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朝鲜停战谈判 李慎之 本文摘自壹嘉即将上市的新书《李慎之自述与文章集萃》。 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国著名的体制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便参与组织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毕业后加入新华日报，后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多次作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和外交出访活动。1957年，他因为倡导"大民主"被"钦定"为右派。改革开放后，他先后陪同邓⼩平、赵紫阳访美，并受命创办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学生运动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职务，开始提笔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纪念，原因不仅仅是他几起几伏的为官经历，更重要的是他离职之后奋笔疾书写出的几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极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间，李慎之厚积薄发，提笔作枪，为自由正名、为民主摇旗、为启蒙呐喊，书写了他一生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 本书中的李慎之自述部分系由李慎之档案中的自传、检讨，以及他⼈根据李慎之的自述整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写的文章和书信，或者源自他人对李慎之采访的文字记录。因此，本书可以说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传。 本文摘自本书第九章。
我在1953年3月初回北京，对文教考察团的总结会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就到总政治部去报到。总政治部叫我到总参谋部去见李克农（副总参谋长，一直坐镇开城指挥停战谈判，此时刚从开城返京休假），他告诉我，最近有一批伤病战俘遣返回国，要我去开城向他们调查我方战俘的情况。与我同行的有调查部某局局长潘芳（李克农是中央调查部部长，又是外交部副部长）和总政治部的一个团级干部蔡润田。 我们三人在朝鲜归俘中进行了一些调查，然后由我一人返京向总政治部汇报。当时红十字会小组已重新集中，我也到那里去集中，准备去朝鲜，不久以后，李克农从朝鲜来电，叫我们不要在北京准备，到开城前线去准备，更能接触实际。我们就在五月初从北京到了开城。 谈判乔冠华是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李克农。军界在他之上的有，但都听他的。每天晚上12点，乔冠华要给周恩来打一电话，报告谈判的情况。每天晚上周恩来要下指示。我应该说是很轻松的，浦山他们真苦，听到周恩来的指示，马上就要拟明天的发言稿。 我就住在乔冠华房间的旁边，一到朝鲜，生活跟解放区一样，打井水洗脸、大伙房。这种生活变换，我从来就不在乎。 我了解情况，写了满满一笔记本，回来就给萧华汇报。我的意思是有困难，战俘不大容易回来。萧华哈哈大笑，说：中国人老婆孩子父母，他还不回来吗？你放心吧。萧华那时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可能是谭政，实际掌权的就是萧华，当时萧华四十来岁。 到开城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协议不派红十字会小组了，改由双方军事当局派出解释代表团向各自的战俘解释政策。于是我们的这批红十字小组工作人员立刻又由文职人员改为军人（绝大部分本来都是现役军人），成立解释代表团。解释代表团的负责人是：李呈瑞，当时的六十八军政委；谭右铭，当时的二十军政委，原红十字小组组长之一，[后]任四机部副部长；李际泰，某军参谋长。因为原来的红十字小组人员人数不够，还调了一些干部（多数是部队上来的）集中起来学习。政策、解释工作职权范围、对敌斗争可能发生的情况与应付的办法等.成立了一个方案组来主持学习。我当时的工作是方案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贺明，当时是志愿军的一个师政委，去年从大字报上看是张家口地区部队的政委。另一个副组长是符浩，当时是外交部的专员，[后]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 在谈判桌上美国人就说：“战俘自己不愿意回来，应该遵循自愿遣返的原则”。我们就是“一律遣返”。“自愿遣返”日内瓦公约没有，但也没有“一律”两字，就说该遣返。这个谈判斗争进行了整整两年。斯大林就愿意中国跟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耗着。3月5日他一死，3月10日我就得到电报，谈判前线已经松了。 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9月或10月，解释工作正式开始，我担任宣传组组长。我的工作除上述诸人可以证明外，还有新华社外事部的虞孝淮。他当时是我的翻译。我是唯一要越过边界线到战俘营中去做广播工作的人，而他是唯一每次都跟我一起去的人。 谈判说定，由联合国军把这些中国战俘押送到东昌里，就是停战线以南的一个战俘营里头。然后由解释代表团去进行解释，解释完了以后，你愿意回来的你就回来了。就这么三张桌子，比床也宽不到哪儿。