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兵败滑铁卢后拿破仑退位，曾经征服了半个欧洲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最终卸下帷幕。随之开始逐渐光芒逝去的还有另一个曾经的辉煌，这就是在欧洲画界独领风骚近30年的雅克－路易 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和他领导的大卫画派（School of David）。雅克－路易 大卫可称之为画界的拿破仑式英雄，新古典主义画派的一代宗师，欧洲绘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19世纪初期，由大卫的学生（包括后来学院派领军人物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和追随者构成的大卫画派几乎就是代表欧洲画界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同义词。除了独树一帜的普吕东（Pierre Paul Prud’hon）之外，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名声显赫的一流绘画大师都归于大卫画派。然而，随着浪漫主义画派的兴起，也随着拿破仑帝国告终后大卫离开法国自我流放比利时，这个王朝开始逐渐衰落。 雅克－路易 大卫是位有强烈政治激情的艺术家，他热切地置身于从法国启蒙运动结束（1789）到拿破仑退位（1815）之间那个时代中几乎所有政治风暴的中心（大卫画派后期的掌门人安格尔则正好相反）。所以，大卫的很多作品都附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或者是表达他的时代理念和英雄主义信条，或者直接展现历史人的物面貌或抓住历史时刻的瞬间。 如果说《拿破仑传记》记述了法国（甚至欧洲）19世纪初最开始那15年的历史，那么大卫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欧洲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兴衰，还透视了启蒙运动所引发的18世纪末法国（最后几乎波及整个欧洲）那段社会动荡历史。这不但让人们从另一个高度欣赏大卫和新古典主义作品，也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那个时代。 大卫的时代开始于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君主和贵族制度面临挑战。这时候的法国贵族制度（相当于卢梭《社会契约论》中阐述的第三种贵族制度，继承特权贵族，类似于大清八旗子弟）滋生奢华放纵。18世纪应运而生的色彩花哨绚丽的洛可可画风很大程度就是法国贵族生活品味的写照。受启蒙运动和意大利考古新发现的影响，法国画界开始摒弃奢华造作挑逗的洛可可主题和画风，兴起了回归古希腊古罗马，和谐，简朴，高尚的新古典主义绘画潮流。从这时开始，由路易14设立的“罗马大奖”（Prix de Rome），开始倾向于资助皇家艺术学院绘画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每年一名）赴设于罗马的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 in Rome）学习古典严肃绘画。大卫就是从参加这个奖学金的命题比赛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由于深受洛可可风格的影响，对和谐简朴庄重的古罗马风格不屑一顾，大卫的夺冠之路并不顺利（那时候没有新东方指点）。1770年初选就被刷掉，没进入比赛。1771年第一次参赛仅获第二等奖（《战神玛尔斯与智慧女神米奈娃之战》参赛作品现藏于卢浮宫），第二次名落孙山（没能入围，大卫差点绝食自杀），第三次又铩羽而归。直到1774大卫26岁第四次参赛的作品《安条克和斯特拉托妮可》才最终赢得一等奖（远比范进同学考20多次要强。但比大卫自己后来的学生安格尔21岁第二次参赛即获一等奖要弱）。 
