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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哈軍工打人專業戶看人性異化(金陵鍾)
   


從哈軍工打人專業戶看人性異化(金陵鍾)

 

 

摘要:滕敘兗記錄的哈軍工女學員施暴個案,是考察文革群眾暴力的典型微觀樣本。該個案警示我們,若簡單將施暴者歸為天性殘暴的 “流氓無產者”,會遮蔽暴力生成的結構性機制。當事人本為出身貧農、通過嚴苛選拔進入哈軍工的青年學員,其晚年自述揭示,施暴的初始動機是追求政治表現、爭取組織認可。依據《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 “文化大革命” 的歷史定性,本文以該個案為分析載體,從階級標籤的非人化敘事、扭曲的組織激勵機制、群體情境下的責任彌散,以及事後歷史記憶的遮蔽與抗辯四個維度展開討論。

研究發現,當法治秩序懸置、人格尊嚴被階級分類話語消解、暴力行為被納入組織考核體系時,普通個體的道德約束會快速鬆動,甚至主動實施持續性暴力;而多年之後同組織成員對史實的否認與洗白,則呈現出創傷記憶持續被重構、辯護與遮蔽的機制。歷史反思需要保持辯證立場:承認結構性條件對個體行為的塑造作用,同時不取消施暴者的個體道德責任。這一個案的價值在於提醒後世:知識、智力與教育背景並不天然構成道德防線,對個體基本權利與人格尊嚴的制度保障,才是防範群體暴力的根本屏障。

 

關鍵詞:哈軍工;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群眾暴力;記憶政治;人性異化

 

一、引言

 

滕敘兗《哈軍工的 “打人專業戶”》一文記錄了發生在哈軍工文革期間一段殘酷的親歷者敘事。空軍工程系(一系)65 兵團(“人民空軍”)一名黃姓女學員,在 1967—1968 年間持續、主動地批鬥、毆打學院領導與老教師,定點到 “牛棚” 施暴,參與專案組的看押與虐待,被全院親歷者稱為 “打人專業戶”。不同於批鬥會上情緒衝動的偶然施暴,她的暴力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重複性與目的性:獨來獨往搜尋目標,日復一日如同 “上班” 一般實施打罵、羞辱與折磨,逼迫受害者互扇耳光、限制飲水,甚至在孩童的驚恐注視下持續施暴。

 

長久以來,面對這類群眾暴力個案,一種通俗解釋路徑是將加害者歸因於個人品性惡劣、屬於 “流氓無產者”,將暴力簡化為少數人的天性之惡。這種歸因方式情感上易於接受,卻存在明顯的理論局限:它將歷史悲劇個體化、偶然化,迴避了暴力得以穩定再生產的制度與話語條件。本案例最耐人尋味之處恰恰在於施暴者的身份:她出身貧苦農家,智力出眾,通過激烈競爭考入當時國內頂尖的國防科技院校,屬於被主流政治敘事寄予期待的進步青年。其晚年自述點明核心動機:“很想在軍工表現出眾,很想緊跟毛主席,爭取大學入黨。” 這一證詞,打破了 “天生惡人” 的解釋框架,把研究重心引向一套能夠驅動 “求進步者” 主動施暴的社會機制。

《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界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革暴力不是零散的個體犯罪的集合,而是在特定政治話語、組織形態、秩序真空條件下擴散開來的社會現象。哈軍工作為全軍重點理工科院校,以紀律、理性、工程技術教育為底色,在這樣一個高度組織化、知識密集的空間內持續發生常態化的私刑與人格虐待,更能凸顯:暴力的根源不在於場所或人群本身野蠻,而在於約束暴力、保護人格尊嚴的既有規範、倫理與法治程序被系統性擱置。

 

本文將該個案作為微觀切片,依次考察階級標籤如何完成對人的非人化建構、組織激勵如何把暴力轉化為 “進步資本”、群體情境如何造成責任彌散,以及運動結束之後記憶鬥爭如何發生。本文堅持雙重平衡:一方面拒絕脫離時代結構的道德獨斷論,充分理解個體在高壓政治環境中的認知局限與處境約束;另一方面反對結構決定論,不把所有罪責歸於外部環境,放棄個體選擇與道德責任。二者的辯證,是文革史微觀研究應當恪守的反思底線。

 

二、階級標籤敘事:非人化機制與暴力的話語正當化

 

群眾暴力發生的首要前提,是一套強大的分類話語:以階級身份劃分人群,把一部分人從享有基本倫理保護的共同體之中剝離出去,界定為必須被鬥爭、被打倒的 “敵對對象”。在當時的話語體系內,“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右派” 不再是擁有完整人格、應當免於體罰和羞辱的具體個人,而是需要被摧毀的 “反動載體”。一旦完成這種標籤賦值,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就不再被視作傷天害理,而是被賦予革命正當性。

 

