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思維的第三個層面 ——回網友嘎拉哈、孤獨的遠方等 2014年2月27日，中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使得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紀念上升為國家層面。同年12月13日，國家舉行了首個公祭日，南京全城默哀。可是，當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卻質疑中方的用意何在，對為何在戰後69年才設立國家公祭日，稱“南京大屠殺”為“南京事件”，懷疑死亡人數30萬的說法，並稱這是無法查證的。 從這裡看到，中國人的這麼重視，沒有引起日本人的一點點兒內疚，反而還懷疑。我不禁要問，你們日本人的軍隊來南京沒有？肆意踐踏這片土地沒有？30萬不准，3個人你們殺沒有？ 這是肯定的吧。那你們為什麼不道歉？ 從思維的角度看，不是他們不聰明，不是不理性，甚至也不是不文明禮貌。 昨晚看到嘎拉哈留言“所謂理性思維，就是一個人站在獨立第三者的角度，用自己的意識觀察自己的意識的能力”，以及遠方的孤獨“這裡這些人有主觀的自我意識和客觀的自我意識。先說客觀的自我意識，怎麼證明是客觀呢？什麼標準？再來看主觀的自我意識，這就麻煩了，hypocrite就大量湧現了，你看我們人類的社會最大的問題難道不是這些主觀的自我意識帶來的，可不可以解釋希特勒，，，的自我意識？”的這一段後，我感覺強烈。其後，Pia@、道還等留言點讚，我更覺得這個視覺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理解，因為這裡可能潛藏着日本人“心理結症”的思維依據。 什麼是“自己的意識觀察自己的意識”？就是自己走進“自己意識與其意指對象的關係之中來審視它作為‘思維着’的自己”。簡言之，不僅是把自身的意識當作自我思維着的對象來思考，而且是順着意識的內在方向，向內思考，用康德的話說，叫做“對我的內直觀的意識”。 康德的思考，面對的思想背景是培根等人經驗論與笛卡爾等人唯理論的爭論。培根等人認為，感性經驗是一切知識和觀念的唯一來源。儘管經驗論里也有人主張經驗是主觀自生的或上帝賦予的，但最終都是把經驗看作是知識、認識的唯一來源。經驗論的最大缺陷，是無法提供認識的普遍性，無法說明發展起來的科學的必然性。笛卡爾等人則認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識不是、也不可能來自經驗，而是從先天的、無可否認的“自明之理”出發，經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得到的。他們把這種“自明之理”，稱之為人心中與生俱來的“天賦觀念”。例如，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公理，以及傳統的形式邏輯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唯理論的最大缺陷，是無法找到“自明之理”的自身根據。 康德考慮到了雙方的合理之處，也思考了他們的漏洞，進行了借鑑，提出人類的意識，既要與經驗現象相連，又不是白紙一張，而是先驗的被賦予了諸如空間、時間、邏輯等這些 “先天範疇”的規定，而這些規定都在於內意識里存在的“意識的統一性”。 首先，康德指出，我所以能認識對象，在於內意識具有把對象內直觀的“意識的統一性”。他說，“我不是僅僅通過我在思維而認識某個客體的，而是惟有通過我就一切思維都存在於其中的那種意識的統一性而言規定一個被給予的直觀，我才能認識某個對象。因此，我甚至也不是通過我意識到我自己在思維來認識我自己的，而是當我意識到對我自己的直觀是在思維功能方面被規定了的時，我認識到我自己”。這裡的“對我自己的直觀是在思維功能方面被規定了的時”，就是看到了內意識里的我之所以能內直觀思維，在於這個我早已被規定了“先天範疇”。 這裡的這個“自我意識”不僅把自己規定為客體，而且同規定為主體的性質，因為“客體並不是對作出規定的自我的意識，而僅僅是對可被規定的自我的意識，亦即對我的內直觀（如果它的雜多能夠按照思維中統覺的統一性的普遍條件被聯結起來的話）的意識”。 其次，康德指出，這種向內思維的自我，必然在這種直觀中既能尋找到自身是實體，又能認識到自己為本體。如果“我思”等於是說“我在思維時實存”，那麼“就是在實存方面規定着主體，主體在這種情況下同時是客體。”因此，在它裡面就已經不再僅僅有思維的自發性，而是還有直觀的感受性，也就是說，對我自己的思維被運用於對同一個主體的經驗性直觀。在這種情況下，能思維的自我必然在這種直觀中尋找為實體、原因等範疇而使用其邏輯功能的條件，以便不僅僅通過“我”來標示自己為客體自身，而且還規定自己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說，認識自己為本體。” 