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美国越来越变态 中国人须自豪迈进最后一公里
孟晚舟女士遭受美加联合迫害的不白之冤,我的心情非常糟糕,一整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感觉就是自己的家人受了坏人欺侮而无力为其伸冤。 Shame on you, USA!
Shame on you, Canada!
美国已经越来越变态,不指望在今后的10到20年里,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改善,能够原地踏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而中美之间的各种斗争,从经济到科技,从外交到甚至军事,都会愈发激烈。
这种情形只能说明两点: 1.中国在不久的未来超越美国已经如洪水决堤,势不可挡了。 2.中国离最终超越美国已经达到历史上最接近的距离了,还剩最后一公里。 而美国好像已经进入了一种临终状态时的疯癫和痴狂,为了达到不让中国超越它的目的,必定如困兽犹斗,会动用一切手段向中国发起垂死挣扎般的反扑和疯狂的撕咬。
所以,中国人,不要感到悲伤,也不要感到愤怒。看到今天的美国如此变态,再想想一百多年前,他们在北京城里是多么的耀武扬威,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深仇大恨和累累血债,离这班畜生偿还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自豪吧,中国人。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日子即将结束,世界的下一个世纪是属于你们勤劳、智慧和勇敢的中国人的。让地球上靠欺凌,压迫和剥削他国的垄断资本,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统统见鬼去吧。地球上的人类发展史,即将改写出一个全新的光辉篇章。
朱云汉: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路要修正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2018-12-08 09:01:24 来源:察网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特朗普?我有一个比方,从长期来看,特朗普对中国是一剂良药。良药苦口,刚开始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苦涩,而且还会有一定的副作用,需要去适应它。但是面对未来的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他将让中国非常清醒,丢掉幻想,而且被逼着必须做最坏打算,做一些预案。这种警惕或者忧患意识,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去淡化它或者装着没事。 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路要修正 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观点、思路,现在看起来都有必要修正,甚至要抛弃了。比如说“经贸是压舱石”,或者是“斗而不破”,或者是“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现在看起来都得修正。中美关系从中长期来看,这不仅是一场贸易逆差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把制造业驱赶回美国或者是可以增加美国蓝领就业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还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位置,然后表现出来的制度自信,以及对于区域和全球问题展现出来的有比较长远目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美国人就受不了。美国觉得我们这个“老二”看起来有很大的机会,很大的潜力,甚至要取代美国的地位,至少已经开始平起平坐。为此美国宁愿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不惜跟中国全面叫板。 本来,中美关系曾被美国学者比喻为“连体婴儿”。中国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制造业产品,让美国人民长期享受低物价、低通胀的好处,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能够维持很高的购买力。然后中国赚了外汇又来买美国国债,让美国长期维持低利率。 美国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其实是占尽好处的。而它现在宁可割舍这些经济实惠,显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算盘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战略围堵、战略遏制。 所以我认为,中美今后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能它不限于贸易,也不限于投资、科技、金融、网络等等,乃至于在特别的战略敏感的议题上、热点上出现局部性的碰撞,包括南海,包括台海,看起来都不能排除。 现在美国的国会其实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一种类似宗教热的仇视和敌意,而且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是基本一致的。在国会只要有人联署这类议案,很快就都是两党共同联署。这个氛围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头号的对手,最潜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我觉得这样一个看法已经形成了。 过去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包括在华尔街和很多跨国企业有影响的人物,现在在这种大的氛围之下,当然不敢轻易表态。另外他们也很困恼,以前这些人一方面跟中国的高层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也能和白宫通气,在过去一年里也都断了联系。 中美贸易摩擦不会短期收兵 总而言之,贸易摩擦短时间之内就会很快鸣金收兵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这样一种大的判断之下,我认为特朗普这盘棋不可能下得很好,他这个班子没有什么章法。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犯点错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国家大、底子厚,就是乱棒把你打昏、把你打错了也没关系。他基本就是这样的,非常强势。但他没想到,中国已经不像当年“广场协定”时的日本,吓唬他两下就退让了。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美国以前碰过的所有经贸对手没有不被他吓退求饶的,它还没有碰过真正的对手。 中国要有新的布局 美国自己也需要全面考量和认识,在这个过程里,美国经济有哪些环节是它的虚弱的地方。它在很多方面享受中国供应链中价廉物美产品好处的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和企业,它们的忍痛程度会有多大,这些都是一些变数。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要做最坏的打算,同时要继续推进、加强跟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经贸、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第一个是以欧亚大陆作为依托的新的全球化布局。当然美国可能会从旁捣乱,不管是多边的合作框架也好,或者双边合作框架,在心理上要有绕过美国的准备,包括在金融、贸易、能源、互联网等方面。我们现在是要加紧脚步做这些事情,使对外经济打开新的格局。 在美国手中控制的、对我们来讲是咽喉跟命门的要害环节,都要有应急预案和替代机制。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边体制、全球治理体制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相对来讲是最牢靠的,这个作用中国要发挥得更好。 关于WTO,美国想退又不想退,它想在里面对WTO规则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退不退群是它的事,而中国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做自己的事。