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一個黨外人，同毛主席見面談話機會之多，殆無其他人能比得。我以一個黨外人，同周總理接觸往還之多，殆無人能比。(註：這種接觸往還多半在全國解放前)今年一月八日總理逝世，從國內到全世界哀悼讚頌盛況空前未有，但未必真知其人。現在就我所知道的總理的為人，略談一談，以為治歷史者參考之資。

就我所知，周公最是一個好善服善之人，特於其衷心敬服毛主席，一生隨從毛主席工作見之。毛主席離不開他，他更離不開毛主席，因為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近幾十年間的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前到建國後，全靠他們兩位配合得好而著成其功。(附註：毛主席晚年舉措不當處，周總理心不謂然，他只能從旁補救一些，卻無諫諍能力。)正為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只是賢相而非聖君，所以毛主席雖深知其絕對忠實可以倚任，卻從來不考慮以他為自己身後接班人。對於接班人總時刻在另行尋覓中。

總理極其聰明，極其能幹，在內政外交上毛主席一切的方針政策，他最能心領神會地去執行。幾乎無待毛主席多講，只須一點，他就明白。但有時似乎未能洞臆於事先。此其事例如我所見者曾有三次，試分類述之。

(一)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夜間在頤年堂談話時，我向毛主席提議在黨的領導下設置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我願任顧問。毛主席似表示事無不可，卻不多談，而勸我去新解放區老解放區各地參觀訪問，我同意。於是四月初間我即出京旅行於關內關外(中間一度回京參加會議)，最後於九月十四日回京，擬向毛主席報告一切，未得其便。

巧遇邵力子，承語我十六日有越劇晚會，演《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因毛主席點名而演出的，主席必然到場；屆時我們一同去懷仁堂劇場，你便可見到毛主席的。不料我隨邵同往觀劇，終場不見主席到來，卻在座間見到周總理。當我略談在東北的見聞後，總理對我說：你建議設立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事可以寫來一具體組織方案連同經費預算交給我；我在政務院會議上提出來通過後就可進行。我既得此指示，回家後遵命起草一切。

適毛主席知道我回京了，廿三日夜間派車接去談話，我隨即順便攜去。見面多談東北事(另記)，臨末我以草案請他看。他皺眉不悅地說“不必忙吧!”我答言我原無意忙於進行。這是因某日周總理的指示而起草的。主席連連說，既然恩來同你們商量好，那就去辦吧。我說不然，以主席的意見為準；此事應即從緩。

後來我見到周總理，我不再提，他亦不問；大約在他與主席晤談中，已然明白了。——此即總理對主席的意見有時未能洞曉於事先之一例。

(二)

再一事例，新中國現政權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而我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政協一次會上錯誤地說了“工人農民的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話，大有破壞工農聯盟之嫌，毛主席後來聽到了生怒，而主持此會的周總理初先卻懵然不覺。

(三)

第三個事例是在一九六四年尾開的政協會議而於一九六五年初閉幕時，周總理作為政協主席講話，自己抱歉會議全賴各位副主席主持，自己政務繁忙不及照顧，想今後讓彭真接任政協主席。——彭真此時就站在他身旁並隨手拍彭右肩說：但他堅持不肯接，他願以副主席代勞一切而不居名義，那麼，就是這樣吧！

如我觀察，彭真是能力高強的，卻不免專橫跋扈。北京市多年在其掌握，毛主席曾說為“水潑不進，針插不進”。這在毛主席心目中已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後來文化大革命首先就對彭真開刀。然而周總理又未覺察到，這時候竟然還要倚任彭真呢!

總理遇事均秉承毛主席意旨而行，我先在重慶，後在南京參加兩大黨和談時固所親見(夜深人靜時天天向延安通電話報告及請示)。然而我所及見者有限。數十年長久時間，在代表黨應付黨外，在代表國家應付國外，大小各項問題多不勝數，或許不免還有類似上舉三例者。

總理精力過人，秉政數十年往往以夜繼晝，竟亦不覺勞苦，左右侍從見之，不少外賓亦見之。誰不欽敬佩服? 欽敬佩服之下，對於我所說“天生的第二把手”這一點或不及知之矣。周總理雖不及毛主席之雄才大略，智慧絕倫，然而在品德行誼上則一生有善可稱，無疵可指，毛主席不如也。林彪、江青、王洪文之為禍於黨於國，豈不咎在毛主席乎?故爾總理可稱一代完人，舉世景仰，永垂史冊。

總理既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遺愛在人，深而普遍。此在四月初五清明節日前後群眾數十萬不期而集於天安門廣場革命英雄紀念碑前致詞悼念的情況最可見。國際友人見之，紛紛拍照，嘆為希有。

據聞在天安門廣場致悼念的群眾中，有一老婦匍伏碑前哭泣甚哀。旁人問她對總理何緣有這樣感情；乃知二十年前老婦之子服務於某一貨輪(國內新造成者)，不幸在黃海觸礁沉沒致命。總理派人恤問其家並致轉三百元，她身受慈惠莫能忘也。吾人即此事不可以征見總理用心周到之一斑乎！

總理一生功績不屬此文範圍，其他情節非我所備悉，吾文姑結束於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卅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