這就是說，如果要想象一個能真正清楚思維的存在者，突破那些“二律背反“的糊塗狀況，人們就必須設身處地，把要考慮的客體掉換成他自己的主體，而且我們之所以對一個思想來說，要求其主體的絕對統一性，只是因為若不然，就不能說是“我思”。因為儘管思想的整體能夠被分割、並分布於諸多主體中間，但主觀的我卻不能被分割和分布，而且我們在一切思維中都畢竟以這個“我”為前提條件。 由此可見，“自我意識”在其一般的意義上，就是作為一切統一性的條件且本身無條件的東西的表象。所以，能思維的“我”把自身思維成為實體、客體、主體、單純的、在一切時間中都是數目上同一的、是一切存在的相關物、其他一切存在，都必須從這個相關物推論出來的根據，在於它是“被內意識里規定了的多重性存在”。 因此，這個“站在獨立第三者的角度，用自己的意識觀察自己的意識”，不是站在意識之外，這種思考不是單一關係的，也不是簡單直接的。這個“我思”既要通過對象化的意識的關係，又要結成與意識的對象化的關係；這個“我思”既要同自己的意識對象發生主體的關係，又要發生客體的關係。所以，在自我意識發生時，既存在着主觀的自我意識，也存在着客觀的自我意識；既存在着作為個體的自我，也存在着作為群體的自我，這些關係及其樣式制約着怎樣更真實的自我意識。 如果說在意識的層面，人們看到了並把握了“意識與對象的關係”，理性能夠發明並掌握技術，但沒有把“意識與對象的關係”同“思維着”聯繫起來反思，此時的意識就沒有把概念收歸自身，不能領略“概念與理性”的內在必然關係，理性也就不能用“自己內在的普遍性”賦予事物作為對象的普遍性。沒有理性的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科學就沒有誕生的內在根據。 如果說在自我意識層面，人們看到了並把握了“意識與對象的關係”同“思維着”的聯繫，這種自我意識能建立科學，創造豐富的產品與強大的能力，但這些產品及其力量，回過頭來殘害人們自己。這樣的社會的大多數人，還不自願接受“科學的真理性不是來自於外在的自我意識，而是來源於內在的自我意識”，即來源於人們自己內意識的信奉觀念。 這個內意識里“觀念規定”，潛藏在背後，通過“自我意識”指揮着“意識”。如果沒有“日耳曼民族優秀”的信奉， 就不可能有希特勒現象；如果“大和民族”能夠產生笛卡爾、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內意識”反思，即使殺了人，也會自我懺悔的。 沒有“內意識”反思的自我意識，最多只能認錯，不會道歉。即使是“道歉”，也不是內心裡的心甘情願，因為沒有懺悔。 沒有懺悔，人們的心不會平靜寧靜沉靜，更不可能恬靜。即使再怎麼聰敏，比猴都尖兒，人們也只能看到真，體會不到真正的善和美。所以，“內意識”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反思的能力，也是一種境界。 這個境界類似於佛印面對蘇軾是的心態。 佛印與蘇軾，兩人經常一起參禪、打坐。 有一天打坐時，蘇軾問：“你看看我像什麼啊？” 佛印說：“我看你像尊佛”。 蘇軾聽後大笑，對佛印說：“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兒像什麼？就活像一攤牛糞。” 蘇軾覺得占了便宜，勝利之喜悅，他回家就在蘇小妹面前炫耀這件事。可沒料到，蘇小妹冷笑一下對他說，“就你這個悟性還參禪呢，你知道參禪的人最講究的是什麼？是見心見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說看你像尊佛，那說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說佛印像牛糞，想想你心裡有什麼吧！” 如果沒有這樣的境界，我們能像蘇小妹那樣把事情里真正的那面看明白嗎？ 如果我們能沿着自我意識的內在方向反思，真的學會“用自己的意識觀察自己的內在意識”，真的理解“主觀的自我意識和客觀的自我意識”的在內意識自身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能進入更深的思維層面，更加能清楚地理解生活里的那些不可思議的現象及其矛盾。這就是清楚思維的第三個層面。在這個層面，我們就不僅有解釋人的糊塗狀態的必然性，也能“解釋希特勒”的可能性，還能解釋“東條英機”們的心理障礙。 日本可以不道歉，但不道歉，你至多也就永遠停在蘇軾的自以為是、其實為人恥笑的狀態，既嘗不到蘇小妹的明朗清新，更無法體會佛印的愉悅境界。 魏中軍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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