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战火正鼾，虽然可以透过贸易战表面的机理看深层次的所谓文明冲突，但假如我们再走深一步，再透过文明冲突的深度再深度一层，看到的却是埋在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表面看是亨廷顿文明概念模糊不清的冲突，具体看实际是商业文明下的意识形态和农业文明下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回顾1980年代日美的贸易冲突，美台的贸易冲突为何都于战前熄火；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接近而未战先和。中共为什么让战火升起？原因可以从历史中农业文明的由权力引起的专制中找到答案!

1.       英国工业化社会转型前的预备环境与中国社会转型前的比较

胡温政府于2005年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取消农业税意味着中国自“同治中兴”以来的工业化脚步，取得了成功。

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之后欧洲的农业革命和随即而来的商业革命。欧洲的农业革命，以铁犁的发明和由北方游牧部落带来的大型牲畜运用在农业耕作上为标志。铁犁和由四头到八头牛牵引的重犁，可以在欧洲重壤黏土地上耕作；从而改变了之前的休耕轮作法。从此以后三田制崛起，春播地、秋播地和休耕地带来了种一收四或收五或更多。粮食的剩余和富裕紧接着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于是，从1200年开始到1700年，欧洲商业繁荣，商业形式和市场迅速崛起，各种商业机构和商业形式，长距离运输，奠定了直至今天的商业形式。

在此一特点上与中国城市的发达和形成历史相比，欧洲此时的大都会，都是由于商业的繁盛而兴起的；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大都市却都是由新石器时期原来的商业或临河居民点进而以政治为中心崛起。欧洲的这一特点继承了克里特岛的商业社会模式和经由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社会建构模式。比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的崛起，都是以商业为中心点儿而崛起。定期的市集，比如最著名的香槟市集都源于商业造就的城市的兴起。而在农业社会中兴起的中国城市，都是以政治为中心而兴起。

人类的文明，无论有多少种表面形式，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波斯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在几十种各色各样存在过的文明建构形式中，我们都可以总结归纳出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这两种基本形式。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式文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农业文明中存在着商业形式；在商业文明中存在着农业形式。人类从小型社会，经过意识形态的凝结而不再像过往的社会或向文明发展的过渡社会那样，依赖文化作用于社会的凝结。建立大型社会的过程，成体系的相信什么、仰赖什么，也就是意识形态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社会都出现混沌状态。如上图阴影部分所表示。

横轴的K值是环境对人口的容纳量，在K=3.57的时候，社会建构分化出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建构社会的分叉。从图形中我们看到，社会的建构方法在3.57以后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文明形式。这多种多样的形式都与之前的历史有关。让我们简单叙述含有两种生存繁衍策略的社会，哪个策略占优势从而主导社会建构方法。具体的分叉点是：

·         K=3.0             猎食者/草食者的分叉（这个事件发生在大约500或700万年前）

·         K=3.4             一夫一妻制的繁殖策略/混合繁殖策略分叉（大约发生在250万年前的直立行走所引起的行为改变）

·         K=3.57            商业文明/农业文明分叉（含游牧文明，在中国发生于武王克商的殷周之变）

·         K=3.5706    市场文明/权力文明分叉（在中国这个大事件发生于周秦之变）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各个社会的总体中都包含有崇尚两种策略的人口，也就是一分为二或阴阳结合。在K=3.0时，一枝分叉向上，一枝分叉向下。表示社会进入相对不同的建构方式。在各自向上和向下的分叉中，又出现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我们假定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继承于猎食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虽然也发生在猎食者的分叉的一枝，但更多地是继承自草食习性在等位基因的显性表达。也即是说，我们可以把行为大致分成两组，他们互相有继承关系：

·         猎食行为------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商业文明------市场文明

·         草食行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农业文明------权力文明

猎食行为中能分化出一夫一妻制繁衍策略，同时也能分化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草食行为中也分化出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和混合交配繁衍策略。同样，混合交配繁衍策略中也建构出现了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也建构了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但由于其源头不同，同样的商业文明却与混合策略中出现的商业文明既有所不同，又有所雷同。以下的市场文明与权力文明也是如此。这种复杂的互嵌结构就是阴影部分的混沌体构成。

中国的社会建构，走的是：草食行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农业文明------权力文明的路径。

西方的社会建构走的是：猎食行为------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商业文明------市场文明的路径。

当然猎食行为也可以进入到权力文明，比如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也曾经进入以集中权力为中心的文明形式；中国在宋朝时期由于行政上的疏忽而造成商业的鼎盛繁荣也是明显的一例。

