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军工打人专业户看人性异化（金陵钟） 摘要：滕叙兖记录的哈军工女学员施暴个案，是考察文革群众暴力的典型微观样本。该个案警示我们，若简单将施暴者归为天性残暴的 “流氓无产者”，会遮蔽暴力生成的结构性机制。当事人本为出身贫农、通过严苛选拔进入哈军工的青年学员，其晚年自述揭示，施暴的初始动机是追求政治表现、争取组织认可。依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 “文化大革命” 的历史定性，本文以该个案为分析载体，从阶级标签的非人化叙事、扭曲的组织激励机制、群体情境下的责任弥散，以及事后历史记忆的遮蔽与抗辩四个维度展开讨论。 研究发现，当法治秩序悬置、人格尊严被阶级分类话语消解、暴力行为被纳入组织考核体系时，普通个体的道德约束会快速松动，甚至主动实施持续性暴力；而多年之后同组织成员对史实的否认与洗白，则呈现出创伤记忆持续被重构、辩护与遮蔽的机制。历史反思需要保持辩证立场：承认结构性条件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同时不取消施暴者的个体道德责任。这一个案的价值在于提醒后世：知识、智力与教育背景并不天然构成道德防线，对个体基本权利与人格尊严的制度保障，才是防范群体暴力的根本屏障。 关键词：哈军工；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群众暴力；记忆政治；人性异化 一、引言 滕叙兖《哈军工的 “打人专业户”》一文记录了发生在哈军工文革期间一段残酷的亲历者叙事。空军工程系（一系）65 兵团（“人民空军”）一名黄姓女学员，在 1967—1968 年间持续、主动地批斗、殴打学院领导与老教师，定点到 “牛棚” 施暴，参与专案组的看押与虐待，被全院亲历者称为 “打人专业户”。不同于批斗会上情绪冲动的偶然施暴，她的暴力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重复性与目的性：独来独往搜寻目标，日复一日如同 “上班” 一般实施打骂、羞辱与折磨，逼迫受害者互扇耳光、限制饮水，甚至在孩童的惊恐注视下持续施暴。 长久以来，面对这类群众暴力个案，一种通俗解释路径是将加害者归因于个人品性恶劣、属于 “流氓无产者”，将暴力简化为少数人的天性之恶。这种归因方式情感上易于接受，却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它将历史悲剧个体化、偶然化，回避了暴力得以稳定再生产的制度与话语条件。本案例最耐人寻味之处恰恰在于施暴者的身份：她出身贫苦农家，智力出众，通过激烈竞争考入当时国内顶尖的国防科技院校，属于被主流政治叙事寄予期待的进步青年。其晚年自述点明核心动机：“很想在军工表现出众，很想紧跟毛主席，争取大学入党。” 这一证词，打破了 “天生恶人” 的解释框架，把研究重心引向一套能够驱动 “求进步者” 主动施暴的社会机制。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界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暴力不是零散的个体犯罪的集合，而是在特定政治话语、组织形态、秩序真空条件下扩散开来的社会现象。哈军工作为全军重点理工科院校，以纪律、理性、工程技术教育为底色，在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知识密集的空间内持续发生常态化的私刑与人格虐待，更能凸显：暴力的根源不在于场所或人群本身野蛮，而在于约束暴力、保护人格尊严的既有规范、伦理与法治程序被系统性搁置。 本文将该个案作为微观切片，依次考察阶级标签如何完成对人的非人化建构、组织激励如何把暴力转化为 “进步资本”、群体情境如何造成责任弥散，以及运动结束之后记忆斗争如何发生。本文坚持双重平衡：一方面拒绝脱离时代结构的道德独断论，充分理解个体在高压政治环境中的认知局限与处境约束；另一方面反对结构决定论，不把所有罪责归于外部环境，放弃个体选择与道德责任。二者的辩证，是文革史微观研究应当恪守的反思底线。 二、阶级标签叙事：非人化机制与暴力的话语正当化 群众暴力发生的首要前提，是一套强大的分类话语：以阶级身份划分人群，把一部分人从享有基本伦理保护的共同体之中剥离出去，界定为必须被斗争、被打倒的 “敌对对象”。在当时的话语体系内，“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 不再是拥有完整人格、应当免于体罚和羞辱的具体个人，而是需要被摧毁的 “反动载体”。