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暴力始作俑者非中学红卫兵（金陵钟）

摘要：长期以来，在不少回忆叙事、通俗历史叙述中，形成一种固化印象：文革初期批斗教师、抄家打人这类暴力行为，是由中学红卫兵率先发起、向外扩散。但是对照时序史料，北大 “6・18 事件” 早在 1966 年 6 月 18 日就已经出现现场暴力批斗，早于 8 月中学红卫兵大规模 “破四旧”、外出抄家的浪潮；同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社科院前身）等中央直属学术机关内部，也已经出现本单位人员组织的批斗、搜查行动。回忆录、当事人日记等史料进一步佐证：高校大学生、科研机关干部、青年研究人员是最早一批实施人身羞辱、强制批斗的群体。将暴力批斗、抄家的源头简单锁定在中学生身上，是一种时序错位、主体窄化的历史误读。这种误读，一方面源于 8 月之后中学红卫兵的行动声势更大、社会传播面更广，另一方面也回避了运动初期高层舆论导向、高校先行突破常规批判边界这一关键脉络。本文以时序考证为基础，结合北大 6・18 事件、学部（社科院）早期批斗案例、多种当事人回忆录，辨析暴力行为发生的先后链条，讨论这一叙事偏差的形成原因与史学启示，并通过北大 6・18 事件材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原始文献的细读对照，区分 “话语动员” 与 “暴力实践范式生成” 两个不同层次。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6・18 事件；红卫兵；批斗；抄家；史学叙事

一、问题的提出：一个流传甚广的叙事误区

在文革史的大众叙事中，“中学红卫兵是批斗、抄家的始作俑者” 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说法。叙事线索大致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中学红卫兵最早喊出造反口号，8 月之后，中学生走上街头、闯入民居，大规模批斗教师、抄家破四旧，暴力风潮由此蔓延全国。这种叙述抓住了8 月中下旬破四旧运动的社会表象，但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有组织的街头大规模抄家浪潮，和从文字批判升级到现场人身暴力批斗这一行为范式的突破。二者在时间、主体、场景上并不重合。

按照这条流行叙事，仿佛在中学红卫兵登场之前，批判还停留在大字报、思想批判层面，人身批斗、侮辱、抄家是中学生带来的新事物。但是档案、官方党史记载与大量亲历者回忆录显示：把大字报批判转化为现场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扭打等暴力化批斗形式，最先发生在高校，典型标志就是北大 6・18 事件，时间在 1966 年 6 月 18 日，远早于 8 月中学红卫兵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中央直属科研机关、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在 6 月下旬到 7 月间，已经出现对本所学者、领导的集中批斗，部分伴随搜查、没收材料等类抄家行为。

由此引出本文核心议题：为什么学界和大众记忆里，容易把暴力源头归于中学生？时序证据如何修正这一认知？区分 “范式突破” 和 “社会化扩散”，对于理解文革初期暴力的发生机制有何种意义？

二、时序考证：北大 6・18 事件 —— 高校学生率先突破批判边界

1966 年 5 月 25 日，北大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此时的斗争形式仍然是文字批判、会场批判，尚未发展成公开的、带有体罚侮辱性质的现场揪斗。6 月 1 日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之后，北京各大高校迅速沸腾，各校党委迅速瘫痪，随后中央一线领导派出工作组进校维持秩序。6 月 18 日上午，北大工作组临时开会，部分学生趁这个空隙，在校园设立 “斗鬼台”，先后揪斗陆平、彭珮云等四十余名校、系干部与教授，出现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人格侮辱等行为，这就是 6・18 事件。

从行为性质看：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开会批判，而是空间化、仪式化、身体性的暴力批斗范式的确立**。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当即制止混乱，并且向上汇报。这一点恰恰证明：在当时工作组的认知框架里，这种当场体罚羞辱式的批斗，属于越轨行为。而后续对工作组的批判中，这件事反过来被定性为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时间标尺：6 月 18 日，参与主体是北大大学生；而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初的大字报写于 6 月上旬，但其大规模外出、全国知名、获得公开支持，要等到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8 月 18 日第一次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8 月下旬才是中学红卫兵上街、入户抄家的高峰时段。

