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西遭遇了罕見的特大洪災。洶湧的洪水不僅摧毀了農田和家園，更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在互聯網流傳的視頻中，災民在沒過屋頂的水中呼救，基層救援力量在艱苦的環境中掙扎。然而，在這個重大的自然災害時刻，習近平的消息卻依然停留在報紙的頭版和新聞聯播的固定欄目里。
新華社一如既往地發布了簡短的通稿：“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這句話已經成為了習近平時代應對所有自然災害的標準模板。從河南鄭州的特大暴雨，到京津冀的罕見洪澇，再到甘肅的地震，最高領導人的身影似乎徹底從災難現場消失了。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對於許多經歷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的中國人來說，這種變化是巨大的，甚至帶有一種難以言說的疏離感。在那個時代，最高領導人親臨災區不僅是政治慣例，更是政權展現“執政為民”底色的核心儀式。 1998年，長江流域爆發了自1954年以來最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洪水最為兇猛的時刻，登上了江西九江的抗洪大堤。 到了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這種“親民救災”的模式被推向了巔峰。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不到兩小時，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已經坐上了飛往成都的專機。在震後最艱難和最混亂的幾十個小時裡，溫家寶出現在震後的廢墟上，對着被埋在瓦礫下的孩子喊話，在臨時搭建的帳篷里流淚。 胡錦濤隨後也趕赴災區，在斷壁殘垣中慰問災民。當時的中共高層似乎達成了一種共識：在重大災難面前，最高領導人必須親自出現在現場。這不僅是為了視察，更為了鞏固政治合法性。 而在毛時代，毛澤東本人沒有出現在重大災難現場；但周恩來作為他的替身，每每出現。1966 年邢臺大地震後，周恩來去了災區，他對受災群眾說道：“你們受災了，毛主席派我來看望你們！” 其實，習近平在2012年剛上台時，並不是這樣。相反，他曾試圖打造一個比前任更加接地氣、更具個性的領袖形象。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南巡廣東期間，特意要求“不封路、不鋪紅地毯、不清場”。當時，深圳的普通市民在公園散步時意外遇到了正在視察的習近平，並與其握手合影。這些照片迅速在微博上傳播，引發了一陣關於“新政新風”的歡呼。 2013年初，北京甚至傳出了習近平低調“打出租車”的新聞。據《大公報》報道，習近平僅帶一名隨從，攔下了一輛出租車，與司機郭立新探討了霧霾和民生問題，還親筆題寫了“一帆風順”。 最有轟動效應的事情發生在2013年12月28日。習近平出現在北京月壇北街的慶豐包子鋪。他自己排隊、自己付錢、自己端盤子，吃了二兩豬肉大蔥餡包子、一份炒肝和一份芥菜。 然而，這場“親民秀”的結果卻走向了反面。在互聯網的輿論場中，這種刻意的安排迅速被消解和嘲諷。“包子”、“慶豐帝”等綽號不脛而走，成為了對其形象的永久性損害。這些“親民秀”不但沒有樹立起他的慈祥親民的形象，反而形成了一個傻乎乎的愚笨形象。一是他外形本身缺乏魅力，二是他講話又沒什麼感染力，還錯字連篇。經過這幾次不成功的“親民秀”，習近平發現，當他“到群眾中去”與民眾真切零距離互動時，他不僅沒有獲得期待中的愛戴，反而成為了網絡幽默和政治諷刺的素材。 這對於一個極其看重威嚴、試圖建立絕對權威的領導人來說，這種形象受損是致命的。據傳，魯煒後來的落馬，除了貪腐等表面原因外，更深層的原因是他策劃的這些“親民秀”搞砸了，讓領袖形象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害。從此之後，習近平的行程開始變得越來越封閉，與真實民眾的距離也越來越遠。 習近平如此迅速地放棄“親民秀”，這背後還有着深刻的權力邏輯轉變。 在江、胡時代的“集體領導”模式下，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是受到制衡的。他們需要在黨內博弈中積累民意支持，作為政治鬥爭的籌碼。“親民秀”不僅是做給老百姓看的，更是做給黨內元老和官僚系統看的，證明自己擁有廣泛的民間支持。 但習近平通過第一任期的反腐和集權，迅速打破了集體領導制，實現了“定於一尊”。當所有的潛在政敵都已被清除，權力不再需要通過民意來支持，通過“親民”來鞏固權力就沒有什麼作用了。 此外，隨着他不斷抓權，將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手中，同時又不放心他人，不放權。大事小事都需要他過問拍板。可能確實也抽不出時間去災情現場。在他眼裡，比去災情現場收穫人心更重要的事多着呢，亟待他研究處理。這種“事必躬親”使得他的時間成本變得極其高昂。在他看來，花兩三天時間去一個泥濘的災區現場，不僅效率低下，而且會耽誤他處理更重要的黨國大事。 安保問題是習近平不出現在災區現場的另一個關鍵技術因素。 隨着集權的深入和對黨內外的鐵腕整肅，習近平對個人安全的擔憂似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在武漢疫情後的訪問，還是在新疆、西藏的巡視，其安保強度之大前所未有。封路範圍往往擴大到周邊數公里，視察路線上的所有建築高層窗戶必須關閉，甚至連周圍的居民都要被臨時遷移。而且前來圍觀的“群眾”也是精心挑選並經過徹底檢查。 而災區地形複雜，人員流動性大，情緒極不穩定，存在着巨大的不可控因素。這對安保工作是很大的挑戰。那讓體制內人員來冒充災民呢？有很大難度，不太可行。另外，災區還有發生次生災害的可能，貿然前去，風險很大。當年溫家寶乘坐軍用直升機深入到汶川地震災區中心，確實冒了很大的風險。萬一直升機掉了呢？ 還有就是習近平的健康狀況可能承受不了到災區考察災情和慰問災民。 近年來，關於習近平健康狀況的傳聞屢見不鮮。雖然這些傳聞大多無法證實，但從他減少外訪、縮短視察時間、坐姿講話等細節來看，他的體力確實在下降。在災區現場，不僅有自然災害的次生風險，更有各種衛生和傳染病的威脅。去條件惡劣的災區，很可能身體出現不適和嚴重狀況。 那習近平為何不像毛澤東派周恩來到災區，派出李強代表他去災區呢？還是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夠。毛在當時中國人的心目中，相當於神。神派出使者來慰問災民，災民不會有什麼反感，只會感激涕零。習如果派李強代表他，災民只會反感他，同時增添對李強的好感。所以，習不會派李強代表他去，李強也不敢像溫家寶那樣，擅自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去災區視察和看望災民。他去了，習近平沒去，那不就更顯得習近平對災情和災民非常冷漠嗎？ 中國民眾對於國家領導人去災區現場有所期待，並不是不合理的要求。確實，在許多國家，救災並不需要國家元首親臨。比如在美國的聯邦制下，各州政府是救災的第一責任人。如果聯邦總統去現場，往往是為了協調資源或提供政治支持，如果州政府認為總統到來會干擾救援，甚至可以拒絕其到訪。 但中國是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災情救援實施分級管理。中央是重大災情的第一責任人。發生重大災情，地方就得請示中央。國家領導人出現在災情現場合乎情理。也符合中共“執政為民”的口號。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領導去災區現場，本地電視台可能會報道，會播放省領導去現場視察慰問的視頻畫面，但中央電視台不可能報道宣傳他們。這不合乎中共的規矩，或者說不符合自古以來的儒家禮數。這就給全國人民造成中共各級領導一點都不重視救災工作的印象。 2026年7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