要取得跟欧盟、日本、韩国乃至印度和金砖五国这些多边体制的一致性。 不仅是WTO,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都面对一个潜在的危机,因为这一轮SDR的配额的检讨正在进行,它要检讨的方向、指向已经很清楚,就是美国和欧洲、日本必须减少配额比率,将更多的配额让出来给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它的经济板块和份额,已经跟IMF中的配额和比重不匹配了,但美国一直从中作梗。 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体制做一些调整,要加强自己的软肋,保持自己经济增长的动能,有效控制各种金融风险,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根本的。 我觉得中国体制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但各级的地方领导要有更强的胆识去推动地方制度改革的试验,或者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做些更有力的推进。中国有很好的能够带动自己经济发展的体制优势,不要让它弱化。 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中存在很多脱钩与矛盾的问题。尽管央行常常不得不放水,但这些水最后是不是能够滴灌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实业上,或者让很多企业愿意进行中长期投资,进行升级,跨入新的领域?如果没有很好的融资机制做后盾,就很难支撑我们的经济向一个稳定的、有活力的高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型。 最近我碰到一些台商,他们也在苦恼,因为他们的产品列入了美国下一轮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税清单。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向他们建议,只要跟你的美国客户是长期供应关系,而且在你这个特定的产品领域里面份额很大,你可以放心,他的订单一时之间绝对转不了。他当然希望你吸收一部分关税,但是你应该坚持,因为按通常的国际贸易惯例,合约都是这样规定的:即关税由进口方(买家)承担。你应该劝他,可以通过涨价来吸收关税,而不是反过来剥供应商一层皮。关税本身和美国的很多物价以及通涨的作用关联很紧,传导机制很快,很快会在沃尔玛等大卖场反映出来。这会让美国很多过去切实受惠于中国的紧密经贸关系的利益攸关者,开始把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态度表达出来。也许不见得马上逼着特朗普要改弦易策,但是国会就会帮他开后门,事实上国会已经开了很多后门。国会最近通过的这些关税法案给他们豁免的也很多,这样贸易战打起来就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对缓和形势也有帮助。 还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最后组装或缝制阶段的这些生产活动,也可以做一些好的规划,让它的一些产品分别出口到越南、印尼、印度、非洲等等。主动做一些规划,然后让类似的产业以及跟它搭配的这些厂商能够有序地往外多出口。而且贸易出口品种可以转型,国内厂商可以转而提供这些加工业所用的机械装备,或做高价值零部件的供应者。日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把他的低价值加工环节转移到东南亚,但日本还是出口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只不过利用他们海外比较低的劳动跟土地成本进行最后阶段的组装,这也避开了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来源:察网,本文根据作者在2018年9月9日“中美关系前景探讨”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王缉思:不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就牺牲中国核心利益
导读
在很多问题上,国家已经有既定的政策,或者说是国家的大战略、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应有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就牺牲中国核心利益或者整体的立场。
据澎湃新闻12月8日报道,四月的燕园已是一派春光,未名湖上碧波荡漾,博雅塔下莺飞草长,而王缉思的一生,和这座中国顶尖学府紧密相连。北大附小、附中读书成长,恢复高考后重返北大求学并留校任教,十余年中国社科院任职经历后又回归北大讲坛,年近七旬的王缉思身上有着深深的北大烙印。 王缉思善于从中美双方的角度思考对方有何关切,对不同观点兼容并包;也敢于对原有的认知大胆怀疑,对事实真相孜孜以求。尽管中美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战略互疑,但这位熟谙大国博弈之道的北大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有信心,他相信只要两国政府理性思考、减少对抗的可能性,倾听并尊重百姓心声,中美能够挺过终将过去的“暴风雨”,继续向前发展。 治学四十载:长路漫漫 澎湃新闻:您是怎样走上美国研究的道路? 王缉思:我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前是河南三门峡水电厂的工人,英语初步自学过一些,但是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国家,对美国的认识仅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总体上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我在北大上了一年的本科后,就读硕士研究生了。我的硕士生导师认为我的基础太差,不适合研究美国、苏联这样的大国,就建议我研究第三世界,在中东、东南亚和南亚中选一个作为研究方向。我选了东南亚,因为东南亚离我们近一点。 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北大派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当年牛津大学没有研究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经过半年的学习,牛津的导师认可了我的学术水平,就让我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的外交档案,研究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美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干预中国内战,是不是担心中国共产党上台后会倒向苏联?因为那时美国刚刚公布了一批相关的档案材料。我以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导师很满意。回国以后,我把这篇论文改成了中文,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原来的东南亚研究方向就放弃了。后来,我留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老师,因为我去过英国,就被分到了研究西方国家的教研室。我就这样走上了美国研究的道路。 澎湃新闻:从最初的北大任教到进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再到返回北大,您经历了从高校到研究机构再回到高校的一个循环,这些经历对您研究美国问题、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王缉思:80年代中期,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美国的东亚政策,回国以后就在北大开设了美国东亚政策的课程。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北大调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于是就专门从事美国研究了。