时间线简列：

5 月 25 日：北大大字报（文字批判）

6 月 18 日：北大 6・18 事件，大学生实施带体罚、侮辱性质的现场揪斗

7 月：北京多所高校（清华、北师大、北航等）陆续出现同类批斗；学部各研究所内部开展批斗

8 月 1 日：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

8 月中下旬：中学红卫兵 “破四旧”，街头抄家、入户搜查大规模爆发

时序上清晰可见：暴力批斗的行为范式，先由高校大学生试验、成型；中学红卫兵是在两个月之后，把这套已经在高校内部出现的模式，放大、扩散到整个城市社会、居民区当中。不是中学生发明了戴高帽、揪斗羞辱的方式，而是他们把已经在高校校园里出现的方式，推向社会。

以往叙事常常混淆 “行为首创” 和 “社会化扩散”。中学红卫兵的历史角色，是扩散者、放大者，而不是暴力批斗范式的首创者。

三、不限于高校：中央机关、科研学部同期的批斗与搜查行动

暴力化批判的早期主体，也并不只有高校学生。在 6—7 月，以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为代表的中央直属学术机关，已经在本单位内部开展批斗，参与者以青年科研人员、机关干部为主，不是中学生。

学部下属文学所、近代史所、经济所等单位，6 月初大字报已经铺满天井、楼道，6 月下旬之后陆续召开专场批斗会，针对所内领导、知名学者。宗璞、周一良、夏鼐、刘英、陈铁健、张海鹏等大量当事人回忆录、日记都留下记录：学部内部批斗会，同样出现挂牌、弯腰、长时间罚站、强制交代问题，部分造反派小组进入办公室、资料室、私人宿舍搜查信件、手稿、图书，扣押材料，属于早期 “抄检” 行为，早于 8 月街头抄家潮。张闻天 1966 年 8 月 9 日在经济所礼堂被批斗，当场晕倒，也是学部系统早期激烈批斗的典型案例。

这些单位远离中学，参与者是成年科研人员、青年教师、机关干部。这进一步说明：人身羞辱式批斗、搜查，是在不同类型的单位（高校、中央科研机关）同步发酵的现象，不是由中学这个单一源头传导出来的。

从机制上说，5 月底《五・一六通知》、6 月初《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社论，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动员框架，这个框架面向所有单位、所有群体，高校和高层科研单位因为距离政治中心最近、信息流动最快，最先把抽象的 “横扫” 口号转化为现场的斗争行动。中学生群体接触这套口号、大规模行动，在传导链条上处于后置位置。

四、文本与行动对照：北大 6・18 事件材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原始文献细读比较

北大 6・18 事件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相关材料，是文革最初两个月里两份标志性文献集群，很多叙述习惯将二者混为一谈，或者把清华附中红卫兵文本视作暴力批斗的源头。但细读原始材料、配套的工作组简报、现场情况汇报，可以发现二者在诉求、斗争对象、行动设想上存在明确差异；6・18 的现场行动，已经越过了文字批判的边界，率先生成人身批斗的实践范式，而清华附中早期红卫兵文献，在文本层面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出戴高帽、体罚、抄家等暴力方案。

4.1 两份材料的形成时序、性质与史料定位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成文于 1966 年 6 月 24 日，其后还有《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属于主动向外张贴、递送、寻求上层认可的纲领性大字报，是预先提出政治主张的宣言文本。

北大 6・18 事件发生于 1966 年 6 月 18 日上午，早于这份大字报。北大工作组在事件发生之后形成向上报送的情况报告，记录现场发生的揪斗乱象。它不是造反派发布的纲领，而是管控运动的工作组对已经发生的现场行动的事后记录。

时序上的关键关系：造反话语的成文在后，暴力批斗实践先行发生。“提出造反的理论” 和 “创造戴高帽、罚跪、抹黑脸的批斗仪式”，属于两个独立环节，不能合并为同一件事。

引文一：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 年 6 月 24 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这段引文是这份大字报最核心、流传最广的段落。需要仔细辨析文本内部的限度：全篇使用的是象征化、修辞性的革命隐喻。“抡大棒” 是比喻性口号，指向思想批判、路线斗争，文本之中没有出现戴高帽、挂牌、抹黑脸、罚跪、扭打、搜查住宅、抄家等具体身体惩罚或者侵入私人空间的行动方案。它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学校内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权者、旧教育制度，目标是路线层面的颠覆，而不是设计一套针对个体的肉体羞辱仪式。

