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國遊客最喜愛的目的地之一。去年2月，一群遊客下了旅遊大巴，等待進入一家免稅商店。
今年春節期間的某個下午，我走到了東京著名的電子街秋葉原。上一次來這裡大概是四年前。這段時間裡，圍繞秋葉原這一場所的一切動靜和現象，均與來日本“爆買”的中國遊客有關。位於秋葉原站正對面的山田電氣的兩名日本男士員工興高采烈地舉着用漢語介紹各種優惠的牌子，進店的基本都是中國遊客。我在隔5米的地方看到了兩名日本年輕男生，一臉困惑、複雜的表情。過去問“眼前的光景，你們怎麼看？”他們說：“本來想買點電池，但裡面有那麼多中國人，很花時間......”，姓佐野的說。另外一個姓山田的則比較淡定地對我說，“現在，我們一般不會來這邊的。”
在今天的日本，近幾年的“中國遊客爆買”已經是沒有人不知道、沒有人沒聽過的社會現象，甚至可稱為“安倍經濟學”時代的流行語和代名詞。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2015年中國遊客訪日人數為499萬人，同比增長107%，首次成為排名第一（第二是韓國，為400萬人次，第三是台灣，為368萬人次）。 
日本著名藥店松本清門口的上面用中文寫着“熱烈歡迎”。 
東京著名電子街秋葉原的禁煙公示牌
同時，眾所周知，日本社會對該現象也感受到掙扎與矛盾。比如，我去年夏天有機會在大阪跟負責中國遊客的當地觀光人士們交流。他們覺得如此大量的中國遊客來日本，儘管對他們的生意算是好事，但是肯定給當地社會和工作帶來一定的壓力。“許多從東京來出差的商人定不了酒店，這是抱怨最多的，也是我們要協調的最大問題”，曾在中國開歌廳、現在做觀光協調人的源內先生對我說。
從那時大概過了半年，此刻也發生着類似的問題，不少日本考大學的高中生在赴考的目的地訂不到酒店，從而不得不改學校，也成了最近日本媒體報道的熱點新聞。“我覺得，至少在我們高中生前往全國各地考試期間應該限制外國遊客，尤其中國遊客，否則影響我們的前途，”神奈川縣的一名姓加藤的高二學生對我說。
縱觀近年的中國遊客訪日潮，在日本輿論里，部分中國遊客的“禮節問題”，比如要排隊、保持安靜、不要扔垃圾等是輿論早期關注的話題。對此，全國各地，尤其是遊客集中的地方的政府和社區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其中，用中文海報提醒中國遊客是最典型的做法。
在我看來，如今已經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即如何實際應對中國遊客所帶來的規模效應的問題。無論是日本的商人還是百姓，大多數人認為中國遊客一方面影響了現有的秩序，另一方面要解決自身的供給能力的問題，同時要協調中國遊客跟日本百姓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服務對象之間的平衡問題。何況，日本人總體上是本來就是比較保守和內向的民族，不少人內心裡渴望只給日本人服務，只在日本人之間相處。
毫無疑問，中國遊客的訪日潮和爆買潮也給日本經濟社會帶來了契機，這一點恰恰在日本商人和百姓對中國遊客的一些不滿和牴觸情緒上起着“再平衡”的作用。“我很喜歡拉中國客人，溝通上有些障礙，但他們往往從東京的酒店打到羽田機場，甚至更遠的成田機場。日本客人很少這樣嘛，”在東京開了30年出租車的井上師傅對我說。“中國客人敢花這個錢，讓我想到了日本泡沫經濟那個時代。”
當然，我也聽說過有些司機拒載中國遊客的情況，“他們應該是親自感受過中國乘客在車內太吵，甚至鬧，不禮貌，再加上一些媒體關於中國的負面報道的影響，就不願意拉中國人了，”井上師傅對我說。
我在東京新宿和秋葉原交流的幾家電子店，包括蘋果專賣店的員工均對我表示，自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遊客的購買金額有明顯的下降，理由有三：人民幣貶值，加上受股災影響；很多遊客不是第一次來日本，就不那麼大量購買了；中國國內的價格也日益接近日本的標準，再加上中國國內的渠道也增加，用不着到日本買。