因为美国是世界大国,影响力辐射全球,我以前看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对我了解美国对相关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社科院美国所,因为我专门研究美国问题,而且中美关系又是热门议题,所以我有机会参加和美国人的一些交流活动,还根据外交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要求,参加一些政策咨询会议,这种机会在大学里是无法得到的,因为社科院是一个政府智库,不是一个教学机构。 后来,我从社科院调回北大,从一个科研单位调到一个教学单位,又是一次转变。我觉得这个转变也不容易。回到高校以后,不仅要从事科研工作,还要从事教学管理和学术管理工作,我就不可能只关注美国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扩大了视野,因为给学生上课时必须讲一些基础知识,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等等都会涉及到,这就使我的眼界开阔了。 王缉思与萨缪尔・亨廷顿合影。 澎湃新闻:您长期担任中华美国学会的会长、荣誉会长,您如何看待40年来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 王缉思:以前,不是我一个人对美国的了解有限,而是我们整个国家对美国都不大了解。从我开始研究美国问题到现在,是中国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美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中美对彼此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虽然去过美国很多次,但主要还是去华盛顿、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见的人也大多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到中国来也是见我这样的人,交流一些中美关系的问题。这就会导致我们对对方整个社会的了解非常肤浅。 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功能性的领域,比如说贸易政策、投资环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等等,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离不开美国。但是如果只从一个领域去看,就容易失去对一个整体美国的理解。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也是如此。美国有人研究中国的海军发展、网络安全、环境污染、产业政策、医疗卫生改革等等。过去美国老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看到更多的是宏观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微观问题。而现在,如果只研究宏观问题,在美国连博士学位都很难拿到。现在我们知道了彼此的很多细节,但是却缺少了对宏观问题的研究,这就可能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 对一个国家的认识要谨慎,要知道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千万不要相信一些人所说的“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我相信特朗普也不知道。对对方国家、自己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这40年来,我们对美国、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深入了很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准确判断出美国未来的走向,美国当然也不能准确判断出中国走向何方。 纵横两大国:上下求索 澎湃新闻:您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也广泛接触美国的对华决策人士,有媒体称您为“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您对服务于美国对华决策的“中国通”们有着怎样的认识? 王缉思: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对于国内外事务的整体考量中,中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主要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国内,外交只是政府工作中的一部分。中国在美国政策议程中的地位,并不如一些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么高。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地位上升得很快,但对华政策仍然不能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美国负责对华政策的相关人士,在美国的地位也比我们想像的要低。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或者国安会的机构设置中,对华决策官员从属于东亚或者亚太方向。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了解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与印度、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并不太了解。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是美国的决策机制还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他们在思维上会存在漏洞,这是美国方面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中美间的“二轨”外交?如何看待学术研究者和外交实践者之间的关系? 王缉思:现在,学者与外交官之间有很好的沟通,但是两者的角色定位不一样,所以他们关注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学者更关心的是事实是什么样、为什么是这样,如果还能据此推导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学者了。外交官也关心事实和原因,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怎么办。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外交官的工作就是促进好事发生,避免坏事发生。比如,作为一个学者,你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判断说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正在走向对抗。作为外交官,你应该说中美对抗会损害两国利益,所以要增加互信合作,避免对抗。 有时,我也会被政府部门问到“怎么办”的问题。这时,我的身份定位就不仅是学者了,而是一个谋士。此时,不仅需要运用自己的学术知识,更重要的是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如何实现。在很多问题上,国家已经有既定的政策,或者说是国家的大战略、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应有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就牺牲中国核心利益或者整体的立场。比如说我们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的立场,不可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就寻求改变。外交官非常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学者和外交官有更多的沟通,就能知道外交官想要的是什么、他们会如何去获得。学者对于外交官也有启发作用,可以拓宽他们的思维,告诉他们一些事实背后的广阔背景和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学者和外交官之间的互补很重要。 澎湃新闻:近期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文件,将中国直接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样一种认知转变背后反映出的是什么? 王缉思:坦率地说,目前是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对中国看法最负面、敌意最大的一个阶段。