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古城會師。由於陝甘寧蘇區地廣人稀，土地貧瘠，總人口僅40餘萬，而二、四方面軍就有近5萬人，難以容納這麼多紅軍的生存和發展，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制定了寧夏戰役計劃，決定西渡黃河，三個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以接通蘇聯。在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偷渡黃河成功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對寧夏戰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變，先是將“全力攻寧夏，打通國際通道”改為“分兵攻打南敵和以一個軍攻打定遠營”，接着又改為“先打胡（宗南部）敵，後打寧夏”。因後續部隊止步待命，結果只有三十軍、九軍、五軍共21800人渡過黃河。這便是後來奉命組成的西路軍，承擔的任務是在河西創造根據地、獨立從新疆方向接通蘇聯。80年代徐向前回憶道：“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戰略變動，不僅放棄了寧夏戰役計劃，而且改變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個方針、部署。據此，河東主力紅軍開始進行脫離陝甘寧根據地的準備。對於如此重大的變動，我們事前事後均一無所知，直到近幾年才弄清楚。”正因為不清楚中央的戰略意圖已變，其間陳、徐幾次致電催促後續部隊配合，陳昌浩還在中央不採納他們的建議時，因有追隨張國燾南下犯過錯誤的思想包袱而舉人自代。 隨後，中央軍委又命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儘管渡河後半個月裡，西路軍無日不戰，殲敵6000餘人，給馬家軍沉重打擊；但敵我傷亡相當，特別是經過古浪血戰後，西路軍減員至15000餘人卻得不到補充，陷於被動局面。因此，徐向前對停止西進的新計劃大不以為然，與陳昌浩發生了共事以來第一次爭吵。事實上，據滕代遠回憶，共產國際已將90輛坦克與90門大炮運到新疆只等紅軍去取。但軍令如山，陳昌浩還是堅持執行中央停止西進的命令。許多年後才知道，中央軍委這個部署的戰略意圖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會合的假象，調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黃河，以便河東主力紅軍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也就是說，西路軍停在永涼一帶的犧牲和消耗，是為了策應全局而充當“疑兵”。 就在這時，“西安事變”發生，中央決定放棄主力紅軍東出或南出的戰略大轉移“作戰新計劃”，12月18日軍委主席團命令西路軍將基本任務“放在打通遠方上面”。可是，此時局勢發生新變化，何應欽指揮的“討伐軍”進逼西安。軍委主席團於24日夜令西路軍東返，以策應河東紅軍與友軍。26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27日西路軍又奉命西進。瀚海闌干百丈冰，衣衫襤褸的紅軍將士們冒着剁指裂膚的酷寒，忍飢挨餓踏着戈壁灘連夜再度往西進發。 蔣介石回南京後扣留了張學良，調集重兵威逼西安，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1937年1月5日，軍委電令西路軍暫勿西進。1月16日軍委不僅沒有同意陳、徐關於將四軍、三十一軍歸還建制以補充西路軍的請求，且下令西路軍東返，因為“目前關鍵在西安”。作為國共談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軍就這樣受命忽西忽東，喪失了時機，陷入敵軍的重圍。高台失陷，紅五軍軍長董振堂以下3000餘人壯烈犧牲。西路軍總部突圍進駐倪家營子，馬家軍傾巢來犯，雙方在此展開了歷時20多天的血戰。這時西路軍全部人馬已不足萬人，彩病號占1/3，處境十分危急。 2月1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致電中央說：“我們詳細考慮及根據百餘日苦戰的教訓，認為四軍、三十一軍此時不能歸還建制夾擊二馬，則西路軍無法完成西進任務。決心在甘州、撫高地區乘機擊敵，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因拼戰而不能根本戰勝敵人，持久消耗實為不利也。”