不過，即使在中國經濟增長率下滑的情況下，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仍然是在日本旅遊期間消費最多的人群，無論是人均還是整體。我手裡有一份日本國土交通省觀光廳公布的《訪日外國人的消費動向報告2015年10月-12月》稱，這三個月裡，消費最多的是中國大陸遊客，人均約23萬日元（約1.2萬人民幣）；其次是西班牙遊客，約20萬日元；第三是澳大利亞遊客，約18萬日元（平均為約14萬日元）。從國別總消費量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數額更突出，根據2014年的年度報告，中國大陸排名第一，為5583億日元（約249億人民幣）；第二是台灣，為3544億日元；第三是韓國，為2090億日元。
據我親身觀察，日本社會和百姓至今遠沒有形成比較清晰的“中國觀”，仍處於了解和摸底的過程中。矛盾點在於，他們對中國遊客的素質和行為是感到不滿意，厭煩的，但同時確實認為他們的光臨和消費對日本經濟社會來說起到催化劑的作用。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宏觀意義上的日中關係，日本百姓普遍認為中國正在南海、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地方和平台採取擴張性的政策，對此感到警惕和擔憂，這一心態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認知中國遊客的過程。
為了進一步挖掘日本百姓如何看待中國遊客這個話題，我利用今年春節前後回日本的兩周時間，每當走到一個地方或角落，儘量有意觀察了一下有關動態。
從位於地上的JR秋葉原站沿着樓梯往下走，中間已經看到了幾張顯眼的中文廣告。“需用銀聯卡提取日元現金，還不快去全家便利店等尋找‘易款通’？！”
這是中國遊客到全家(Family Mart)等熟悉的地方隨時用銀聯卡提取日元的服務。至少在我記憶中，這種廣告和服務在四年前是沒有的。在廣告的右上角，我也看到了日本政府為促進觀光事業發放的標識“Japan Endless Discovery”（無限發現日本)。這就說明，這種廣告和宣傳是政府所公認和支持的，從中不難察覺到安倍政權下的日本政府渴望通過吸引中國遊客的“爆買”拉動內需的戰略需求。
出了站，立刻就聽到了中文廣播，是日本著名的一家電子百貨店山田電氣播放的。他們只用中文反覆播放宣傳內容。我突然陷入了自己簡直在中國國內的幻覺，那裡是日本東京，我聞到的味道卻跟中國國內沒什麼兩樣兒，最起碼感覺是來到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
一共有五層的山田電氣秋葉原店，其中，二樓為專賣免稅品的。該樓的客人基本都是中國大陸遊客，服務員一半是中國人——有有保障的正式員工，有非正式或契約員工，還有臨時小時工，其中包括大學生。留日的一個吸引力在於留學生可以打工，她們是可以拿着學生簽證打工的。
服務員與遊客之間直接用中文溝通。所有的廣告都有中文介紹，別說銀聯卡，在電梯等地方還貼着“歡迎使用支付寶”的海報。我逛着店內，幾次聽到遊客問服務員“支付寶能用嗎？”。
我問了兩位來自東北的中年女性，“能在日本用支付寶對您購物有幫助嗎？”
“當然，不就跟國內一樣嘛！”
據我觀察，無論是在東京大街上還是機場內的免稅店，中國遊客很自然地適應在海外用中文購物，甚至歡迎哪都是中國人、哪都能用中文的環境。這一點無疑是跟中國人口與經濟一代接一代大量地走出去有一定的關係，早就形成了一種規模效應。對於遊客來說，到目的地之後可以用中文了解產品，跟服務員溝通，就更加放心，對於銷售方來說，正因為有這些中國遊客的性格傾向，再加上遊客的規模感，才有動機去儲備中國員工。
坦率說，作為一個日本人，如果到海外之後總跟日本人碰面，使用日語，感覺有些不對勁兒。我個人甚至不願意碰到日本人，用日語，我周圍的不少年輕朋友似乎也持有類似的態度。不過，如前所述，日本人也有傾向於日本人之間抱團相處的傾向，尤其是被派遣到海外的日本企業員工之間。比如在北京，不少日本人每夜跟日本人一起吃飯，喝酒，近況通報，信息交換也局限於日本人之間。