从美国方面来看,一部分人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以及中国在战略方面对美国的挑战。他们认为,一个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侵占美国已有的地盘。这些人对中国的警惕在增加,他们不大关注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部分人是所谓的自由派,这些人看到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变化,但失去了对中国的信心。过去,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在他们看来是——积极的变化,包括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国有企业让位于私企民企、政治上越来越自由化、吸收美国的思想文化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实现,使他们有一种幻灭感。现在,这两部分人合流了。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士,都感觉到这一新的对华负面共识已经出现或者达成。他们对美国对华态度的这种状况也不一定满意,但很少有人出来公开表示质疑。 另一方面,我们在重视美国语言表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看美国实际做了什么。最近,美国和法国、英国一起轰炸叙利亚,如果按照《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界定,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那么美国就应该从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地方撤回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美国为什么没有这么做?这就说明美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全球战略和根据这个战略制订的对华政策,即使有也未必能实行。在具体事情上,美国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做。中美关系中除了贸易问题以外,没有特别紧迫的问题需要马上就解决。对美国而言,伊核问题、中东乱局、阿富汗问题、俄罗斯问题、朝核问题等都没有解决,怎么能够把主要的精力从这些紧迫的问题上转移,去解决那些并不十分紧迫的中美关系问题呢?中美贸易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特朗普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们不能被他套住、吓住。 王缉思率团拜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文章经国业:为中国策 澎湃新闻:2012年,您和李侃如合作撰写了《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直书中美决策层如何认知对方,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撰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王缉思: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和李侃如同时发现,中美关系在往一个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当时出现了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两国间的经贸摩擦也越来越多,很多问题同时出现。我们觉得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都不一定准确。 李侃如提出来说合写一份报告,我也很赞同,于是我们开始合作撰写。在撰写的过程中,李侃如去美国的政府部门采访了一些决策者或者参与决策的人,去听他们的想法。而我则是凭着自己的感受以及对中美关系的理解来写。我写的部分,容纳了中国如何看待美国的各种观点,其中有的观点表露出对美国非常反感,觉得我们对美国的政策太软弱了,有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对美国太强硬了,美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应该进一步缓和或者改善中美关系。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认知美国的一些主要观点。李侃如写的部分,基本上也反映了美国政治主流对中国的看法。 我得到的批评也是来自两个方面。有人说,中美战略互疑没有那么严重,中国和美国的沟通很多,没有互相之间的不理解。也有人说,报告对美国的批评还不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战略互疑的问题,而是美国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收到这两方面的意见是正常的,如果只收到一方面的意见,那就说明我的报告可能并不十分客观。李侃如得到的美方反馈也与此类似。而美方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原来中国人对美国还有这么多负面的看法,美方在和很多中国人接触的时候只听到了好的一面。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 王缉思:中美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出在战略互疑上?我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怀疑。我们把对彼此的认知很直白地说出来,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难道战略互疑就会因此而减少?我们在报告的最后提到,如果做不到削减战略互疑,那就只能想办法缓解危机,不让中美产生全面的对抗。也就是说,这种战略互疑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难减少、无法减少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的分歧不但继续存在,甚至越来越大,中美战略互疑很有可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接触越多,相互之间的怀疑会随之减少。但事实上,在政治问题上,很多时候接触多未必就会减少怀疑,反而可能因为接触增多,怀疑也随之增加。比如,美剧《纸牌屋》里的副总统和总统之间就有互疑,总统觉得副总统要篡权,副总统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实际上就是想篡权。如果总统和副总统之间都有互疑,国家之间怎么能够避免?因为利益、价值观、意识形态不一致等等,很难消除对方的怀疑。所以,问题不在于减少战略互疑,而在于减少对抗的可能性。这是我写这篇报告以来,思想上发生的一个变化。 王缉思率团拜访卡内基和平研究所。 澎湃新闻:您撰写的《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一文也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而当时的一个背景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如何看待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王缉思:我在那篇文章里写道,“西进”不能称为一个战略,只能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是对中国地缘政治定位的重新思索。“东方国家”是欧洲人给我们的界定,我们原本是一个“中间国家”,“西边”是欧洲,“近东”是日本,“中东”是夏威夷,“远东”是美国。我的意思是,我们既要往东看,也要往西看。古代的丝绸之路也表明,往西走曾经是我们的主要通道。 我认为“亚太再平衡”是“虚多实少”,美国虽然提出了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投放到亚太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都是有限的。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对奥巴马政府时期总统本人以及其他美国高官的外访活动进行过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奥巴马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关注点和外交重点仍停留在中东和欧洲,亚太排在其后。