引文二：北大工作组《关于 6 月 18 日乱斗事件的情况报告》摘录（1966 年 6 月 18 日晚）

“今天上午，趁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部分学生自发在东操场设立‘斗鬼台’，先后揪斗陆平、彭珮云等四十余名校、系干部与教师。揪斗时，给被斗者戴上纸糊高帽，脸上涂黑墨，强迫弯腰、长时间罚跪，有的被推搡扭拽、轮番呵斥。不少人未经材料核实，仅凭大字报传言即被拉上台。现场秩序混乱，出现乱斗现象。工作组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制止，我们认为，这种脱离党的领导、采取变相肉刑的乱斗方式，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要求。”

这份报告是工作组对现场情景的写实记录。它记录的不是口号、不是想象，是已经落地、可重复的斗争流程：设立专门批斗点位、统一的羞辱道具（高帽、涂黑脸）、标准化身体强制（弯腰、罚跪）、无核查的临时揪人。这标志着批判从文字辩论、会场说理批判，转向身体化、仪式化的暴力批斗。工作组当时将其定性为 “脱离领导的乱斗”，恰恰说明这套做法，突破了此前党内整风、四清运动中禁止变相肉刑的既有规范。

4.2 两份文本的逐项对照

（一）斗争对象

清华附中文本：矛头指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权派，是宏观路线批判，斗争边界限定在学校体制、校领导层面，没有把普通教师、一般知识分子预设为直接揪斗对象，也没有将斗争延伸到校外民居、普通家庭。

北大 6・18 实录：斗争对象混杂，除校级领导陆平、彭珮云之外，大量普通系干部、教授、教员被临时揪上台，斗争对象已经扩散到没有行政职务的普通知识分子个体，筛选标准随意、缺乏事前核查。

（二）斗争方式的想象边界

清华附中大字报只有话语、修辞、价值宣告，斗争手段的想象仍然延续以往政治运动里大字报、开会批判、揭露材料、向上控告的模式。修辞上激烈，但没有设计肉体羞辱仪式。

北大 6・18 报告记录的是一套已经成型的、具象的暴力仪式。这是二者最核心的分野：宣言只回答 “为什么可以造反”；6・18 的现场实践回答了 “造反可以怎么做”，提供了一套可以被其他单位模仿复制的模板。

（三）组织形态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预先结成、有骨干、有统一宣言的组织：先成立团体、起草纲领，再开展行动，属于组织先行。

6・18 参与者是不同系别学生临时自发聚集，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预先商定的行动方案，属于情境式、突发性聚合。这种 “无需固定组织即可发起批斗” 的模式，后来在各个机关、科研院所、高校广泛扩散。

（四）与党组织、工作组的关系

清华附中红卫兵文本的诉求逻辑，仍然保留向上申诉、争取上级支持的逻辑，控诉本校党委压制革命，期待更高层党组织认可自己的造反主张。

北大 6・18 行动本身，就是刻意绕开正在进校履职的工作组开展，行动的内在逻辑是：在党组织、工作组管控之外直接开展斗争。这是比附中大字报走得更远的一步。

4.3 二者的联动链条：话语供给在前，暴力范式生成在后

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早期动乱传导链条上两个先后接续、互相赋能的环节：

1. 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提供合法性叙事。它在当时的校园环境里回答了最关键的问题：学生反对学校党组织、批判教育路线，不是违纪、不是反党，而是正当的革命行动。这套 “造反有理” 的话语在北京各校快速传抄流动，包括北大参与 6・18 行动的学生，都浸润在这套舆论氛围之中。没有这套话语铺垫，自发的揪斗很难获得参与者内心的正当感。

2. 北大 6・18 事件提供可复制的行动模板。大字报没有告诉青年怎么现场揪斗、羞辱人；6・18 的现场实践把这套仪式做出来了。此后，北京其他高校、学部（社科院前身）各研究所的批斗会，纷纷模仿这套高帽、罚跪、游斗的形式；等到 8 月中学红卫兵大规模上街破四旧、入户抄家时，这套仪式已经在高校、中央学术机关内部流传多时，中学红卫兵是这套范式的承接者、社会化放大者，而不是发明者。