過馬路，走到中國遊客熟悉的日本著名藥店松本清(Matsumoto Kiyoshi)，門口的上面用中文寫着“熱烈歡迎”。走進店內，我看三分之二以上的客人是中國客人，約一半的服務員是中國人。我本想問中國員工最近中國遊客的動態，但始終沒有機會。在日本的土地上，我根本無法插進中國服務員和中國遊客所占領的時間和空間。她們一開始聊藥物、化妝品等內容和品質，但後來遊客開始問其他與對方工作無關的問題：“你們來日本多久了？”，“在日本生活得怎麼樣？會不會被日本人歧視？”，“外國人在日本買房方便嗎？小孩兒上學方便嗎？”，“你是不是加入了日本籍，怎麼加入的？”諸如此類的私人問題。一個女服務員介紹自己老公在東京開中國餐廳，也介紹旁邊的女孩子是在日本留學的。我看服務員和遊客肯定是第一次見面，卻深入到那麼私人和敏感的問題。
望着這樣一個光景，我忽然間想到了一個詞彙，叫“中華思想”。在日本，我相信幾乎沒有人沒聽說過這個概念，日本人通常把它解釋為如下：中國人有史以來天生持有的、把世界視為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稍微極端地來說，持有中華思想的人認為地球是圍繞自己轉來轉去的。據我所知，當前大多數日本人認為活在當下的中國人也持有中華思想，而且，無論是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一些動作還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中國遊客爆買現象，或多或少都可以從中華思想的角度去解釋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
至於日本人為什麼會這樣理解，我想，或許跟日本人對於古代時期日本對中國朝貢，換句話說，中國對日本冊封的歷史之記憶有關。大多數日本人從小學習中國歷史，尤其古代史，小學到高中一共12年。在朝貢體系下，中國的皇帝制定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給周邊國家提供安全，但前提是，朝貢者要忠誠於中國，否則皇帝就沒理由保護他們了。那麼，我粗略地推測，當今那些圍繞中國遊客的言行使一部分日本百姓想起了在教科書裡學過的古代場景，並覺得“中國人花大量的錢，給我們成規模的經濟利益，然後要我們聽他們的。”
我這次則觀察到，在大量的中國遊客面前，其實許多日本百姓更多是感到驚訝和衝擊而已，畢竟沒有經歷過，而沒有產生多少反感，甚至嫌棄的情感。他們也並沒有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發生什麼摩擦或事件，只是感到不方便或者彆扭而已。
在日本九州鹿兒島縣鹿兒島市的一家優衣庫(Uniqlo)打工的池田小姐專門跟我分享了她一個朋友的故事，“有一天，她在中央站的Big Camera（必酷）店逛一逛，突然被中國遊客打招呼，她不懂漢語，就只好把那位客人帶到店員那裡。原來，那位先生要60個吹風機。店員和我都嚇了一跳，在鹿兒島，沒有人一次性買60個吹風機的。店員只好到倉庫里找一找，勉強湊到了60個。”
1月中旬，我母親和弟弟到了位於靜岡縣御天場的Outlet商場，在門口看到了五台觀光大巴，乘客全是中國遊客。“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一直跟手機打交道，要麼上網查什麼東西，要麼拍照片，然後發給朋友什麼的。”母親也抱怨了一下，她說逛了一會本想找一家餐廳休息一下，結果全被中國遊客坐滿了，就只好去了麥當勞，還是一樣。“到處都是中國人，我就只好離開那個地方回家了。當然，畢竟是來日本旅遊，他們玩得開心，我也高興。不過，坐在餐廳和麥當勞的很多遊客根本不消費，只是坐着聊天，玩手機，那樣對其他客人不好。”
新宿旁邊代代木的便利店Lawson羅森的一名員工杉本先生告訴我說，“中國客人應該占海外客人的一半左右，他們就是買得多。就是剛才，一位男士共消費了5萬日元，這裡是便利店，而不是百貨店啊。這是我至今一次性賣掉的最高數額。我勉強用英文和手勢溝通。”離JR代代木站走路1分鐘，位於一個小胡同兒的理髮店Amuse。該店的店長住谷先生跟我說：“中國遊客一般都集體地來，上一次有五個人，剪髮的僅有兩位，其他三位是等着。但那三位不是坐着等，而是在店裡走來走去，一邊聊天，一邊拍照。我有些緊張，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他們的聲音很大，好像被罵似的，有一種被包圍的感覺。不過，他們顯得很興奮，店裡變得很熱鬧，像過節似的。”