《安条克和斯特拉托妮可》（Antiochus and Stratonice，大卫1774，现藏巴黎美术学院）大卫的罗马奖比赛一等奖作品。所画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描写的王子暗恋其继母皇后的爱情故事。与大卫第一次参赛作品相比，这幅作品中洛可可风格大大收敛，显得稳重庄严。然而，大卫此时并没有接受古典主义。在赴罗马之前，他曾经毫无掩饰地表示古典主义风格缺乏活力和情感，他对其不屑一顾，更不受其诱惑。然而，在去罗马途中的一路所见，大卫才开始被意大利艺术大师们的经典所震撼（安格尔也是在孩提时被拉菲尔《椅中圣母》Madonna della seggiola感动的热泪盈眶），开始对自己以前的无知感到羞愧。他的画风也开始慢慢地倾向于古典主义，他的主题开始表现英雄主义，直到10年后的《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彻底完成这一脱胎换骨的转变。 
《荷拉斯兄弟的誓言》（The Oath of the Horatii， 大卫1784，现藏于卢浮宫）。所画的人物缘自罗马历史上两个相邻城邦之间以决斗解决冲突的记载。原定的主题是要表现决斗所遗留的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但经过3年的思考后，大卫认为这个主题不和时代，决定自己另外虚构了一个荷拉斯三兄弟代表罗马城奔赴决斗之前以罗马军礼宣誓的场景来表达古典的英雄主义（所以不必纠结时间穿越的元素，这在大卫其他作品中也可见到）。大卫在罗马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附近的一间画室里用11个月时间最后完成绘画。画期长是新古典主义画派和后来学院派的特点。相比之下，浪漫主义作品往往只需要几天时间，张大千画虾能比吃虾还快。《誓言》在1785年巴黎沙龙展（Salon de Paris, 法兰西艺术学院美术展）引起轰动，可以说是奠定大卫在法国甚至欧洲画界一代宗师地位的奥斯特里茨之役。这幅画的大卫画派精湛的画风表现的淋漓尽致。线条的精细，轮廓的明朗，着色的整洁，细节的逼真有登峰造极的感觉（大概只有后来安格尔能达到或超出这个境界）。还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的另一个特色（尤其与巴洛克绘画相比）就是姿态是静止，按狄德罗的话讲就是“看上去是浅浮雕的复制品”。按摄影家的说法就是像是“摆拍”的姿势，而不是实拍的瞬间。这显然是为追求高度清晰逼真所付出的代价，当然也不排除新古典主义画家刻意追求古希腊古罗马古朴的雕塑效果。 《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堪称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之作，其英雄主义主题也成为后来大卫画派近30年的信条，直至不画英雄主义的安格尔接掌大卫画派。大卫崇尚的英雄主义是古罗马共和时期贵族（相当于卢梭所述的第二种贵族）那种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家族利益之上，将为国牺牲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荣耀的爱国英雄主义。让我们先来具体领略一下古罗马共和国贵族们的这种英雄主义是多么的铁血彪悍。公元前216年，古罗马共和国经过连续两次败仗后倾巢出动了几乎所剩兵力去决战入侵的迦太基汉尼拔大军。然而，因战术指挥失误，罗马大军在坎宁会战（ battle of cannae）中以多败少全军覆没。大喜过望的迦太基人以为他们赢得了决定性的最后一役，罗马毫无疑问已经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能力，肯定是正急于停战和谈了。迦太基人也打算借坡下驴见好就收，所以马上向罗马派出了使者，通知罗马拿钱来赎回8000个战俘，并带去让罗马签署的认输赔款割地纳贡的城下之约。。。。然而，罗马元老院的回应却让迦太基人大跌眼镜。元老院首先禁止迦太基使者进城，拒绝见面，根本不搭理你，还了兴冲冲而来的迦太基人一个冷屁股（类似于二战时陷入包围的美军101空降师用一个字“nuts”回复德军的劝降）。这种对刚刚才狠狠打掉自己牙齿的强敌的不屑和羞辱可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要彻底死磕玩真的，因为元老院紧接着就颁布了一个铁血彪悍的禁令，禁止任何罗马家庭私自赎回被俘亲属，违令者将以叛国罪论处。要知道这8000名后来被迦太基人处死或被贩卖为奴的罗马战俘中包括近100个元老院贵族（接近当时元老院的三分之一），也涉及几乎每一个元老院贵族家庭。而且，继续抵抗也意味着元老贵族们自己或家庭要继续付出更大的牺牲，。。。。。古罗马精英不是以世袭等级，不是以谋求自己利益，而是以对国家的担当和牺牲精神不辜负他们所处的执政地位！！这种英雄主义在大卫后来的另一幅作品《刀斧手送来布鲁特斯儿子的尸体》（或译《判处儿子死刑的布鲁特》）中有更铁血彪悍的体现。