欧洲在商业革命时期也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 1300 ~ 1500）。人文和人本的思想普及又促进了欧洲的新教改革。人文人本的意识形态普及到了新教教徒的灵魂深处。接下来发生的工业革命（1600 ~ 1800）， 科技革命（1543 ~1700）也就好似顺理成章。英国工业化的出现，首先是海外急需的大量铁器制品和其次生产品，而英国的人口和人工又不能满足这种市场的大量需求。科学、商业、海外市场、自由和人权的人文观念，几个因素的巧合让英国首先进行工业化社会转型。到1840年代英国首先完成工业化。这是欧洲具有的历史机遇和之前社会变革的渐渐准备。然则中国却缺乏社会转型的这些铺垫，对商业革命的出头和萌芽一直采取打击措施；因而在商业文明炮击此前一直轻视商业的农业社会的时候（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的震撼与不解、抵触都是可以理解的。

此时的亚洲社会，或者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全盘照抄，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全盘西化（此时的日本国民还没有意识到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工业社会中的作用）；或者如中国传统社会一样地挂羊头卖狗肉，外儒内法。意识形态方面可以宣扬尊崇儒家的“仁义道德”，行为上却可以遵循法家的严苛和残暴。工业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今天抵制西方自由化，“民主不适合中国”的意识形态都如出一辙。今日拒绝“全盘西化”的中国社会，默不作声地却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实行全盘西化；而仅仅只在春秋战国时代涌现的、各种古文献所探究、探索与发现的统治人民的权术和思想方面坚持中国传统。中国在轴心时代的所有文献，都离不开“牧民”术或“驭民”术这种专制思想的核心理论。没有认识到这些古文献中的专制思想对社会建构的作用，是今天统治阶级依然死不悔改的肇因。这与同时期发生的希腊轴心文明截然不同。

希腊轴心时代不仅仅研究探索自然，也探索人本身和人类行为建构起来的人文现象和其中的道理。中国的轴心时代部分研究人，大部分在研究“牧民之术”，如何统治人民，把人民当做羊群一样如何“牧羊”。希腊轴心时代出现以第欧根尼斯（前445 ~ 前365）为代表的厌恶文明生活，厌恶常规生活的人生哲学；而中国轴心时代所出现的类似的道家哲学，却以“不争”之术而实践“争”的虚伪态度。

2.       进入混沌状态的文明社会，也遵从演化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规律。

混沌现象中有区分一级混沌和二级混沌的分类方法。当股票快要崩盘的时候大量资金进场护盘，就会推迟或避免崩盘，出现另一种混沌现象。这个另外的混沌体叫做二级混沌现象。中国初步工业化的步伐也是如此，是经过了人为的干预而没有进行工业化的转型迈进。

同治中兴时期，中国与日本、美国起步工业化的脚步几乎是在同时，都不算晚。日美的工业化都顺利地在1890年代完成；而中国由于人工干预，工业化步伐直到100多年后的胡温政府才实现和完成。

人工干预工业化进程，导致二级混沌出现，以上海1876年吴淞铁路的建成与之后拆毁为标志。1872年，英国怡和洋行出资向上海道台沈秉承购买上海至吴淞的长9.25英里，宽15码的地皮含糊地声称修建马路。取得土地支配权后，立即开始铺设铁轨，于1876年2月14日由机车“先导号”开始试行。1877年10月20日，清政府分三次付款把吴淞铁路买下之后全段拆除。吴淞铁路虽然在20多年后，1898年9月1日再次重建通车，但心中的“商业文明头脑”和“科学思维”、“人文人本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出现。

清政府人员反对铁路的理由有三条：

1)      资敌：铁路对洋人长驱直入有利

2)      病民：占用大量农田、拆迁民宅坟墓，破坏风水

3)      失业：铁路建成，沿线舟车挑夫、行栈铺房无以为业，失去工作必然成为流民、流寇

今天我们怀着社会建构和演化的知识来审视分析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两种思维的分类时，必然导致结论说这些理由都是农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这与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描述的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现象的价值观判断颇为类似。当你有理由面对新鲜事物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你的意见本身都带有原本社会和个人成长与知识结构的烙印。马克思作为乡下出生长大的律师的孩子，来到已经工业化的伦敦，在乡下成长所接受的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乡巴佬观念与工业化的思想观念冲突比比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虽然冠上黑格尔辩证法内核，仍然不经意地露出许多乡巴佬的农业思维的价值观念。

