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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災多難的國民黨來說，稱它是所謂的黃金十年。而我們顯然有必要仔細琢磨一下，因為能發現很多有趣的事情，十年裡不僅沒有黃金，甚至連金粉都沒有，只有一層細油灰. 能有兩百畝地的大地主並不多見，普通小地主和富農生活水準自然要低一點，所以只能吃玉米、高粱之類雜糧，偶爾收麥子時能來幾頓麵條，就算改善生活的好時候。當然他們比農民要好過得多，因為農民們往往只能挖點野菜之類的煮糊糊，基本上沒有吃白面的機會。如果覺得上面的描述太過悲觀的話，可以看下面的一組數據：從二零年到二一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亡一千多萬人，災民三千至五千萬；從二八年到三零年，北方八省再次連續大旱，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災情延續三年，死亡約一千萬人，逃荒人流無法統計，陝西原有人口一千三百萬，大災後死亡三百多萬，流亡六百多萬，合計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根據某些外國記者描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有的村莊甚至公開賣人肉。很明顯，如此悽慘的情況下，做農民固然朝不保夕，當地主的職業前景也不妙。沒錢的自然是跟農民一道餓死，家裡要有點錢糧，首先想的肯定不是吃喝享受，而是趕緊招募民團家丁，再修院牆、壘土堡，買鋼槍大刀守住糧庫，防範各路山大王的親切惦記。事實上，當年的地主家確實經常有人前來拜訪，並且一來就是一群，沒事開片打群架那是常事，作為一個地主想要保住家業，光會種地收租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很能打才行。因為窮，所以落後；因為落後，所以更窮，在“黃金十年”的北方，基本上是一片蕭條，看不到多少生氣。根據一份三零年的調查資料，河北清苑縣十一個村、兩千戶人家中，一共只有七輛自行車、六個手電筒、兩個熱水瓶，一萬多人沒有一盞電燈、一台收音機，屬於徹頭徹尾的原生態環境。北方的地主農民一團糟，南方也好不到哪裡去。湖南廣東一類地方就不用說了，有孫大炮等人輪流搞革命，加上委員長清共剿匪，紅軍又喜歡殺地主，幾撥人來回拉鋸，硬是弄得家家起火、村村冒煙，別說啃棒子麵養民團，腦袋能不能保住都要看老天爺，唯一過得好點的，只有浙江、江蘇一帶。作為一貫有點閒錢的地方，江浙一帶工商業十分發達，物產也算豐富，加上有進出口貿易賺錢，某些時候生活還是過得不錯的。很不幸的是，即使是不錯的生活，也只限於某些特定的時候，具體來說，是黃金十年以前。

自從經濟大危機之後，世界各國都陷進財政危機中，紛紛加大出口創匯的力度，希望能牆裡損失牆外補，大批機械化生產的廉價商品很快湧進中國，迅速占領廣大市場。可憐的農民們要負擔苛捐雜稅，又沒有國家補貼，只好破產成為流民，大批湧進城鎮裡討生活。而作為食物鏈高一層的地主，在扣掉成本開銷之後，平均每畝地一年只能賺到一個銀元，相當於北大圖書館雜工毛澤東一個月工資的八分之一；很明顯，小地主的日子是艱難的，只有在上海杭州一類大城市搞投資的大地主，才能過上象樣的日子。守在農村要破產，大家只能一窩蜂地湧進城市。根據當時的記錄，上海女工一個月是九塊錢，熟練工能漲到十四塊，魯迅家的女傭包吃包住，一個月工錢才三塊，而上海的物價水平是一個七八平米的亭子間月租十塊錢左右，借用廚房另外交錢。換句話說，普通打工族在上海是住不起房子的，連蝸居都太奢侈，他們只能另想辦法，要麼流落街頭，要麼搞違章搭建。中國人一向都非常勤勞而有智慧，搭個小窩自然不在話下，於是在上海郊區，到處都是農民工自發搭建的棚戶。只要把毛竹烤彎插在地上，再蓋上蘆席茅草、地上鋪塊爛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高度剛剛到腰。如此簡陋的窩棚，水電之類自然是不用想了（一度電要三到五毛錢，實在太貴），消防也經常成問題；但對吃苦耐勞的中國人來說，這些都不是大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他們肯吃苦、肯耐勞，卻沒有地方剝削他們。根據一九三五年的調查，上海四百萬人里，失業的工人有六十多萬，考慮到失業保險一類還沒有普及，街頭到處有餓死凍僵的屍體也就不稀奇了。總之，除了躲在租界裡的少量富人，大家的日子都很苦。農民成天怕餓死，地主要應付土匪軍閥，也是朝不保夕；普通小市民沒有槍桿子，又不能搶銀行，只能搞點風險投資，具體來講是兩個方法：買彩票、買股票公債。買彩票就不用說了，中獎率極低而且經常碰上貓膩，而買股票也不靠譜，據說二九年經濟大危機的時候，自殺的股民漂滿了黃浦江。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買公債，因為當年在上海最常發行的是是一種特殊債券，叫戰爭公債。