在該個案中,施暴者反覆援引的經典話語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兩句語錄在當時廣泛流行,成為批鬥、體罰、人格羞辱最常用的合法化依據。話語的作用,是完成一次倫理置換:普通人之間禁止毆打、折磨的道德禁令,對 “階級敵人” 不再生效;傷害行為被重新定義為堅定立場、積極革命的證明。

 

非人化敘事帶來最直接的認知後果,就是共情能力的關閉。正常人際倫理建立在對他人痛苦的感知之上。而標籤把受害者抽象成一個負面符號,他們的恐懼、疼痛、哀求乃至孩童的啼哭,都被 “敵人” 這個身份過濾掉,無法喚起加害者的良知。文中那個常年趴在窗口預警的孩童,看見她走來就慌忙報信;受害者夫婦在孩子面前遭受毆打,孩子放聲痛哭,而施暴者完全無動於衷。這不是一時情緒失控下的麻木,而是長期接受這套分類敘事之後穩定形成的認知隔離。

 

這也解釋了她施暴模式的特殊性:不是群體性批鬥場合里隨大流動手,而是主動尋找目標、定點造訪牛棚、按固定節奏持續施暴。暴力已經脫離臨時的情緒刺激,變成一種常規化行動。她可以根據目標遠近、時機先後切換施暴對象,短時間內連續對數人實施打罵羞辱。這種計劃性、重複性的暴力,高度依賴穩定的話語支撐:她自始至終相信自己的行為屬於革命鬥爭,而不是純粹的惡行。

 

標籤化敘事同時壓縮了受害者的權利空間。被打入 “牛棚”、隔離審查之後,劉居英、張文峰、楊仲樞等人及其家屬失去申訴渠道,沒有制度性保護,人身安全完全取決於看管者的意志。當基本人身權利依附於看管人的好惡,羞辱、折磨就很容易溢出批鬥大會的儀式邊界,滲透進日常生活的狹小空間。

 

當然,話語只是提供暴力的可能性,話語本身不會自動催生持續施暴。真正把暴力固化下來的,是組織層面的激勵與分工。

 

三、組織激勵結構:暴力作為政治晉升的競爭資本

 

當事人晚年 “想要表現自己、爭取入黨” 的自述,是理解整個案例的樞紐。它揭示了文革群眾組織內部一套扭曲的績效邏輯:革命性,是政治評價的核心標尺;而 “敢於鬥爭”,是革命性最直觀、最容易被組織看見的證明。在 65 兵團 “人民空軍” 以及所屬 “捍聯總” 的組織框架內,積極批鬥、敢於動手,會被視作立場堅定;溫和、克制、同情被批鬥者,則容易被貼上立場動搖、溫情主義的標籤。

 

更關鍵的證據是,該組織主持的劉居英專案組正式吸納她進入,將看管、折磨受害者的工作命名為 “內務工作”“管理生活”。這一命名方式極具象徵意義:暴力和人身控制,被納入組織正式分工,變成組織職能的一環。換言之,毆打、羞辱不再是個人私下的任性行為,而是組織分配的任務。組織沒有約束暴力,反而把暴力制度化、崗位化。

 

由此形成一種畸形的競爭場域:想要獲得組織信任、爭取入黨這一稀缺政治身份,青年學員之間存在 “鬥爭表現” 的比拼。暴力變成一種可以投入、可以計量、可以展示的政治資本。相較於其他同組織女紅衛兵大多只在集體批鬥會上動手,她選擇主動出擊、高頻施暴,本質上是在這套評價體系下,採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自我證明策略。她不是被別人脅迫動手,而是主動選擇這條路徑,以暴力換取組織認可。

組織內部的沉默機制同樣重要。組織骨幹、專案組其他成員目睹她長期施暴,並沒有形成有效的制止、勸阻和約束力量。在高壓氛圍之下,公開反對暴力,風險極高;沉默與默許,構成了暴力系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個組織只要不懲罰施暴、不保護受害者,甚至把暴力納入工作流程,就會持續再生產加害者。

 

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環境中的道德縫隙:學員崔潮同情被隔離審查的許良毓,悄悄送軍用水壺讓她取水,緩解缺水折磨。這說明結構性條件可以顯著降低作惡的門檻,但不能完全取消個體良知,也不能消解個體選擇。環境提供誘因,但是每一次動手,依然是個體自主做出的選擇。這正是歷史反思必須守住的分界:承認制度與話語的塑造力量,不等於把個體責任全部消解於時代洪流之中。

 

四、群體情境、責任彌散與日常暴力的再生產

 

社會心理學關於群體暴力的研究早已揭示:當行動以集體名義展開、責任被分散到組織鏈條之中,個體的道德負擔會顯著降低,這就是責任彌散效應。在哈軍工這一個案中,責任彌散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權威背書轉移責任。行動被包裝成革命任務,依託紅衛兵組織、專案組、群眾專政的名義實施。施暴者可以將行為的源頭歸於宏大的革命目標,不必獨自承擔作惡帶來的心理壓力。

 