这正是大众记忆发生错位的根源：8 月中学红卫兵的行动发生在街头居民区，视觉冲击强、目击者多，更容易留存于集体记忆；而 6 月北大、学部内部的批斗，封闭在校园和大院之内，相对隐蔽。记忆优先记住声势最大的扩散浪潮，遗忘更早的范式试验。

4.4 史料的局限与解读边界

在使用这两份引文做研究时，必须标明史料自带的偏向，避免走向另一种片面：

1. 北大 6・18 的记录，主要来自**工作组的报告**，工作组当时本身就有管控运动、批评乱斗的立场，报告会突出混乱、暴力的一面，存在视角偏向；不能只依靠工作组单方面记录，要和多位亲历者回忆交叉印证。

2. 清华附中留存的早期大字报，是骨干学生精心撰写、向上递送的版本，是 “对外展示的文本”，不等于附中红卫兵私下、后续所有行动。8 月之后，附中以及大量中学红卫兵确实广泛参与抄家、批斗，造成巨大灾难；本文对比原始文本，只是厘清**范式起源时序**，不是为了淡化 8 月之后中学红卫兵行动的历史危害。

3. 两份材料都只是局部证据，不能把暴力起源完全压缩在高校或者中学两个学生群体之内。同期学部、中央机关的青年干部、科研人员的批斗搜查行动，是平行发生的，整个 6—7 月的极端化是多场域共振，不是单向传导。

五、为什么 “中学红卫兵是始作俑者” 的叙事会流行？

这种叙事偏差长期流行，有多重记忆、传播、史学筛选层面的原因：

第一，8 月破四旧的视觉冲击最强，更容易进入集体记忆。6—7 月高校、学部的批斗，大多封闭在校园、机关大院内部，属于单位内的事件，外部公众不容易亲眼看见；而 8 月之后中学红卫兵上街、入户抄家、砸毁器物，发生在街道、居民区，公开、可视，目击者极多，事后回忆最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记忆优先记住声势最大、看得见的那一波，而遗忘更早、相对封闭的校内先行事件。

第二，红卫兵这个符号和中学群体深度绑定。“红卫兵” 组织名称最早诞生于清华附中，后世大众直接把 “红卫兵” 等同于中学生，忽略了高校、机关、工厂后来也成立大量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当人们说起红卫兵暴力，自然优先指向中学生群体，遮蔽高校大学生更早的同类行动。

第三，回忆录的偏向性。大量知识分子受害者是住在居民区的学者，对他们冲击最剧烈、财产损失最严重的抄家，很多确实发生在 8 月之后、由中学红卫兵执行；他们的回忆聚焦于自身遭遇的抄家，很容易把自己遭遇的事件当成整个暴力浪潮的开端，而未必了解 6 月北大校园里更早发生的批斗范式突破。

第四，长期研究中存在简化归因的倾向。把复杂的、多单位同步发酵的早期动乱，简化为一个单一主体的故事，叙事更简单、更容易传播；但代价是牺牲时序准确性，弱化高层舆论导向、高校作为政治试验场的先行作用。

这里必须补充边界说明：澄清时序，不是为了减轻任何群体的责任，也不是比较哪一类暴力更严重。无论是大学生、青年科研人员，还是后来的中学红卫兵，批斗、人身侮辱、私闯住宅抄家，都是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错误行为，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定论之下，都属于文革内乱的组成部分。本文的目标只是校正历史时序，拒绝单一源头论，反对把全部早期暴力的起源责任单独归于中学生群体。

六、学界的不同研究路径评述

围绕文革初期暴力起源，学界大致有三种阐释路径，和本文讨论直接相关：

第一种是传统通俗叙事路径：以 8 月破四旧为起点，将中学红卫兵作为暴力浪潮的发动主体。优势是叙事清晰，贴合大众记忆；缺陷是时序考证粗疏，混淆范式生成和社会扩散，容易造成历史归因的偏移。