所以,实际上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没有完全转移到亚太。 美国原来的战略重点是什么?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大问题。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结果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我们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是越南战争又打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美国战略重点,与美国实际上可能会做的事,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实际做的事,很多时候并不是美国主动想要做,而是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迫使美国必须去做。比如,美国最初并没有想用主要力量去反恐,但是“9·11”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方向。从国际关系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一个国家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澎湃新闻:您将自己的作品集取名为《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 王缉思:我说的“理性”是指用比较理性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不能太感性和情绪化。作为学者,首先要知道事实是什么,知道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然后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至于怎么办,那就不是我的任务了。 《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封面 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我觉得这也是中美两国老百姓的愿望。我不希望中美之间打仗,打仗会带来很大的牺牲。中美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坐下来讨论,有摩擦就想办法化解。摩擦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中美之间不应该发生战争。理性可以让我们避免人类遭受大规模的战争灾难。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 王缉思:当前很多美国人都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悲观,但是我不悲观。首先,美国如何将其对中国的反感、敌意转化成实际的政策?美国人目前并没有清晰的思考。美国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实际行动,比如说关闭几个孔子学院、限制中国人赴美签证、派级别高一点的官员访问台湾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中美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加,但都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面的战争和对抗,不会回到冷战前期那种相互隔绝的状态。美国一些对中国有敌意的人所能够造成的麻烦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产生更大范围的敌意或者对抗。 我之所以相对乐观,还因为我一直记得和美国人交往中的一个例子。1992年,我去美国访问,和美国一些人士探讨中美关系。我当时觉得两国关系很不好,因为美国威胁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等。我遇到了年长的美国“中国通”鲍大可,他比我乐观得多,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对中美关系、对中国那么乐观?他说:“我30年代生活在山西,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我没有理由乐观吗?”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话。现在,我也会跟年轻人讲我年轻时候的中国和中美关系,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和中美关系,我们当然有理由乐观了。 一个欧洲人问我,现在中美关系面临的是暴风雨还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但是暴风雨是有可能过去的。我认为是暴风雨,而不是气候变化。因为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我不相信中美关系还会回到过去的军事对抗状态。我们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美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美国最终将会承认中国强大的现实,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进步意义。所以,中美关系的未来,一部分取决于美国,更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信心,是因为我相信尽管前面道路上会有激流险滩,中国还会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特约记者 张骐)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别看特朗普嚷得厉害,其实白旗已经准备好了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龙洲经讯首席经济学家,《资本主义4.0:新经济的诞生》2018-12-01 08:18:56 来源:观察者网
【文/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
许多人认为近期中美的接触将决定未来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生死存亡。但实际上,即使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我们仍然有四大理由期待美中关税战降温。 第一,近来美国政治话语风向发生了改变,不再聚焦于美国就业问题,而明确提出“遏制”中国这一反华目标,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科技实力,进而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当前一整代人要与遏制中国的势力展开抵抗斗争,因此中国无法承受在这场冷战2.0的遭遇战中落败。 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许多政策工具,可以确保中国经济免受美国关税严重损害。在关税降低出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央行可以通过刺激内需来抵消外部经济冲击。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几乎完全是人为调控的结果,中国在权衡之后决定金融体系需要去杠杆化,地方政府要减少借贷,基础设施投资过热需要降温,以及高涨的房价需要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这一系列紧缩政策可以随时调整力度甚至扭转方向。 如果说此前人们还有些怀疑中国政府调整经济政策的意愿,不相信政策导向会从紧缩转向刺激,那么过去几周的种种迹象已经可以打消这种怀疑。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中国决策层已经明确表示,即使预算赤字增加、去杠杆减缓和货币紧缩放松,也不允许中国明年的经济表现进一步疲软。 我一直强调,中国必然会调整政策方向。就好比打起仗来,政府才不会担心负债占GDP比例或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等技术细节。 