一旦完成这种标签赋值，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就不再被视作伤天害理，而是被赋予革命正当性。 在该个案中，施暴者反复援引的经典话语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两句语录在当时广泛流行，成为批斗、体罚、人格羞辱最常用的合法化依据。话语的作用，是完成一次伦理置换：普通人之间禁止殴打、折磨的道德禁令，对 “阶级敌人” 不再生效；伤害行为被重新定义为坚定立场、积极革命的证明。 非人化叙事带来最直接的认知后果，就是共情能力的关闭。正常人际伦理建立在对他人痛苦的感知之上。而标签把受害者抽象成一个负面符号，他们的恐惧、疼痛、哀求乃至孩童的啼哭，都被 “敌人” 这个身份过滤掉，无法唤起加害者的良知。文中那个常年趴在窗口预警的孩童，看见她走来就慌忙报信；受害者夫妇在孩子面前遭受殴打，孩子放声痛哭，而施暴者完全无动于衷。这不是一时情绪失控下的麻木，而是长期接受这套分类叙事之后稳定形成的认知隔离。 这也解释了她施暴模式的特殊性：不是群体性批斗场合里随大流动手，而是主动寻找目标、定点造访牛棚、按固定节奏持续施暴。暴力已经脱离临时的情绪刺激，变成一种常规化行动。她可以根据目标远近、时机先后切换施暴对象，短时间内连续对数人实施打骂羞辱。这种计划性、重复性的暴力，高度依赖稳定的话语支撑：她自始至终相信自己的行为属于革命斗争，而不是纯粹的恶行。 标签化叙事同时压缩了受害者的权利空间。被打入 “牛棚”、隔离审查之后，刘居英、张文峰、杨仲枢等人及其家属失去申诉渠道，没有制度性保护，人身安全完全取决于看管者的意志。当基本人身权利依附于看管人的好恶，羞辱、折磨就很容易溢出批斗大会的仪式边界，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狭小空间。 当然，话语只是提供暴力的可能性，话语本身不会自动催生持续施暴。真正把暴力固化下来的，是组织层面的激励与分工。 三、组织激励结构：暴力作为政治晋升的竞争资本 当事人晚年 “想要表现自己、争取入党” 的自述，是理解整个案例的枢纽。它揭示了文革群众组织内部一套扭曲的绩效逻辑：革命性，是政治评价的核心标尺；而 “敢于斗争”，是革命性最直观、最容易被组织看见的证明。在 65 兵团 “人民空军” 以及所属 “捍联总” 的组织框架内，积极批斗、敢于动手，会被视作立场坚定；温和、克制、同情被批斗者，则容易被贴上立场动摇、温情主义的标签。 更关键的证据是，该组织主持的刘居英专案组正式吸纳她进入，将看管、折磨受害者的工作命名为 “内务工作”“管理生活”。这一命名方式极具象征意义：暴力和人身控制，被纳入组织正式分工，变成组织职能的一环。换言之，殴打、羞辱不再是个人私下的任性行为，而是组织分配的任务。组织没有约束暴力，反而把暴力制度化、岗位化。 由此形成一种畸形的竞争场域：想要获得组织信任、争取入党这一稀缺政治身份，青年学员之间存在 “斗争表现” 的比拼。暴力变成一种可以投入、可以计量、可以展示的政治资本。相较于其他同组织女红卫兵大多只在集体批斗会上动手，她选择主动出击、高频施暴，本质上是在这套评价体系下，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自我证明策略。她不是被别人胁迫动手，而是主动选择这条路径，以暴力换取组织认可。 组织内部的沉默机制同样重要。组织骨干、专案组其他成员目睹她长期施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制止、劝阻和约束力量。在高压氛围之下，公开反对暴力，风险极高；沉默与默许，构成了暴力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组织只要不惩罚施暴、不保护受害者，甚至把暴力纳入工作流程，就会持续再生产加害者。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环境中的道德缝隙：学员崔潮同情被隔离审查的许良毓，悄悄送军用水壶让她取水，缓解缺水折磨。这说明结构性条件可以显著降低作恶的门槛，但不能完全取消个体良知，也不能消解个体选择。环境提供诱因，但是每一次动手，依然是个体自主做出的选择。这正是历史反思必须守住的分界：承认制度与话语的塑造力量，不等于把个体责任全部消解于时代洪流之中。 四、群体情境、责任弥散与日常暴力的再生产 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暴力的研究早已揭示：当行动以集体名义展开、责任被分散到组织链条之中，个体的道德负担会显著降低，这就是责任弥散效应。