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结束，民进党再次成为执政党，国民党再次成为在野党。（国军不介入党争已是民主政体的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再提。）网上的评论，除了一开始还有一两鸣称胜选的蔡英文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而非中华民国总统），似乎还惟恐大陆地区领导人不乐意听，后来也都顺过来了——本应如此，原来称马英九什么，现在就该称蔡英文什么。凡是中国人，对此都应该坦荡大方而后已。
香港，在变身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是英国的海外领地（a colony）。如果按某中文译称的语义解为“自治领”，那就只好说有其名而无其实。这个领地的居民并不是大英帝国的臣民（the British subjects），从没有（既未被赐予也未见争取）过选举本地政治领导人的权利，历届港督皆是英王委派而来。
台湾，自从蒋经国先生主持开放党禁以后，公民有名有实，可以自由组党，自由竞选，军队保土守疆，不介入党派政治。在中华文化圈之内，台湾是第一个向现代政治制度迈出决定性之一步的地方。 由于台、港两地的不同，它们对于所谓“一国两制”的碰撞和检验有根本区别。惟有台湾的政治发展历程才向世人昭示：一国两制，它到底是个什么? 对此问题必须避开似是而非的戏解如“两色江山”之类，而要拿毛泽东乐用的说法，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的态度给以分析，得出结论。
时号改革开放，大陆人民一睁开眼看世界，不由自主地一抹头向香港看齐。香港回归赶在这个“气候”下，要让她变成另一个直辖市，与经过“一片红”洗礼的各省市一样? 邓小平也知道，那是永远成不了真的大梦。 “总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乏聪明，大权在手之日，也有资格和资本言人所不敢言，于是夫喷出这个“天才设计”，有如戏台上一声嘎调，多年来时不时招来些喊好的。可是，从最初发明到其后的实施，一国两制始终是共产党的一个政策，即毛泽东高唱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那种东西，它从来也没有成立为任何一种制度。 具体地说，如同在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之下，各“民主党派”皆由中央统战部里各处（如“民盟处”、“‘九三’处”等等）分管，一国两制也是生来就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的。糊里糊涂延至今日，还有人有闲心对此什么提出疑问吗?
上面提过，中国人本应“最讲认真”，对一国两制其实不可不议。 两制，原似乎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依学人——如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想法，这个主义之分于史无据，大可怀疑，黄先生因此建议中国的发展应以只提建设现代社会为好。依俗人——如区区在下——看法，前三十年加后三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谓特色其实就是不要发展社会光要坚守“主义”，在政治经济两域都是空头货色。 两制，揆诸实际，在中国是指一党制度和多党制度。从本性来说，这两制分别代表政治古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方向，针锋相对，冰炭不相容。但要从各地现存的政治状态走向理想（如俗话所说“要好”）的目标，中国人必须找出或建成其路径。如此，一国之内，要实现一党制度和多党制度共存，有没有——至少是在某发展阶段中——一些可能呢? 这就有了对一国两制能否认真的问题。
上文已经表明，一国两制本应发展成为制度，而不是哪一家的政策，或者等而下之，只是诱人入彀的圈套。 两方既然都称要建设现代社会，应有联合的诚意。这就是谈的基础。目的在立新制，即首先要在根本大法取得共识，修成一个为全体中国人认同和遵行的文件。通过严肃的谈判，各方才可能真正发现自己到底要什么、到底可以做什么以达到目的。离开“谈”这个必由之路，就会重蹈武力恫吓或者设定时限（发最后通牒）的覆辙，最终走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恶政邪路。 作为领导人，对发展大势应切实理解，有以把握，即有历史感。已经进入现代生活的中国人不可能再接受走回帝制的设计，这是你消灭不了的人群心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退一万万步说，即使你认为帝制代表中国的未来，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带回去。 作为公民，我们对中国发展的预期，上者自当是全面的文明公民社会，最坏的也不该是整片帝制荒沙而没有一处希望的绿洲。 一国两制，要名垂青史而不沦为笑料，就得靠“最讲认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