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苏北农村，是家中的长子。六十年代初，他初中毕业顺利考上了高中。可是家里人口众多，在村里做会记的爷爷无力继续供他外出求学，于是求着人，在村里的小学给他谋了个民办教师的职位。那一年，他虚龄十六。父亲那时候的学生都是村里农民的子弟，学生们毕业后也都顺理成章成为新时代的农民，子承父业，当时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岁月悠悠。父亲做了很多年的民办教师，等他以前的学生们一手牵着羞涩的孩子，一手捏着两块钱到村里的学校，来给孩子报名上学的时候，他却仍然是个民办教师。唯一不同的是，他在村里的地位越来越高，年纪轻轻就被村民们尊称为“先生”。地位虽高，他的收入却是极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他好像一个月赚七块钱。那时候物价极为便宜，一斤上好的新鲜猪肉要价七毛九分钱。即便如此，全家一起吃肉总是极为少有的事。不是不想，而是父亲跟那时大多数的村民一样，囊中羞涩，实在没有高消费的能力。记得有一次他十分高兴，估计是遇到了一些让他意想不到的好事，午饭时分，为示庆祝，他掏出两毛钱，让七八岁的我到村里的刘屠户那里买肉。不过年，不过节，也能吃上肉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我一溜烟地跑到刘屠户的肉摊子前，递上拽得紧紧的两毛钱。没有想到刘屠户十分为难。他手艺再高，切一块二两五重的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后来回想起来，父亲自己不亲自来肉摊买肉，一定是看不得刘屠户不好看的脸色。

民办教师也有打牙祭的时候。每年开学的前几天，他照例会到镇里开几天会，每天都有公费招待，八人一桌，有数道有鱼有肉的菜肴，白米饭管饱。每年一次的这种享受是做老师为数不多的福利之一。有一年他早晨出门开会，晚上天刚擦黑就风尘仆仆地回到村里，一回来就嚷着向母亲要饭吃。父亲放弃镇里带肉的好饭菜不吃，这让母亲十分惊讶，不禁慌乱地仔细询问。原来父亲到镇里开会，听到会议传达上级文件精神，不久前刚翻了身的邓矮子主张国家要恢复高考，大伙儿要凭成绩，而不是凭领导干部的推荐进大学了。他不顾饭点临近，拔脚就走，一口气走了25里的土路，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那一天，是八月里最闷热难当的一天；那一年，是公元1977年。

爸爸的弟弟当年高中毕业，已经不得不回到农村捏了两个月的锄头了。锄禾日当午，他方知正午日头火辣，生为新时代的农民生活十分不易。爸爸从镇上回来，当晚立即找到爷爷，说服他从第二天开始，不再让叔叔下地挣工分。再火速把叔叔找来，让他把以前的课本收集起来，连夜开始温习功课。叔叔年幼聪明，经过几个月的悬梁刺股，果然在高考中力战群雄，顺利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学校，三年后毕业，回到镇上的中学，成了一名吃公家饭，拿很多工资的公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