不管是國民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各路軍閥大帥，民國時都喜歡在上海發行戰爭公債，而且條件優厚，令人動心。按當時的標準，一百塊公債只賣七八十塊，只要到期的時候政府還在（仗打贏了），立馬返還一百二十塊錢，收益率幾乎百分之五十，可謂一本半利。如此好的投資機會，當然讓人傾心不已，但打仗總是有贏有輸的，張三的債劵升值了，是因為打贏了李四，被推翻的李四債券自然就成了廢紙。所以每一輪軍閥大戰結束，都能在上海看到一幕奇景：有的人拿着債券欣喜若狂，另一批人垂頭喪氣、欲哭無淚，個別賭得太投入的揣着廢紙從樓上一跳而下，乾脆利落地結束了自已的生命。正是因為大部分人生活朝不保夕，連頓飽飯都吃不上，而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在收稅打仗的問題上一律立場鮮明，所以才製造了大批社會不穩定因素。但最搞的地方還在於，雖然共產黨一直鬧革命，但搞暴動的大批骨幹卻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送過去的。前面說過，蔣委員長和汪精衛在清黨的時候幹掉了大批共黨分子，五萬共黨被殺得只剩不到一萬。但同時他們也清掉了一半以上本黨黨員，至少有三十八萬國民黨在帳目上消失，很多地方是全縣全鄉的國民黨全部抓起來，不分國共一律殺掉，叫做“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個”。而隨着委員長和其他派系相互傾軋，各地的國民黨也被一輪輪地相互清理，總之除了殺還是殺，不少人死時還高呼三民主義萬歲，可謂死不瞑目。

自四一二之後，共產黨人組織了上百次武裝暴動，建起大片根據地。如果仔細考察這些暴動，會發現一個極其怪誕的現象，活動的發起人固然是共產黨，但各級組織者卻以國民黨居多，甚至有不少人從來不肯入共產黨，卻義無反顧地沖在最前面，對國民黨大打出手、刺刀見紅。有這種情況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知道，自已已經在對手的黑名單上，隨時會被抓起來拷打槍斃，不跟着共產黨鬧革命，就要掉腦袋。一個比黑幫還黑幫的軍閥聯盟，一個隨便殺掉一半多黨員的所謂黨組織，一個時刻迫害基層黨員的獨裁領袖，想讓它有戰鬥力，實在是比較難。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蔣委員長的黃金十年，最後只剩下兩樣撐門面的東西：國家建設和國民教育。不幸的是，這兩樣東西除了門面，也是毫無亮點，因為民國時的建設很慘，不是小慘，是大慘。由於蔣委員長及先前的各路大帥們日理萬機，顧不上經濟建設，民國時期的工業可以說是一片黑暗。普通工廠能弄台機器磨個面就算企業家，全國連鐵釘水泥之類小東西都供應不上，只能依靠進口，唯一擴大生產的只有軍火，卻又不能出口創匯，全都用在國內搞各種破壞。更加無奈的是中國明明有奇貨可居的鎢礦、鐵礦，卻不懂怎麼煉合金鋼，只能賤賣到國外，再高價買回成品來。作為現代支柱的工業如此蕭條，國家經濟要能好起來，才是見鬼的事。最重要的是，百年大計人才為本，但民國時培養的人才，同國家建設基本上沒啥關係。除掉丘八雲集的各大軍校外，民國時期的高等院校，主要上以文科為主，培訓專業大都是文學、藝術、歷史、哲學一類，極少有物理、化學、工程、地質方面的實用學科。換句話說，全國就那麼幾所大學，大學裡就那麼幾個能用的學生，卻整天不學急用的理工科，而是搞形而上的文科。