这些人如果下定决心不回来，他心里也痛苦，他家里当然希望他回来，他就要自己作弄自己、麻醉自己。进门就喊“他妈的x，我永远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你别来骗我了。”一进门就这么叫，脸都变样了。怕战俘打人，每一个战俘两边都有两个印度人夹着。他就跳啊、蹦啊、骂。我们就说：你不要这样嘛，还是你的祖国嘛。极个别闹的，忽然不说话了，就往这儿走，这边就回来了。大部分就是坚决地不回来，少部分一进门就回来，你不用解释。 最早到战俘营去视察的有我，有个所谓志愿军战俘，趴在铁丝网上拿石头扔，打在我身上。李克农表扬我一顿，说李慎之因公光荣负伤。 后来北京东坡餐厅的老板就是一个英勇斗争要回来的战俘。他居然还带来很多礼物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并不认识。他叫张达，受伤被俘，斗争很英勇，胳膊上被刺了字，这边是“反共抗俄”，这边是“拔毛杀猪”，他坚决回来，硬是拿刀把自己胳膊上有字的肉割掉。2001年韩国居然请他们，请志愿军当年的战俘到济洲岛去参观，济洲岛现在是韩国的一个风景名胜。他们去看完全不认识，原来很荒凉，现在很漂亮。我问他一个问题，你到底恨不恨美国人？他说：说句老实话，对美国人恨不起来。美国人是按日内瓦公约原则的。每天早晨、中午拿一大桶馒头来，绝对吃得饱的，一大桶稀饭，咸菜，他一放就走了。照日内瓦公约就应该战俘自己推举领导，你原来的军阶，不必隐瞒，你是将军，你就是最高领导。但中国人不能讲，你要讲了，就是叛国。这个战俘事件比较复杂。 战俘解释工作有个根据，根据就是《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将军告被俘人员书》，这个文件第一稿就是我写的，我在北京时候写的。 想想我们的军长、师长、团长被战俘劈头盖脸、妈的x地骂，这些人一肚子火，但是为大局，也只好忍着。我建议不要再解释了，把一切都往美国帐上一推，是美国人强制的。这个意见报告到周恩来那儿，周恩来批准了。如果真正要全部解释完，回来的战俘还是不多，但又都经过解释了，就很被动了。
我们的战俘营管理人员说：他们羞辱我们，我们也要让他们来一下，也要让美国人对美国战俘做解释。美国人无法拒绝。美国人拿录音机来，他人不来。明确宣布，第一根据现在谈判结果，根据日内瓦公约第几条、第几条，现在都应该把你们遣返回国。第二根据美国法律第几条、第几条，你们回国以后，你们被俘期间的工资全部发还。第三如果你们不回去，选择留在中国，你就犯了叛国罪，回去以后还要处以一年徒刑。一解释，大部分美国战俘走了，留下只有二十几个。 回来的中国战俘就到了开城。相当惨，缺胳膊断腿的。都发了里外三新的棉衣，住的也好了，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等我们的解释工作一结束，他们就往昌图开。 那些战俘在战俘营里坚决斗争，还组织共产主义联合会，这些人自以为没问题了，说等回到中国，就承认你的党籍。但回去以后就出了大问题了，在昌图政审，就是从“功劳不必摆，错误要认识够”开头，搞了好几个月。最后处理是转业或者回乡，只有极个别的可以回军队。从那以后就惨极了，那比右派还惨。后来双开遣返，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原来有党籍的人，原来没有党籍的以为回来可以入党。没有！你那是伪组织。 一个师政委叫吴成德，他战斗失利后率残部打游击，最后又兵败被俘，美国人也没把他怎么样。那天他回来，李克农到前面去，我没去，他回来拿给我看，这么厚一沓材料，是吴成德在战俘营被监时自己写的，准备回来给组织看的材料。“毛主席的政策还是成功了，你看他回来了”。 解释工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在11月份结束了。当时朝中两国和美国之间互派代表开始政府谈判。中国政府代表黄华在板门店与敌人谈判，他经过开城谈判的最高负责人李克农和乔冠华调我去做他的助手（名义是顾问），于是我又离开解释代表团而参加政府代表在板门店谈判的工作，一直到1954年初政府会谈结束后才回国，回到新华社工作。 朝鲜停战谈判，美国本来不出面的，因为是联合国军。又出来一个朝、韩、中、美政府间谈判。中国政府派的代表是黄华，黄华带了两个高参去，张企程比我资格老得多，还有王纯，都是三八式的干部，不会这个。又把我跟浦寿昌调去。浦寿昌一直在朝鲜，他在代表团没职务，是总理秘书，作为乔冠华的顾问。我们就又变成黄华的顾问。
黄华有趣。谈判时黄华一句话也不要讲，真正讲话的叫白南云，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教育部部长。美国政府来的是助理国务卿什么的。 我们的外交是从朝鲜战争学来的。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掌故。朝鲜战争全部记录，外交部印出来，很多。有时讲：上午10:00到12:00，底下记录三行。对方先开口讲，或者我们先讲。我们先讲都是根据总理的指示，已经拟好稿子了。我们都以为，外交都要灵牙利嘴。其实不然。所以为什么周恩来一再讲：外交授权有限。比如美国人讲完之后，我们之间也就两张床那么宽的一张桌子，我跟美国代表的距离顶多也就这么远，我们这方面就交头接耳，讨论怎么回答，定了以后，要起草成文字。这就是我的任务，起草成文字。完了首先要请黄华看过，黄华批准了，要翻译成朝文，让白南云看过。白南云再用朝文向对方说，对方要根据朝文再把它翻成英文。军事谈判第一天起就这样，谈判之严格，我们从美国人那儿学来的。当时有一个说法：“你的话我注意到了。”这完全是从朝鲜谈判桌上下来的，就是我不回答你这一点，明天再说。“贵方代表的讲话我注意到了，明天给你答复”。谈判倒是非常有趣味的，也非常枯燥。 最后谈判就算结束，决定开日内瓦会议。我大概在过阳历年时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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