在哈军工这一个案中，责任弥散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权威背书转移责任。行动被包装成革命任务，依托红卫兵组织、专案组、群众专政的名义实施。施暴者可以将行为的源头归于宏大的革命目标，不必独自承担作恶带来的心理压力。 第二，分工切割因果链条。运动中的斗争存在分工：一部分人负责定性，出具材料，划定谁是斗争对象；一部分人负责开会批斗；一部分人负责看管、体罚。每个人只承担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不容易直面伤害的全部后果，共情的冲击被削弱。 第三，群体氛围形成自我审查。任何成员如果公开质疑斗争方式、反对体罚，就可能被怀疑立场。因此多数人选择保持沉默，沉默又反过来巩固暴力的合法性。 责任弥散的效果，是让暴力常态化、日常化。原本骇人听闻的人身虐待，在牛棚、隔离室的封闭空间里慢慢变成习以为常的场景。受害者见到她进门便紧张起立、低头等候，这种条件化的恐惧，正是长期日常暴力塑造出来的秩序。 但责任弥散不等于责任消失。群体机制解释了恶行何以扩散，却不能免除个体的道德责任。个体依然拥有最低限度的选择空间：可以不主动搜寻目标、不主动升级虐待手段，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保留底线。这也是滕叙兖始终坚持施暴者应当向受害者道歉的理由：时代环境是重要解释变量，但不是免罪的盾牌。 五、记忆斗争：事后洗白与历史警示的危机 滕叙兖文章后半段记述的现象，构成这个暴力故事的第二阶段：历史记忆的博弈。多年之后，当年 65 兵团的部分骨干在校友社群中公开否认史实，攻击记录者，试图为黄姓学员洗白。有人宣称滕叙兖凭空造谣，甚至进行人身污蔑；曾经担任张文峰专案组组长的秦铁骑，在聚餐场合和微信群持续否认施暴事实，攻击作者。这不是孤立的个人争执，而是典型的记忆防御行为。 这类洗白冲动，背后有几层心理与群体动因。其一，群体身份认同的维系。承认同组织成员持续施暴，意味着承认自己青年时代投身的组织犯下严重恶行，冲击个体长久以来的自我叙事。其二，认知失调的防御。很多参与者当年真诚相信自己在从事正义事业，一旦承认暴力是无正当性的伤害，就要推翻青年时期最核心的自我认同，心理代价巨大。其三，宏大叙事优先于个体苦难。当斗争的宏大目标占据优先位置，受害者个体承受的痛苦就容易被淡化、被牺牲。 记忆斗争的存在，凸显史料记录、亲历证言留存的价值。如果亲历者亲眼所见的事实可以在几十年后被群体联手抹除，那么暴力的教训就会不断流失。这也和前文我们讨论的理性祛魅、事实优先的认知转向形成对照：健康的历史认知，要求以多方证言、证据核验事实，拒绝为维护群体体面而篡改苦难史。历史反思不能服务于某个小群体的体面，而应当忠于受害者的经验，忠于史料呈现的事实。 六、结论 回到最初那个简单化判断：将施暴者视作 “流氓无产者”。这种归因方式的最大缺陷，是把结构性灾难简化为少数人的品性问题，得出一个没有解释力的结论：只要提防坏人即可。哈军工这个个案给出的启示完全不同：在法治缺位、基本人格权利可以被阶级标签剥夺、暴力能够兑换政治荣誉的条件下，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渴望进步、拥有不错智力的青年，都有可能沦为施暴者。 人性本身是混合且不稳定的，善恶的倾向并存于所有人身上。文明秩序的根基，从来不是预设人人天性良善，而是建立刚性的制度防线：任何人，无论被贴上何种政治标签，都拥有免于私刑、免于人格羞辱的基本权利；任何组织，都无权将殴打、折磨纳入自身工作；政治评价体系，不能以伤害他人作为忠诚与否的标尺。 哈军工作为国防科技名校，承载着强国与理性的理想，暴力在这里发生，尤其具有警示意义：科学知识、逻辑能力、高学历，并不自动生成道德审慎。知识可以服务于善，也可以被扭曲的政治叙事裹挟。理性必须辅以尊重个体尊严的价值底座，否则依然可能滑向残酷。 对这段历史的反思，需要保持审慎的平衡：一方面充分认识文革复杂的历史条件，理解个体身处高压运动中的认知局限与外部约束；另一方面坚持事实底线，拒绝美化暴力、洗白伤害，承认个体需要为主动施加的伤害承担道德责任。唯有同时把握这两个维度，群众暴力留给民族的沉痛教训才不会在记忆的流变之中被冲淡、被改写。历史个案的价值，不在于猎奇式展示残酷，而在于持续提醒后世：任何时候，一旦 “敌我划分” 压倒人的基本权利，程序正义被运动式斗争逻辑取代，人性深处的恶就会获得释放的空间。守住个体人格尊严、守住法治底线，才是防范集体暴力最可靠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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