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天后赫拉嫉妒为宙斯爱上的少女安娥，化身牛虻昼夜不停地袭击化身为牛的安娥。牛虻因此成为了不受欢迎的思想的代名词。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以牛虻自况。

我问室友R,一个基督徒和格瓦拉的崇拜者: “出生天主教家庭的格瓦拉在参加古巴革命后有没有放弃他的宗教信仰？”作为读过所有格瓦拉传记和著作的专家级人物，R同学想了很久，说应该是放弃了的，因为革命要流血。作为基督徒的R同学赞成革命，但是显然，革命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牛虻》告诉了我们为什么。

这本书在美国曾被列为禁书，至今也难觅踪影，在美国知晓这本书的人应该如凤毛麟角吧。先从作者伏尼契说起。她惊心动魄甚至传奇浪漫的生平经历其实已经让任何一本爱情小说或者革命小说都黯然失色。埃塞尔·伏尼契出生于爱尔兰。当她少年时，落难的意大利人卡斯泰拉马列伯爵与玻埃里奥因革命被判终身流放美国。在船上两人掀起叛乱，最终埃塞尔的家人收留了他们。在巴黎游学的时候，她成为了意大利烧炭党人朱泽培·马志尼的崇拜者。俄国沙皇遇刺后，她阅读了《俄罗斯的地下革命》一书，得以结识作者民粹党人斯捷普尼亚克，此后一直帮助俄罗斯革命党人募集资金。最浪漫的一幕发生在1890年秋，埃塞尔在斯捷普尼亚克家中喝茶时，见到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米哈伊尔·伏尼契，一个参加过俄罗斯和波兰的革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最终辗转来到英国的流浪者。伏尼契突然问埃塞尔：“你1887年的复活节是在华沙过的吗？”埃塞尔点头。 “你去过城堡对面的街心花园吗？”埃塞尔非常吃惊。“当时我被囚禁在城堡里。有一天当我凝视花园的时候看到了你。后来，你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两年后，埃塞尔与伏尼契结婚。以斯捷普尼亚克为原型，埃塞尔创造了亚瑟，《牛虻》的主人公。成书之际，也是斯捷普尼亚克去世之时。埃塞尔因悲痛病倒，最终出版了此书，献给这位拥有“雄狮一样坚强的心脏和婴孩一般友善心灵”的友人。英美两国书评人认为这本书“充满了不恭和对神明的亵渎”，一度被禁，最终在萧伯纳的帮助下，这一作品被被搬上了伦敦和纽约的戏剧舞台。将近30年后，米哈伊尔·伏尼契开始在纽约为出版商工作，抛弃了昔日的革命思想，两人行同陌路。埃塞尔死于1960年，终年96岁，遗言将骨灰撒在纽约中央公园。

亚瑟，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最终走向宗教的对立面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仅仅用无神论的洁癖就可以解释这种转变吗？好友C向我叙述了他的童年往事：他的奶奶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小的时候经常劝阻他不要杀生及食肉。C仍然记得他曾经何等奚落他奶奶。直到奶奶去世以后，他经常内疚自己对于信仰的不宽容。

无神论的洁癖，或者说信仰的洁癖。

革命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一个尘世的天堂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开创。如果这个过程不得不通过暴力流血来解决，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他们曾经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信仰，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理由，他们可以放弃。有人说，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如果有垒垒白骨，那么那条道路一定不是通向天堂的。然而，天主教徒也好，基督教徒也好，不是拥有同样的信仰的洁癖吗？信则得救，不信则下地狱，这种信仰及其衍生的思维方式，不正是“If you are not with me, you are against me”后面的逻辑吗？

室友C说，基督教是关于爱的。这听起来是很有道德优越感的，且不说存在了两千年的基督教是否在上帝子民的相互关爱中是否解决了人类由来已久的种族，性别，和国界间的冲突（在我看来，崇拜一个外在的神而不是反躬自省自身的精神问题虽然是科学昌明的不二法门但也恰恰是西方文明的最深缺陷），相反，因了基督教的传播，阶级和种族的问题被掩盖在神圣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社会的改造包括革命也一再地推迟了。这恰恰是《牛虻》所讲述的故事。

牛虻为了自己造就一个更加强大的意大利的信仰拒绝爱情，拒绝已经成为主教的父亲对自己的庇护和营救，在临刑前给琼玛的信的最后写道：

“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

革命者不需要忏悔。切·格瓦拉最后的遗言是：“开枪吧，你这个懦夫，你要杀的是一条汉子！”革命者在这一点上颇类似佛祖的宣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上帝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让革命者来接手。无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我只相信人类是自己的主宰。套用圣经的话来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再或者使用北岛的《回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至于上帝，就让他在他的子民的崇拜中享受他漫无边际的虚荣和骄傲吧，而尘世的天堂只有在人类自己手上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