合一，主要職責也越來越集中於糾察百官，對皇上則是越來越客氣，尤其是清代。到現代社會，則是在更高的社會基礎上恢復了部落民主制時期的民主社會風氣。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以做諫官，人人都可以拾遺補闕。筆者不才，準備對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拾一些遺、補一些闕，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總的來說，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平實的，沒有極左教條的陳詞濫調，很多部分也是切實可行的，也不乏一些新意和亮點。但既然是拾遺補缺，那就要專門找不足、挑毛病。個人認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主要不足和毛病是顯示出一些有可能導致偏差、甚至危害的市場自由主義傾向，大致有如下幾點。

（1）自亞當•斯密起，人們常把市場自我調節能力比喻為人體自我修復能力。這個比喻很貼切，但稍有常識的人就會清楚：無論是人體自我修復能力還是市場自我調節能力都是有限度的。

醫生給病人治病要以人體自我修復能力為基礎、順應人體自我修復能力，但如果遇到骨折、肺結核、心肌梗死病人，醫生既不給開藥也不做手術，只是對病人說：“回家吃好睡好，相信人體自我修復能力。任何藥物和手術都會破壞人體自我修復能力。”那這個醫生不是外行就是騙子。

政府管理經濟要以市場規律為基礎、順應市場規律，但如果遇到市場失衡、萎縮、危機，仍然主張政府不作為，反而振振有詞地講：“任何政府干預都會破壞市場自我調節能力。”那這不是某些利益集團的忽悠，就是一種大愚若智，用英語來講就是“as stupid as an owl”,意思是：蠢得像貓頭鷹一樣；看上去好像有學問智慧，其實苯透了。

國內外一些市場自由主義者帶給國人的認識誤區之一，就是以為西方發達國家是在市場自由主義主導下發展起來的。其實歷史事實恰恰相反。以美國為例：美國歷史上有四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時期：1860年代以前以“美國學派”為主導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進步時期”，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大政府”時期，上世紀九十年代克林頓政府的“第三條道路”時期，這四個時期都是政府強勢、能約束私人大資本的時期。而美國歷史上有三個市場自由主義居主導地位時期：19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鍍金時期”和兩次經濟大危機前時期，這三個時期都造成了混亂、腐敗、貧富差距惡化和經濟災難。不僅美國，從世界範圍看也無不如此，遠的不講，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南美和八十年代的前蘇東，情況大家都看到了。

市場自由主義的理論結構很完整、邏輯也很嚴密，但它的兩個基本前提都是誇大而偏離實際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市場能自行解決一切問題，上面已經述及；另一個基本前提是私人經濟活動能自利利他，這也是誇大而偏離實際的。在一定條件和範圍內，私人經濟活動可以自利利他，但超出了一定條件和範圍就不是這樣。

演員有表演天賦、表演激情是好事情，但如果耍大牌、導演管不了調不動，就會把整個劇組搞垮。軍人有軍事才能是好事情，但如果政府管不了調不動，就會成為禍國殃民的藩鎮、軍閥。企業家有經營管理才能是好事情，但要如德國歷史學派前驅李斯特所講：“私人的直接利益並不導致社會的最高利益”、“私人經濟利益必須服從於維護、補充、加強國家。”私人大資本在政府能夠管控約束的情況下，可以成為國家企業；但如果政府管控不了、反而為其所操縱，就會成為危害國家和全民利益的寡頭、財閥，兩次世界性經濟大危機、前蘇聯經濟崩盤等都是這樣造成的。所以我國古代《管子》中的一個表述非常經典：“務本飭末則富”，意思是：致力於農業、監管整頓工商業，國家才能富。

當然，上世紀七十年代新自由主義能夠興起，也是有一定客觀原因的：前蘇聯扭曲的經濟、政治體制損害了社會主義理念和形象，西方左翼政黨也有一些過於刻板、過度福利的傾向，新自由主義理念對這些弊病和偏差有一定的矯枉作用，但後來發展得過分了。市場自由主義能在我國為很多人所接受、流傳，也在於它對我國根深蒂固的極左僵化原教旨主義有以毒攻毒的作用，如一些人所講：“當初向左有多遠，現在向右也有多遠。”但用來攻毒的毒也是有毒性的，需要控制，不能過度。

我國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了，用句套話來說就是成績很大、但問題也不少。在這些問題中既有舊體制遺留的舊弊端，也有過度私有化和市場化、某些方面過度開放造成的新弊端。在舊體制遺留的舊弊端中，如眾人所詬病的“審批萬里圖”、政府對企業仍存在行政化管理等，都障礙着經濟發展。針對這些舊弊端講“簡政放權”，無疑是對症的藥物、是得人心的，但“簡政放權”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前些天曾熱議柴靜的《穹頂之下》，這部紀錄片聚焦於霧霾這一人們關注的話題，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她卻輕率、牽強地以徹底市場化、私有化為解決方案，引起了相當普遍的反感和質疑。我注意到就連一些傾向於市場自由主義的人也認為解決環境污染要加強政府有關部門的權力。對實際情況有了解和體驗的人都清楚：發達國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監管比我們要森嚴、有效得多，在這方面我們只能說還是發展中國家。拿美國來說，他們的環保部門、稅收部門、工商管理部門、知識產權保護部門等，人數都要比我們多、權力都要比我們大。在這些方面，恐怕就不能講“簡政放權”，而是相反。

的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放管結合”。但在如何進一步“放”上着墨較多，而在如何加強“管”上，除指出“要鐵腕治理”環境污染外，其它方面則基本沒有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偏差。

更何況，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並不僅僅是監管。19世紀美國和德國能後來居上，超過英國，都是因為政府保護、扶植起了一批大企業。二戰後英國和法國為了改變“碎片化”私人經濟的落後狀態，都用國有化方式整合起了一批骨幹企業，才進入各自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時期之一。日本、韓國都是政府在主要行業中選取二三家企業進行重點扶植，才躋身發達國家。上世紀末，美國是用政府科學基金資助、政府採購等方式大力扶持計算機、互聯網企業，才引發了信息革命，也使美國經濟上了一個台階。現在中國深為各地方政府各自發展同質競爭企業、設置貿易堡壘所苦惱，不少人講只有進一步市場化才能解決；但能制約地方政府的只有中央政府，當初美國就是加強聯邦政府權力、限制剝奪各州一些權力才形成全國統一市場的。

也就是說，政府要管理好經濟，決不僅僅是不濫用權力這樣簡單。前些時西方左翼經濟學領軍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茲曾講：“事實上，中國當前很多問題都是由於市場管的過多而政府管的過少。換句話說，雖然政府的確做了一些它不應該做的事，但也有一些應該它做的事沒有做。”在某些方面，政府權力的確要做減法，乃至歸零；但在某些方面則需要做加法，乃至乘法。希望今後對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能有更全面、完整的表述，以免在實際工作中產生誤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