17日中央復電陳、徐，不同意西路軍出青海大通的意見，並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等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這個電文把當前的行動方針問題與歷史上的政治路線問題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它給西路軍軍政委員們特別是主席陳昌浩的政治壓力可想可知。21日晚，黨中央及軍委致電西路軍，要求他們：“望全體指戰員，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全黨和全體紅軍誓為你們的後盾。”24日徐、陳致告急電文匯報險惡的處境，在表示“戰至最後一滴血”決心的同時，懇請中央抽調“八個足團，一兩千騎”馳援；26日軍委主席團復電要求他們“固守五十天”。3月2日黨中央正式決定增援西路軍，並於3月5日出動四個軍並一個騎兵團組成援西軍，由司令員劉伯承、政委張浩率領出發，3月中旬到達鎮原、平涼地區待命。 西路軍撤出倪家營子後，敵軍緊咬不放，又退至祁連山，且戰且撤。至此，西路軍經4個月的苦戰，連傷員在內已不滿三千。3月12日徐、陳報告中央軍委：“現全軍不足五團，在野外老林中食騾馬續死戰。現百分之七十系彩病號，無日無夜不戰，彈藥幾盡，疲乏大過，挖堡寨不易，現全軍決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月13日又致電中央，作最後籲求：“（一）我們十三日晨被敵猛迫進到西洞堡西邊九十里祁連山腹，全在山上露營，現敵已趕到，正持戰中。（二）西路軍現不足三個團，雖精神（誠）團結，鬥志堅決，但子彈幾盡，日夜連續血戰，受挫極大。（三）附近皆高山險路，轉移困難，在這緊急情況下，望援西軍火速前進，估計援軍全部或大部若能於五日內渡過黃河，先頭部隊渡河後即向涼州進逼，則圍可立解。西路軍現存的大批幹部及積極分子可以保存，並可協同援軍解決二馬，否則全部危險性極大。時迫詞切，望即復示，並爭取白天與我們通報。”毛澤東隨即復電：“援西軍全部在鎮原、青石嘴停止待命，加緊訓練。”22小時後，毛澤東又致電徐、陳：“必須立即採取特種方法達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指示他們或率現存三個團人員向外蒙衝去，或率現存三團人員打游擊戰爭。14日西路軍軍部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決定分兵突圍，各求生路。西路軍8位軍政委員最後聯名給中央和軍委發電，再次表示“西路軍堅決執行黨中央正確戰線……” 這就是西路軍失敗的悲壯歷程，二萬名紅軍指戰員用生命和鮮血書寫的戰史。對於這些，中央和毛澤東當然是十分清楚的。 既然如此，為何要給僥倖活着歸來的陳昌浩加上不實不堪的罪名呢？ 一方面，這是當時國共政治鬥爭的需要。正如3月2日中央就若取得國民黨顧祝同部諒解、在“不影響和平大局”前提下成立援西軍之事，致電彭德懷、任弼時等人商量時所言：“西路軍若根本失敗，影響極壞。”影響什麼呢？有損於紅軍的威名，傷及中共在國共談判與合作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有一個人來承擔指揮不當導致失敗的罪責。作為西路軍的第一號人物，陳昌浩可以說“義不容辭”。 另一方面，這也是黨內路線鬥爭的需要。陳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潛回延安之時，中央正在開展對張國燾路線的清算，西路軍失敗已與張國燾路線聯結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下了定論：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種定性結論一旦作出，就沒有什麼好商討的了，從此成為鐵案和研究禁區，直到“兩個凡是”被否定之後。 正因為有這樣的政治背景，由陳昌浩承擔了政治責任，西路軍和四方面軍別的指戰員，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許世友、程世才這些西路軍軍政委員，有的雖受過各種審查和處分，但在軍內黨內的任用和發展，並沒有受多大影響。而陳昌浩因此犧牲個人的政治名譽和政治前途，也算是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所作的另一種奉獻吧？時至今日，廓清了政治迷霧，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陳昌浩若泉下有知，當可開顏一笑了。（責任編輯 吳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