文科當然是重要的，但如果一個國家光搞文科，就意味着理工人才極度匱乏，直接惡果就是工農業無法發展。以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為例，民國時期主要培養的都是政法、文學甚至神學人才，每年理科畢業生不超過一百人，算得上是鳳毛麟角、雞立鶴群。明明是全面落後，明明行業亟需，市場如此廣闊，卻偏偏沒有人去開拓，絕非當時的教育部長全都吃錯了藥。事實上，全國沒有實用的工程師，那實在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經歷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後，全國都流行所謂科學民主觀，認為國家要在政治上實現民主、在經濟上發展科學，尤其是培養實用人才。但我們也知道，培養理科學生是很花錢的，想滿足一個大學理科生的課程要求，必須添置大批昂貴的設備，並且聘請有資質的專業老師從事教學工作，而且還要有相關工廠配合實習、考核、就業，才能最終調教出一個合格的工程師來。文科學校只要有個圖書館和教室就能開張，理科學校卻必須要有實驗室和工廠（畢業生工作分配），相比之下，顯然是文科生比較好培養。所以民國在辦學的時候，往往都是根據多快好省的精神，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有限的課程上，用最短的時間培養出最多的畢業生來。很明顯，這樣的辦學方法是有問題的。如果今天的教育部搞重文輕理，馬上會造成理工科學生供不應求、文科學生就業分配難等系列社會矛盾。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個年代裡，理工科的畢業分配才是問題，而文科生的工作卻很不成問題。

理工科不好找工作，是因為全國工業不發達，搞科技開工廠沒有資本基礎，卻有軍閥盤剝和國外競爭，基本上開不到多久就會困難重重。個把後台硬、市場大的工廠招工有限，容不下大批畢業生來搶飯碗，所以中國學生雖然很會讀書，但錢學森、竺可楨一類理工人才只能跑到國外留學，連清華、北大級的名校也找不到教他們的地方。至於文科生找工作容易，那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了。懂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一直是文官政治，打古時候起就喜歡培養文科人才。封建時代是皇帝批准、國家掏錢，搞國子監、太學一類高級教育機構；民國成立之後不時興這一套了，卻不過是換個名字，象北大就是從前的“京師大學堂”演變而來，其辦學目的仍然是培養各級國家幹部和幕僚，相關畢業生不是進政府當公務員，就是去銀行搞金融，總之都是衣冠楚楚的體面人，研究的是國家大事，絕不會兩手機油地鑽在廠房裡面賣苦力。在有市場、有需求的情況下，民國教育沒有培養多少急需的理工人才，也沒有形成自已的科技實力，各路大師們如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學問上都是高山仰止，平時經常寫文章抒發感想，打仗時努力喊口號鼓舞人心，端的是百花齊放、卓爾不群。唯一的問題是，整個國家除了寫文章，找不到一個實用的人，甚至連合格的刺刀都不敷分配！在幾個月後即將到來的大戰里，如狼似虎的侵略者沒有比文章韻律，沒有比吟詩做賦，甚至不比八卦太極，他們只比一樣東西，就是赤祼祼的戰鬥力。而在這個問題上，名額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科生們都無能為力。

一面是戰亂頻繁、民不聊生，一面是幾十個大師們吟風弄月、考古論今，民國的前途實在是相當悲催。最悲催的是，不管蔣介石也好，汪精衛也好，都沒有任何解決的方案。有人做過統計，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餓死三百萬至七百萬人，整個民國時代累計餓死兩億以上，堪稱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對這個嚇人的數據，不少人是很有意見的，但他們都保持了沉默。因為給出數據的不是境外反華勢力，不是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而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