第二,分工切割因果鏈條。運動中的鬥爭存在分工:一部分人負責定性,出具材料,劃定誰是鬥爭對象;一部分人負責開會批鬥;一部分人負責看管、體罰。每個人只承擔鏈條當中的一個環節,不容易直面傷害的全部後果,共情的衝擊被削弱。

 

第三,群體氛圍形成自我審查。任何成員如果公開質疑鬥爭方式、反對體罰,就可能被懷疑立場。因此多數人選擇保持沉默,沉默又反過來鞏固暴力的合法性。

 

責任彌散的效果,是讓暴力常態化、日常化。原本駭人聽聞的人身虐待,在牛棚、隔離室的封閉空間裡慢慢變成習以為常的場景。受害者見到她進門便緊張起立、低頭等候,這種條件化的恐懼,正是長期日常暴力塑造出來的秩序。

 

但責任彌散不等於責任消失。群體機制解釋了惡行何以擴散,卻不能免除個體的道德責任。個體依然擁有最低限度的選擇空間:可以不主動搜尋目標、不主動升級虐待手段,在力所能及範圍內保留底線。這也是滕敘兗始終堅持施暴者應當向受害者道歉的理由:時代環境是重要解釋變量,但不是免罪的盾牌。

 

五、記憶鬥爭:事後洗白與歷史警示的危機

 

滕敘兗文章後半段記述的現象,構成這個暴力故事的第二階段:歷史記憶的博弈。多年之後,當年 65 兵團的部分骨幹在校友社群中公開否認史實,攻擊記錄者,試圖為黃姓學員洗白。有人宣稱滕敘兗憑空造謠,甚至進行人身污衊;曾經擔任張文峰專案組組長的秦鐵騎,在聚餐場合和微信群持續否認施暴事實,攻擊作者。這不是孤立的個人爭執,而是典型的記憶防禦行為。

 

這類洗白衝動,背後有幾層心理與群體動因。其一,群體身份認同的維繫。承認同組織成員持續施暴,意味着承認自己青年時代投身的組織犯下嚴重惡行,衝擊個體長久以來的自我敘事。其二,認知失調的防禦。很多參與者當年真誠相信自己在從事正義事業,一旦承認暴力是無正當性的傷害,就要推翻青年時期最核心的自我認同,心理代價巨大。其三,宏大敘事優先於個體苦難。當鬥爭的宏大目標占據優先位置,受害者個體承受的痛苦就容易被淡化、被犧牲。

 

記憶鬥爭的存在,凸顯史料記錄、親歷證言留存的價值。如果親歷者親眼所見的事實可以在幾十年後被群體聯手抹除,那麼暴力的教訓就會不斷流失。這也和前文我們討論的理性祛魅、事實優先的認知轉向形成對照:健康的歷史認知,要求以多方證言、證據核驗事實,拒絕為維護群體體面而篡改苦難史。歷史反思不能服務於某個小群體的體面,而應當忠於受害者的經驗,忠於史料呈現的事實。

 

六、結論

 

回到最初那個簡單化判斷:將施暴者視作 “流氓無產者”。這種歸因方式的最大缺陷,是把結構性災難簡化為少數人的品性問題,得出一個沒有解釋力的結論:只要提防壞人即可。哈軍工這個個案給出的啟示完全不同:在法治缺位、基本人格權利可以被階級標籤剝奪、暴力能夠兌換政治榮譽的條件下,普通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渴望進步、擁有不錯智力的青年,都有可能淪為施暴者。

 

人性本身是混合且不穩定的,善惡的傾向並存於所有人身上。文明秩序的根基,從來不是預設人人天性良善,而是建立剛性的制度防線:任何人,無論被貼上何種政治標籤,都擁有免於私刑、免於人格羞辱的基本權利;任何組織,都無權將毆打、折磨納入自身工作;政治評價體系,不能以傷害他人作為忠誠與否的標尺。

 

哈軍工作為國防科技名校,承載着強國與理性的理想,暴力在這裡發生,尤其具有警示意義:科學知識、邏輯能力、高學歷,並不自動生成道德審慎。知識可以服務於善,也可以被扭曲的政治敘事裹挾。理性必須輔以尊重個體尊嚴的價值底座,否則依然可能滑向殘酷。

 

對這段歷史的反思,需要保持審慎的平衡:一方面充分認識文革複雜的歷史條件,理解個體身處高壓運動中的認知局限與外部約束;另一方面堅持事實底線,拒絕美化暴力、洗白傷害,承認個體需要為主動施加的傷害承擔道德責任。唯有同時把握這兩個維度,群眾暴力留給民族的沉痛教訓才不會在記憶的流變之中被沖淡、被改寫。歷史個案的價值,不在於獵奇式展示殘酷,而在於持續提醒後世:任何時候,一旦 “敵我劃分” 壓倒人的基本權利,程序正義被運動式鬥爭邏輯取代,人性深處的惡就會獲得釋放的空間。守住個體人格尊嚴、守住法治底線,才是防範集體暴力最可靠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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