然而，后面会看到，在因支持弑君而众叛亲离（妻子离异），在经历了后来血腥恐怖的社会动荡后，大卫在《萨宾的女人》（The Sabine Women）里所表达的英雄主义已经与这种铁血英雄主义不一样了。 相比之下，18世纪法国贵族就该无地自容了。路易16后期，因为法国贵族赋税上的特权，造成波邦王朝的财政危机。当财政大臣希望贵族们能牺牲一些特权挽救濒临崩溃的贵族制度，贵族们不但坚决拒绝了，反而还围剿前后每一个推动类似动议的财政大臣。最终，财政危机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彻底终结了之前不肯为之牺牲和承当的贵族们自己的制度。不过如今，“18世纪法国贵族”与“古典英雄主义”的形象对比在富豪新贵圈中似乎又颠倒回去了。 
卢浮宫中所藏《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及后面要介绍的《刀斧手送来布鲁特斯儿子的尸体》的展厅。 
《苏格拉底之死》（Death of Socrates, 大卫1787，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幅画作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可没想到最后不幸成为法国大革命中无数悲剧的真实写照。当然，hemlock（一种毒草）换成了guillotine（断头机）。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蛊惑罪，被民主雅典的500人陪审团，经过民主审判过程判处死刑。此作品再现苏格拉底服hemlock毒液的情景。苏格拉底正在高谈灵魂不死。画面左端坐在有大卫缩写签名（L.D）的石凳上的是柏拉图。若干年后柏拉图凭记忆整理了苏格拉底极具哲理的《苏格拉底的申辩》（The Apology）和包含社会契约论最早表述的《克里同篇》（Crito）。这两篇东西让苏格拉底之死升华为是为唤醒世人而死的牺牲。 此画延续了新古典主义精湛的画风（虽然画面没有《荷拉斯兄弟的誓言》那种清澈和强烈反差），也继续延续表现大卫画派的英雄主义主题。。。。。然而，大卫也许没意识到《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故事背后更深刻的含义。。。。民主政治也会扼杀异见（这正是蔑视古希腊民主的苏格拉底希望以杀身成仁来提醒世人的）。这在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大卫自己所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的雅各宾恐怖专政时不幸再次成为现实。最后，连革命的吉伦特共和派成员也都被革命法庭判处集体处决。吉伦特派著名成员罗兰夫（Madame Roland）人在临上断头机前留下了让人深思的不朽名言：“自由呀，古今多少罪恶以你为名”。。。。后面介绍大卫的另一幅著名作品《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时还要再回到这个话题。 
《刀斧手给布鲁特斯送来了他儿子的尸体》（The 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大卫1789，现藏卢浮宫）。布鲁特（坐在画面左侧）是古罗马共和首位执政官。他自己儿子却参与了企图推翻罗马共和恢复君主制度的叛乱密谋。布鲁特秉公执法，牺牲个人亲情，判处自己的儿子死刑。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死刑执行后，刀斧手将布鲁特儿子的尸体送到他的家时的情景。 从《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到《苏格拉底之死》，再到这幅作品，大卫选择的英雄主题一次比一次铁血，又一次比一次火上浇油（虽然大卫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作品的政治影响）。1787年时《苏格拉底之死》因为法国波邦政府干预未能正式得奖（但匿名投票得奖），1789年时，这幅《布鲁特》干脆就被禁展（后来因民众抗议，不得不开禁）。现在，这幅画已经完全脱离了一般范畴的艺术功能，而纯粹是表达大卫自己开始走向极端的爱国英雄主义（大卫认为国家是高于君主之上，所以大卫的爱国并不是爱君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卫后来会赞成弑君并积极参与最极端最恐怖的雅各宾派专政（大卫几乎就成为罗伯斯比尔的戈培尔）。。。。 --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