第二,既然习近平主席已经展露出保卫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和意愿,那么特朗普的政治考量必然会发生改变。 如果特朗普希望在与中国的贸易较量中“大获全胜”,使其有资本在2020年大选中吹嘘一番,那么他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与中方达成协议。因为一旦贸易战打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当美国对华关税从10%增加到25%并覆盖所有中国产品时,贸易战将不再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其对美国经济前景造成的损害将远甚于当下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假打”。 届时,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不是中国可能对美国农民或跨国公司采取反制举措,而是来自关税的凯恩斯效应。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征收关税相当于直接对中国出口商征税,同时还在美国创造就业岗位。这样的观点在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的时期或许是有道理的,但当下美国就业充分,国内生产没有明显可取代中国进口的空间。这意味着关税非但难以打击中国经济活动和就业,其成本反而将主要落在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头上,推高美国通胀和利率。 第三,在特朗普此前的地缘政治谈判中,并非没有提前鸣金收兵的先例。从特朗普面对的各种重大外交冲突中——包括朝核问题、美墨边境以及《北美自贸协定》修订等——可以看出,他的惯用手法是抛出侵略性言论,待其几乎到了战争边缘的时候突然以谈判取得战术撤退的结果。最近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例子是他放宽了对伊朗的制裁,以防止油价涨破80美元。 我给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取了个名字,叫作“大声嚷嚷,袖藏白旗”。他的做法虽然看起来不着调、不诚实,但其实对他个人甚至美国国家利益而言是相当成功的。他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幌子,展现出比往届总统更积极进攻的样子,一方面既激励了硬核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没有真正承担任何军事或经济风险,避免美国选民付出任何严重代价或牺牲。 如果中美两国能在近期达成协议,那便延续了上述规律。但即便双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欢而散, 美国短期内继续征收反华关税,然后在数周或数月之后,美国仍会借某个时机发起敦刻尔克式的“胜利大撤退”。 最后,尽管中国绝不接受在中美冲突首回合就遭遇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必须被视作失败者。从以往经验来看,不仅中国完全可以接受平局或休战的结果,特朗普也必然会感到满意。如果中国能在意愿范围内做出某些面子上或实质性的让步,使两国在贸易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问题上达成协议,这将有利于特朗普的个人声誉。 事实上,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142项贸易要求清单中,中国已经同意满足其中约40%,并可以就另外40%进行谈判,至于剩下的20%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谈判的,它们涉及科技和产业补贴。当然这部分政策正是鼓吹军事反华的美国鹰派所强烈反对的,因为它们将使中国在本世纪下半叶有能力挑战美国的科技和军事霸权。 但特朗普真的在乎2050年以后的事吗?他更关心的是2020年,因为他必须再次面对美国选民。如果把握住这一点,那么他结束与中国的对抗便不再遥不可期。 (观察者网凌子奇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 崔立如:强调中美合作共赢,但对现实要有准确判断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2018-12-08 08:01:23 来源:文汇讲堂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贸易问题达成重要共识。12月2日下午,“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G20“习特会”和中美新关系格局》开讲,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主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图片来源:文汇讲堂 习特会对未来中美关系演变有重要预示性 全世界都关注这次习特会,原因在于这次会晤的重头戏是谈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结果,各方专家之前的预测不外乎三种:A是好的结果,双方谈判取得突破,互征关税结束。绝大部分人对此基本不抱希望。B是坏的结果,会谈失败,互征关税升级。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因为会谈前基本没有可以感到很乐观的重要信息。C是不好不坏的结果,就是互征关税暂缓,双方坐下来再继续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不够好也不太坏的结果。尽管中美双方官方说法有所不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避免了最坏的结果,大家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再看事情如何发展。 事态发展的前景,还是ABC三种可能。我倾向于C的可能,就是说很难回到以往的状态,也不会走向全面对抗或脱钩,而是在竞争合作摩擦中曲折发展。这是因为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建立在极大的互补性基础上,以合作为主导的相对纯粹的经贸关系,战略竞争的维度已成为中美双方经营经贸关系经贸关系的重要考虑。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中美经贸摩擦、关税战,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的发展趋势。同样,两国首脑这次会晤的结果,对于我们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演变具有重要的预示性。做出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整个中美关系已经转向一种新的关系格局。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历史转变中,中美进入新关系格局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格局演变向度来考察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大脉络,从而有助于更为深刻认识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主要变化与挑战。 这里对所谓“关系格局”的定义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时空)下,中美两国之间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构成和基本战略态势。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结构相近,但区别在于他们讲的主要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结构,而关系格局的说法还重视关系形态的作用。 中美关系格局,包括三方面的含义:权力结构、关系形态和各自主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战略。它又是物质和观念两方面的发展与演变的合成。基辛格最近讲话提到新范式问题,但没有说其的具体含义。而新的关系格局已经显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发展。我用三个字来谈谈对这一重大发展的看法。 一个“大”字了得,中国地位的历史回归 中美关系是“大关系”。超过一般叫大,包括体积、数量、力量、规模、程度等;超过很多我们叫超大。就国家而言,如占据的地理空间,比如说领土大,资源多,人口基数大,经济总量GDP大。