这种乡巴佬的价值观念，就是社会转型和演化道路上的二级混沌之手。此种人工选择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脚步晚了100多年之后才实现的原始肇因。在那个工业化初初开始的年代，不乏那种“反美是工作，来美是生活”的人。他们嘴上反对着西方自由化，心里却极端羡慕赞美着西方的生活和价值观念。以打小报告破坏留美幼童学业，最终逼迫他们回国的驻美使节陈兰彬（1816 ~ 1894）为例，就可以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在庙堂之上，像刘锡鸿（？~ 1891）这样“揎拳掳袖，破坏新政”之人，绝不是少数。而在晚年刘锡鸿出版了他在英国的《英招私记》，却是另外一番说辞；表明了他对西洋的羡慕和赞美。刘一生中反对洋务，希望“以夏变夷”；颇可与今天宣传的“中国模式”以及大外宣的“北京病毒”企图感染西方世界的不伦不类相互比较。刘锡鸿认为发展商业是“舍本逐末”，恰与西方的商业革命的“经商致富”思想相左。（这段历史的叙述可以参考秦晖的演讲：晚清西化潮的由来与演变。油管上有视频）

3.       本末之争和现代社会发展

中国历史上从商鞅开始实施“奖耕战”、“抑商贾”的重农轻商政策，但是轻视商业和贬低商人实际始自“武王克商”以后对殷商人做为亡国奴“氓民”的轻视和歧视。商业的“商”字就起源于三代的商朝。而商朝是一个手工业、冶铜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虽然在8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就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以及5000年前的二里头等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但作为实际流通的文字，应该是起源于商业交换的飞速发展和发达。世界上各个地区文字的起源都离不开商业活动的频繁和复杂。因此中国文字只发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也就不足为怪。商代的手工业与商业的飞速发展就是中国文明开端的成果；这话的真实性应该不是虚来。只是由于商朝的覆灭，作为亡国奴的殷商遗民，受到从事农业为主的周人的歧视和讽刺挖苦，也就不可避免。所以中国古代成语里就有“守株待兔”、“杞人忧天”、“刻舟求剑”这类讽刺挖苦商朝的亡国奴的话语。这不仅仅导致商鞅发明出“奖耕战”、“抑商贾”这种国家政策，也传承了轻视手工业、轻视工匠艺术的文化传统。在后代“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排序中起到了作用。商鞅的“重农抑商”国策的来源和在后代的执行，都有早前的民意基础。

从事农业的周人取代之前的工商业繁盛的殷是中国历史分叉的大转折点，是文明之初商业文明被农业文明取代的历史大转折。

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刚好相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与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的价值判断与文化信仰都反着来，走的方向都截然不同。今日的科学源自于希腊神话崇尚手工艺人的工匠精神。代达罗斯打造的克里特囚禁牛头怪物的迷宫、用蜡沾在肩膀上的代达罗斯的翅膀、用细线绑在蚂蚁身上穿过蜗牛壳的工匠智慧，处处都反应着希腊崇拜手艺、崇拜工匠的精神起源。一直到19世纪的西方，科学家都被看作是能工巧匠而受到人们的尊崇。可是在中国，无论铁匠还是石匠都是统治者驾驭和统治万民中的一员，属于社会中的下九流，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这种价值观相反的左右处境，就是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区别。反应在对待官府、政府的基本态度上，也是如此。父母官？还是公仆？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在今天依然是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造矛盾冲突的核心。对孩子的教育观念上尤其如此；不打不成才？还是夸奖鼓励式教育？在西方的教育观念改革中，剔除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依赖的是科学的探索和发展。自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以来，西方的夸奖式教育已经蔚然成风。而农业传统的1950~60年代的要求男孩子喝黑咖啡，不加糖不加牛奶的“斯巴达式”教育早已被统统摈弃。

科学能够给西方民众的生活带来更新和行为改变，不仅仅在于可见的和可以使用的科技产品，也在于人文科学方面对人们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刘强东涉嫌强奸被捕一案在中国大众眼里或刘的周围想打造的是“仙人跳”的价值判断，而在西方，法官坚定地认为即使是女方自愿，哪怕事情进行到一半女方说要停止，男方也要停止；否则就是强奸。中西方的价值观冲突，不仅仅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等等宏大方面，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中。

今日中国的文化始自西周。“牝鸡司晨”传统根深蒂固；而在商朝的商业社会里男女平等观念根本是日常生活。武王克商之后的价值观念改变，就是农业的价值观全面在中国社会取得优势的时刻。农业文明的价值观歧视和污名化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和其体系也就在所难免。从“无商不尖”到“无商不奸”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社会在商业革命之后，也从“为富不仁”的农业文明观念发展演化为商业劳动也是“劳动所得”的价值观念。