這次在東京，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其實不是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如何相處的場面，而是“中國人”之間的內戰。
2月初的那天在秋葉原，我走進了一家叫愛電網的電子店。一名中國女性店員叫西口芳子，來日30年，從其名字牌不難看出，她已經入日本籍了。我問了她，“在日本，您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中國人服務是什麼感覺？”隨後，她以發泄的口氣向我表達了她經常碰到的一個場面。
“我為中國遊客推薦我們賣的產品是日本製造，介紹它的品質時，有些男人突然插話，衝動地說‘中國製造有什麼不好？！’我沒有說中國製造不好，他們來日本旅遊，買那麼多的日本貨，不就是喜歡日本貨嘛。但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和做的有矛盾。我很克制，畢竟人家是客人嘛，只能對他們好。我可以爭，但沒辦法。”
我想到了2005年4月在中國各地發生“反日遊行”時的情景。我當時走到北京中關村的海龍大廈前面的小廣場。在那裡有些大喊“抵制日貨，愛國無罪”的人手裡拿的竟然是日本的數碼相機。
西口女士繼續抱怨說，“來日的中國遊客的素質很差，各種小事，總是鬧。他們有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還是素質和人品。中國要發展成日本，還要50年。”
作為這些年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我特別容易想象西口女士抱怨的這個場合。假如一個日本服務員介紹日本製造和它的品質，中國遊客或許不會那麼衝動和那樣反應，一是語言不懂，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普遍對外客氣，有面子問題嘛，這跟中國共產黨內外有別的政策一樣，對外是要臉的。
中國的問題，往往在內部。
倘若把那些在日本的土地上向“同胞”大喊“中國製造有什麼不好？！”的中國遊客的潛在意識定義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我看其特徵有三：一，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二，高度情緒化，充滿自卑感；三，自以為愛國，實際在害國。
2月13日，早上6點半，東京羽田機場。
航班是8點半，飛往北京的。幾年前的話，我肯定覺得7點多到即可，日本的機場一般很有秩序，過關安檢也順利，沒什麼意外和變數。但由於近年來外國遊客，尤其中國遊客快速增加，機場明顯比以前更加擁擠和有變數，我就有意或無意地早到。我覺得很值，他們不僅能拉動日本經濟，我也很高興看到那麼多中國人到日本親自感受真實的日本，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走到安檢門口，日本服務員紛紛對中國遊客勸說：“先生，車不能帶進去了。”“先生，還有別的客人，不要在這裡吃東西了，請往前走。”“女士，這些飲料不能帶進去了，請扔在那裡......”。我望着，中國遊客們很順從那些勸說，還很“禮貌”，畢竟，勸說的都是日本人，用的是他們聽不懂的語言。
走到過關處，我開始排隊，前面是一名中國中年男士。他始終看着右面，顯得着急，向在右方20米左右的櫃檯填表的妻子大喊“你快點！你快點！”。先生應該是擔心耽誤時間。過了幾分鐘，他終於忍不住，離開隊伍，往妻子那裡去了。我一直看着。過了一陣，他一個人回來了。他既沒有說話，也沒有笑容，只是舉着右手，又插在我前面了。我內心平靜，沒用漢語，用微笑回應了下他。過了1分鐘左右，妻子帶着似乎不太聽話，自個玩兒的男孩兒回來，很自然地插在丈夫前面。
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一家人離日本出境，要回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