当然中国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放在大里面,还可以作软硬实力的区分。上述的这些大,就会产生超过一般的力量或能量。也就是英语所用的power。能量大,你的包容力就会大,这就关系到民族心态。还有就是它的潜力,它的承受力,它的地缘战略回旋空间。承受力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在很穷很弱的时候还有很强的承受力,抗日战争我们可以打持久战就是体现了大国的承受力。所以GDP总量大的重要性与人均GDP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国家之间真正要进入较量的时候,特别是对抗、战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你的总量。 中美关系除了大,还有不同。“大而不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基础及主要特征。中美之间的不同包含了两个字的内容,“差”与“异”。前者指的是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或者讲现代化程度的差距;后者指的是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 处在这一大关系当中,中美双方始终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处理两大国之间的不同。近2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前者的差距在明显缩小,而后者的差别则是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大而不同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状态。 当今,中美两国GDP的总量,占到世界的1/3,今后可能进一步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能量和外溢效应,也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就是今天中美关系这个大关系的分量和意义。 一个“变”字了得,中美关系今非昔比 中美关系回归大关系更加完整的内涵和外延,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带来了中美关系结构与关系形态的重大变化。这是历史的发展,也是历史在更高的层面的回归。 首先是关系结构的变化,由简单关系结构发展到复杂的关系结构,由战略关系到全面关系。其中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关系成为两国间最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这是新关系结构最重要的基础。 然后是新的关系形态。两国关联度的变化,由疏离的关联度到密切的关联度,从隔离到交往,到利益捆绑,到相互嵌入。中美已相互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2017年双方的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致出现了”中美国”(chinamerica)一词。这就是新的关系形态。众所周知的说法就是中美已成为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形态发生的最基础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变化。 2017年双方的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第三是,上述变化带来了战略互动态势的转变,由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关系发展转向两大国进入同一个等级的战略竞争,包括双边、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形成新的战略态势。 一个“竞”字了得,向新关系格局转变的头号关键词 当前中美新关系格局最具动态性的发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无疑是日益凸显的战略竞争。与此相关,中美关系的主导面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经贸战就是突出例子。 中国说合作共赢,是强调我们的理念和努力的方向,但是对现实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才行。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底的国家安全报告等三个文件,以及后来的印太战略。这个过程也包括中国外交的进取与塑造也在发展。中国崛起是必然的趋势,美国是一定要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这种竞争主导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关系格局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对这一问题的说法大不相同。对此,美国人的说法十分明确,就是争夺主导权,所谓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而中国方面并不接受美国的说法,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问题在于美国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对中国存有偏见,同时对自身的衰落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中国也同意双方应该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国方面从正面提出倡议,双方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方面从正面提出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两家不同说法,不同的思路和观念,实际上反映了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发展面临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矛盾,美国霸权是个强大的现实存在,中国崛起是不可逆转的。为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中国崛起对应(VS)美国霸权。破解这个结构性矛盾,也是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外交上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面对各自新角色的适应期,加大有效“管理风险”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推导出中美两国必然会走向对抗。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新的关系格局既有结构上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性,也有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如何演变,取决于双方战略上如何互动。旧关系格局向新关系格局转换,其实质含义就是重建平衡。美国和中国在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平衡上迄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这是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核心问题。 我们正处转折期的挑战就是,对于新的变化双方一时都难以适应。各自都有自己的惯性。我们讲美国不适应,那是显而易见的,用传统的思维对待所谓中国的挑战。中国的不适应,是我们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地位,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种种新的挑战,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知识观念和竞争能力都需要大大的提升。在双方都没有适应的情况下,风险和不确定性都会大大上升。所以在转折时期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叫“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就是承认风险、认识风险,然后想办法把它管控在不失控的程度。