而中国缺乏这场商业革命，由此商业革命引发的新价值观念依然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

不仅仅缺乏这样的商业革命，也缺乏人文、人本主义革命。自武王克商以来星星点点的人文思想虽然在中国有所闪烁，有所闪光，比如为“克商”合理性而提出的“惟德是辅”，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昙花一现的人文人本精神，犹如在月光明亮的星空，毫无作为；只在某时某刻与其它众多的思想闪烁，在夜空里稍做停留，然后就被月光埋没，从没有照亮社会。

前边提到西方还经历了科学革命，所以西方人的科学精神与科学观念在知识阶层普遍存在；被视为生活常识。而中国没有经历过科学革命，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仍然认为由人的行为互相交错作用而来的人文是学科不是科学。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差异，造就了中国社会没有科学的思维，更谈不上科学的精神。胡温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社会还不存在的科学发展观，但科学发展观如何启动、如何运作和如何实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崇尚传统玄学的社会里，依然是一头雾水。（注释:依当今的教育学和洗脑技术，从理工科的科学与逻辑精神来替代传统玄学为美的价值观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就看政府做还是不做。这是另外话题）

                由于中国历史缺乏商业革命、人文人本主义革命、科学革命这些历史过程，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根本没有汲取西方社会的真谛和营养。在洋务运动之初，中国原教旨的儒家思想者立即就体会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实乃传统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的辉煌实践。（请参考油管上秦晖教授的讲座：清末西化潮的由来与演变）。但当他们认识到西方的政教（政治制度与信仰体系）“利国利民不利君”的时候，依附在君权下的这些官僚体系马上开始反对“洋务”、反对“西方精神污染”。这就是清末陈兰彬、刘锡鸿这类反对“洋务”的一批人起来“揎拳掳袖，破坏新政”的精神演化路径。今天的当政者，完全知悉历史的不可阻挡的大潮，所以一边准备沉船计划、把家人与侵吞的金钱财产转移西方，一边拼命反对“自由、民主、人权”。“反美是工作，来美是生活”之流的精神底蕴与清末的那批人实出一辙。

回顾以上的历史和事实，我们只找到了贸易战起的原因，也就是破除专制管制下的权力造就文明，改以市场造就文明；让市场造就商业化，让商业化刺激个人的聪明和才智，让大众操控的公共管理系统------政府来调节和引导而不是像权力文明那样管控市场。经过“洋务运动”的今天的当权者，面对川普的结构性改革的威逼，很快会遇到一场它的“甲午之战”。川普的贸易战就是一场中国的第二次甲午之战。贸易战的结果，兲朝必败是不争的事实。当政者希望把它打成《鸦片战争》，签下贸易合同，之后像“广州入城”或袁世凯被迫与日本签订“民四条约”一样背后搞点小动作，吩咐底层民众不租房、不租地给洋人或日本人。也许兲朝的寿命还可以延续五、六十年。如果打成甲午之战，那兲朝只有十几年的寿命了。怎么办？这是当今贸易战的关键。

                像当初日美贸易战一样，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必然要打造合理公平的市场规则。纠纷有仲裁公平的且也必须是独立的法院和法律系统，政府和立法保证工商业的和平与公平竞争环境，好使得众人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以在公平的市场上竞争。亚洲国家没有经历过商业化革命，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四小龙等都在美国的贸易战威逼下补上这一课，走过这场内部的革命。而川普的贸易战，其实质就是促进亚洲社会的商业革命。 只有实现了这种商业革命，人们同时接受人文和人本的思想，才得以在科学上和产品创新方面取得优势和竞争能力。这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国当局者目前鉴于维护统治权力，仍把自己看作是统治者、牧羊者从而得到特权。这种专制的农业文明制度，以及在社会转型期间才出现的极权制度，过渡体制，会拒绝社会的转型，或放慢社会的转型，给社会转型施以表面的嘉许但实质的阻拦。我们明白了这些，也就能够完全理解和获得从工业化向商业化和知识资本化转型的解决之道。

                中国社会在同治中兴时期拒绝了工业化转型，这次在美日的资金与市场开放、最惠国待遇的帮助下实现了工业化，那川普的贸易战刺激和敦促向商业化和知识资本化的拒绝不可能像满清一样获得拖延直至100年后才得以实现。无论觋金瓶怎样走下一步棋，不做政治改革，失败的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走入商业化和知识资本化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化之后的韩国和日本都是前车之鉴。在创新和文化、对知识方面的推崇与态度，必然是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的。台湾与香港受大陆胁迫在向知识资本化社会的转型上没有日本和南韩明显，这当是另外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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