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如何落地？

文/闫柱

生命季刊专稿

音频为李慕溪弟兄朗读：

教会如果不持守纯正教义，就会偏离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以至于受时代潮流裹挟，甚至被异端侵袭；教会如果不持守纯正教义，同工可能难以产生合一事奉的力量。一句话，历代圣徒基于圣经所总结的纯正教义，是神护理教会的有效管道，也是保守神儿女将信仰扎根在基督磐石上的有力助手。

教义在当下的家庭教会

可喜的是，随着家庭教会的成长和转型，越来越多的牧者同工意识到，纯正教义在教会建造中的宝贵价值。他们尝试在使徒信经等信经上汲取营养，用宗教改革和大觉醒时期所总结的信仰告白或要理问答装备会众。

遗憾的是，一些教会照搬信仰告白，却没有给出合乎圣经的解释；一些弟兄姊妹很乐意学习教义，却始终抓不住教义的精髓所在。所导致的局面是：大家认同教义富有价值，但它仿佛只是马路边一块块堆砌的煤炭，发挥不出光和热的作用。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教义与现实产生了割裂——教义的学习没有与现实生活有效结合起来。当教义既不能解释现实世界，又不能指导圣徒的生活，它顶多是一套前人总结的理性说辞，一堆难以下咽的硬骨头，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生机活力。所以，当弟兄姊妹一味生硬地学习教义，无法体会在基督里的甘甜，反倒皱着眉头如同嚼蜡。

那么，我们如何传承先贤们所总结的教义，甚至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和提炼呢？我们如何让教义在教会生活中落地，以至于让它重新焕发生命力呢？笔者给出两个建议：一是探索改教家们为什么提炼教义；二是思想如何让教义向这个世代说话。

改教家为什么提炼教义？

蒂莫西·乔治在《改教家的神学思想》里介绍了几位神学家在宗教改革时期所做出的努力。笔者留意到，在罗马天主教和教皇特权的背景下，与那个时代有思想的普通信徒一样，改教家们的生命极度痛苦：他们尝试用罗马教会的体系完成个人救赎，却发现离基督越来越远。在绝望中，他们深入查考圣经，重新审视所处的世代，提炼出了挑战那个世代却符合圣经的教义，以至于带领无数信徒从真理上释放出来。

马丁·路德（1483-1546）用因信称义回应赎罪券。在真正明白福音之前，路德经历了漫长的生命黑夜。起初，他遵循修道士的做法，努力让上帝满意，但祈祷、禁食、守夜、做善工，这么多努力却给他带来知识与良心的焦虑不安。当罗马天主教会用赎罪券提供虚假的救赎幻影时，他经历了几年的挣扎，从罗马书上看到了信心是圣灵赐下的恩典，是接收称义的器皿。因信称义粉碎了整个善工神学特别是赎罪券的本身，也帮助修士和修女们从焦虑中释放出来。

茨温利（1484-1531）用圣经权威对抗传统习俗。在那个时代，崇拜圣徒和马利亚，举行名目繁多的仪式，偏离了真道。茨温利发现人们只是依靠“脚手架”并相信这些“脚手架”能让他们得救，却不从一位真正的上帝身上寻求救恩。后来，他用奥古斯丁的话宣布支持唯独圣经的原则，“让圣经做你的师傅、老师和向导，”而不是让某些人来误导你。茨温利的努力是让圣经权威被高举，正如坎贝尔说：圣经说话的地方，我们说话；圣经沉默的地方，我们沉默。

加尔文（1509-1564）用护理教义解读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尔文所总结的教义，当然不只是护理，但是护理教义回应了当时两种流行的错误思想：宿命论和自然神论。宿命论认为一切事件都由自然的必然性统治，而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后任凭它自行运转。为回击这两种谬论，加尔文提出，在上帝那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祂有效、积极并不停地管理所造的世界；同时，祂使用了人类的谨慎作为保护生命的手段。护理的教义不但没有让人面对苦难时消极退缩，反而在危难关头帮助圣徒坚忍到底。

丁道尔（1494-1536）用人能理解的方式传播圣经。在丁道尔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欧洲基督教界所使用的主要是拉丁文圣经。可以想象，对于广大普通信徒来说，圣经既读不懂，也听不懂。离奇的是，英国国教禁止将圣经翻译成本国语言——这与上帝用人能明白的方式启示祂自己背道而驰。丁道尔流亡欧洲大陆，使用化名，矢志不渝做着圣经翻译工作——让圣道发出福音的光芒。当他被设下圈套逮捕，被定罪为异端，被处以绞刑后，遗体被焚毁，但他所翻译的英文圣经，经过走私后，却渐渐溜进了皇宫，摆在了教会，进入到了千家万户。

由此可见，改教家所做出的改革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是回到圣经所启示的教会蓝图。他们所总结的教义也不是出于学术的考量，而是回应那个时代紧迫的需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使教义更落地呢？

让教义落地的四个建议

为了让教义在当今教会生活中更加实际和有力，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将教义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并不意味着让圣经适应这个时代，而是让圣经的真理对这个世代挑战发声。以下是四个具体的建议，旨在帮助教义更好地回应现实关切，并指导信徒面对现代社会中的挑战。

第一，让教义解读当下的内卷环境。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孩子的功课日益繁重，导致许多群体感到焦虑和迷茫。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如果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那么在这个特定环境中它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针对这些问题，教义需要解释圣经中对于“成功”的定义，探讨保持安息日的重要性是否会影响员工或学生的竞争力，以及如何在激烈竞争（内卷）与消极应对（躺平）之间寻找平衡点。

第二，让教义回应时下的政教关系。当大学校园逐渐关上福音的大门，基督教办学变得愈发敏感，教会租赁场地也面临不确定性，教会如何以圣经的原则作出回应？教义当清楚地陈明：在主里顺服在上掌权者，意味着在坚守福音的原则下做出灵巧应对，在不能妥协的地方持续靠主坚忍到底。同时，教会领袖也当教导会众，区分世上的国和天上的国二者之间的界限：地上的国由地上的王统治，天上的国由天国的君王基督治理，但也要相信“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4：25）。

第三，让教义抵挡信仰世俗化趋势。欧洲的教会已经被世俗化掳走，美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挑战，中国教会是否会步其后尘？物质生活的丰富让原本有吸引力的事工变得没有那么吸引力：孤儿院被国家垄断了，看病被医保报销了，年轻人对社交聚会越来越无感，衣物过剩甚至需要定期清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误以为离开上帝、离开教会也过得挺好。此时，教义如何向这样的人说话？教义若不能揭开人内心的空洞、生命的虚空，那么人就很难归向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第四，让教义与AI技术对话。正如过去几十年间所有领域都经历了数字化转型一样，今天的一切都在向AI靠拢。无神论者把AI解读为一种新的生物：它与人类共存，并不断成长。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教导会众来审视这一变革？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神三位一体的，创造的主，护理的神，全然智慧的永恒存在。无论AI多么先进，最终它依然是受造之物，是一种工具而非主宰。总之，若是逃避这样的浪潮，不但封尘了我们所持守的教义，也显明了我们的无知。让我们试着用教义与AI技术变革对话，让它成为推进大使命的好工具。

综上所述，回顾改教时期神学家们提炼教义的做法，并审视当下教会面临的四大挑战，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套完全成熟且符合圣经的答案，而是希望激发今日教会思考如何使教义不再是冷冰冰的概念，而是成为温暖人心、赋予力量的生命之源。这样，教义就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能够生动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引我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做出正确的抉择。

闫柱 传道人，现在教会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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