这也包括危机管理,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分不同的层次和领域。 在形成有效管理风险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尤其具有紧迫性,这包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打硬仗的实战能力,以及善于学习的能力。我们对美国要进行再认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特殊,从业余到专业。 崔立如认为,中美面对各自新角色的适应期,需加大有效“管理风险”|图片来源:文汇讲堂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改变了发展动力学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了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的基调反映美国战略界和华盛顿圈子的主流看法。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现今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大国竞争,主要的对手是俄罗斯和中国,一个是在欧洲地区,一个是在亚太地区。来自中俄的挑战主要是要改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报告又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国家”的大帽子。美国认为,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不同的地缘政治挑战之,而来自中国的挑战更加具有综合国力意义上全面的竞争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和随之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但将中俄等大国竞争的挑战置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上列为头号挑战,同时把对华经贸关系列为国家安全范围。这是2018年3月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施压升级的重要背景。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一旦确立,主观意向将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各自的战略判断,凡事首先着眼于负面的可能性(无论是就意图还是后果而言),为最坏的情况做防范准备,从而使双方之间在重要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法趋向更加对立化。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中美之间的互动效能发生逆转,双方之间的战略对话,与40年历史中曾有的有效沟通、增进理解有所距离。 与此同时,两国各自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也在经历重要而敏感的调整时期。人们就当前一些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化状态。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经济与政治、内政与外交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外交决策不但深受内政形势发展的影响,甚至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或政治运作的工具。特朗普将“美国优先”作为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则,内政外交混为一体,极大的改变了美国外交的传统形式。以当前政治考虑为重,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在当下国际格局大变换时期演变为内外同步共振的态势已经屡见不鲜。 此外,信息化社会为各种利益群体对相关外交议题发声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反建制派、反精英的潮流,更使外交事务作为专业人士的传统领地门户大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成为时代的风尚。在这样的形势下,像以往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等得到最高授权的特使,在分歧严重、关系紧绷形势下着眼战略大局和长远利益,以静悄悄的方式寻求可以达成妥协的战略对话已难以再现。 基辛格(左),斯考克罗夫(右)|图片转自文汇讲堂 中美未来前景展望:管控竞合和摩擦 从以上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是源自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内外发展进程相互激荡,在多极化国际关系格局下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互为主要对手的战略竞争将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由此带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将成为常态,其在安全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当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议题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第二,中美双方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与此同时,美国长期拥有霸权地位形成的政治外交军事惯性,与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的强劲势头的战略角力,将在双方都持有的“避免对抗”的认识下加以管控,同时双方也会在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展开有限合作。这是亚太安全合作的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条件。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使然,这些管控与合作都具有相当的脆弱性。脆弱性也是一种潜在的不确定性。 第三,在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过渡时期,中美两国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引导作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建立有实际意义的个人关系和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无论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局的稳定,还是对处理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寻求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多边框架的基本共识,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两个负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尽管中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各自追求的理想目标有显著的差异,但双方都拥有务实的战略文化传统,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国家和人类社会长远利益为根本诉求的理性精神,终究能在重大变局的挑战面前发挥主导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前景抱有信心。 【本文首发于文汇报-文汇讲堂,观察者网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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