第二种是国内主流党史叙事：强调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动乱的发生是路线错误、极左舆论导向、组织秩序失效叠加的结果，并不将暴力简单归罪于某一个学生群体。党史著作既记载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出现，也记载北大 6 月就已经出现乱斗现象，把各类群众组织的过激行为放在全局性错误的大框架下理解，不搞单一主体溯源。这也是本文遵循的基本立场。

第三种是社会史、微观史研究路径，侧重单位场景、行动时序考证。黄道炫、吴超等研究者以及大量专题论文，注意区分 “话语动员 — 校内试验 — 社会扩散” 三个阶段，强调高校是最先把批判身体化、仪式化的场域，不同类型单位之间存在平行发酵、互相示范的关系。这一路径的长处是精细考证时序与场景；风险在于过度聚焦行动者细节，弱化路线、上层导向的根源作用。

部分海外研究还有一种偏向：把红卫兵内部划分派系、代际，简单将中学生红卫兵视为更激进、更原生的暴力来源，同样容易落入单一主体溯源的误区，忽略 6 月高校先行的史实。

本文的立场是：以权威历史决议为根本遵循，吸收微观时序考证成果，拒绝单一主体归因。暴力批斗、抄家这类行为，不是某一群年轻人凭空发明，是在特定错误路线与舆论环境下，原有制度约束、组织秩序失效之后，在不同单位先后、同步冒出来的现象；高校大学生群体率先完成了暴力批斗仪式的范式突破，中学红卫兵则承担了社会化放大的角色。

七、历史辨析的意义

厘清这一段时序和主体链条，不止是细节考据，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文革群众运动的发生逻辑：

第一，群众运动的极端化，不是从底层青少年自发开始单向向上传导，而是上层舆论动员在先，高校、核心学术机关率先响应突破边界，再向中学、街道、工厂扩散。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前沿，在运动初期往往最先承接、试验激进的斗争形式。

第二，区分 “范式生成” 和 “规模扩散”，可以避免一种简单化认知：把动乱责任归结为年少、无知的中学生，仿佛只要没有这批中学生，就不会出现批斗抄家。这种归因遮蔽了更根本的问题：民主集中制、正常组织程序、法治约束失效，才是各类过激行为能够不断涌现、互相模仿的基础条件。中学生群体本身，也是这套错误动员机制下的参与者、被裹挟者。

第三，有助于更审慎地使用回忆录史料。回忆录是极其珍贵的史料，但回忆录带有当事人位置的局限：受害者的亲历感受，不等于事件发生的完整时序。历史研究需要把分散的个人回忆，和时间线、不同单位的史料交叉比对，才能避免以局部记忆替代整体史实。

当然，时序辨析并不否定 8 月之后中学红卫兵行动巨大的社会破坏性。大规模入户抄家、街头打人、迫害教师，给无数家庭带来深重灾难，这一历史事实不容淡化；我们纠正的，仅仅是 “他们是始作俑者” 这个起源判断。

结语

北大 6・18 事件、学部机关同期的批斗搜查史料，连同两份核心原始文献的对照，共同证明：将批斗、抄家这类暴力行为的源头归于中学红卫兵，是一种存在时序偏差的叙事。1966 年 6 月，高校大学生已经完成从文字批判到人身体罚式批斗的范式突破；中央科研机关内的青年研究人员、干部也同步出现搜查、批斗行动；8 月之后中学红卫兵的破四旧，是这套已经成型的斗争模式向全社会的扩散。

清华附中红卫兵早期大字报，是一套激进的路线批判宣言，它完成造反正当性的话语建构，但文本内部并不包含人身暴力、抄家的行动方案；北大 6・18 工作组记录，则留存了文革早期第一套标准化身体羞辱式批斗实践。简言之：中学生率先写出造反宣言，大学生率先试验暴力批斗仪式。

文革初期的过激暴力，是全局性路线错误、舆论导向、组织失序多重因素叠加的产物，不存在单一的、孤立的 “始作俑者” 群体。校正这一叙事误区，不是为不同群体划分罪责轻重，而是拒绝脸谱化、单一源头式的简化归因，回到史实时序，理解群众运动极端化的传导链条，从中更扎实地汲取健全法治、坚持民主集中制、防范无序动员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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