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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赌孟晚舟会被引渡去美国 2020-05-22 13:19:18

否则5眼联盟成了空话和玩笑。


尽管加拿大总理声称政府不能干预司法,但是特鲁多这魁北克某腐败公司被调查时给司法部长压力以致她辞职。 世界上没有什么完全独立的。


最近美国逮捕了帮助戈恩从日本逃回黎巴嫩的父子俩。 这两人是应日本的要求而在美国国土上被美国警察逮捕的。 这父子俩既没有在美国国土上犯法,也没有触犯美国法律。 这充分说明西方国家(日本算是其阵营的吧)对其之间的司法合作是严肃的。


如果加拿大放了孟晚舟,这在美国和加拿大关系上将出现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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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三)- by 陈林 2020-05-21 10:10:59

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三)

—— 胡适长期垄断“甲戌本”秘不示人并掩盖售买真相

陈林  2013年11月12日 11:47


上篇专栏指出,“戚序本”和“甲戌本”的批语大量雷同或近似张新之独创的评点,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剽窃和篡改了张新之的独创评点,胡适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从证据资格和证据证明力来看,胡适的举证根本不能证明“甲戌本”为真。一生反复强调“科学考证”和“方法自觉”的胡适,不可能认识不到“甲戌本”必伪;“甲戌本”看起来能“证实”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论断,这才是胡适极力推崇“甲戌本”的根本原因。


目前的一个疑问是,胡适是否一早就认识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说正文恰好沿袭了“护花主人”王希廉(字雪香)于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必定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即“三家评本”)之后伪造出笼的。


前文举例表明,胡适的确用“程乙本”“戚序本”“甲戌本”和“坊间普通本子”做过小说正文的对比,这个“坊间普通本子”就是1884年的“三家评本”或其后的翻印本。“三家评本”的正文,用的正是王希廉于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仔细校改了程伟元和高鹗刊印的“程甲本”中一些讹脱衍倒的文字错误,实际上是程甲本的“修订本”。胡适没有看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说正文沿袭了“三家评本”的正文吗?我暂时不能确定。但我现在要公开举证,使大家能进一步了解“戚序本”和“甲戌本”的伪劣本质。


当我在艰苦校勘时看到“脂批”剽窃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事实,很自然地就考虑“脂批”剽窃的小说版本是不是“三家评本”,因为张新之的评点正是通过“三家评本”发挥重要影响的。于是,我特意稍稍考察了一下“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各“脂本”与“三家评本”正文的异同。以下举证说明:


——程本: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王本: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戚序本”、“甲戌本”等脂评诸本同。)



——程本: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娘亲,积得阴功。

——王本: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冬天的梅花蕊十二两。

——王本: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

——王本: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元孙。

——王本: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玄孙。(“戚序本”同。)



——程本: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兄弟的事。

——王本: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侄儿的事。(“戚序本”同。)



——程本:(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谈词》。

——王本:(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戚序本”同。)



——程本: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

——王本: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小红)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这儿拿了去了。”

——王本:(小红)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戚序本”同。)


——程本:(黛玉)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冷冷”二句来。

——王本:(黛玉)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戚序本”同。)


——程本:鸳鸯道:“凑成‘蓝子’好采花。”

——王本:鸳鸯道:“凑成‘篮子’好采花。”(“戚序本”同。)



很显然,“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脂本”的小说正文大量沿袭了王希廉校改“程甲本”后的文字。联系“脂批”大量剽窃和篡改张新之独创评点的事实来看,“戚序本”和“甲戌本”等“脂本”必定是在1884年之后才伪造出笼的。胡适当年只要稍加对比,就能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



胡适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还可以从他重价购买“甲戌本”后数十年间一连串诡异的言行看出端倪。我认为,胡适的诡异言行,只有用其“早知‘甲戌本’必伪”这一结论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最令人质疑的是,自胡适认定“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出“重价”将书买下,直到1961年5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500部影印本,“甲戌本”在胡适个人手中“垄断”了将近34年。胡适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而他个人也无法解释拖延这么久的原因。(参见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页。)下面,我请大家一起来回顾胡适购买“甲戌本”前后的大致情形。



1927年5月17日,游历欧美,经日本返国的胡适来到了上海,下榻静安寺路1225号沧州饭店(即今南京西路1225号五星级锦沧文华大酒店原址)。沧州饭店在当时的上海算得上是一家规模宏大的甲级旅馆,拥有员工超过60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4月来华即下榻于此。



胡适来到上海后,收到北大学生顾颉刚的来信。鉴于北方政治和经济形势很糟糕,顾在信中“和泪相劝”老师胡适“万勿到北京去”。胡适接受了顾的劝谏,留在了上海,并在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49号)租下一栋小洋楼作寓所。



当年7月1日,胡适与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群南逃故交(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邵洵美等人)招股集资,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地址在“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159号”(即今淮海中路与重庆南路交界处西南的兴安路)。



胡适等人又筹办《新月》杂志(月刊),于1928年3月正式推出创刊号,创刊号上就发表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



1928年4月30日,胡适接受上海中国公学校董会的邀请,出任中公校长。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胡适的系列文章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国民党的震怒。



1930年2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5月,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各报又纷纷登载要求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



1930年11月底,胡适举家北上,终于离开了因谈人权而引起众多麻烦的是非之地上海。



以上是胡适在上海暂居3年半的大致情况。胡适在上海的3年半,对他自己和中国后来的“红学研究”影响深远。



1927年5月23日,胡适刚到上海没几天,一个自称“胡星垣”的人给住在沧州饭店的胡适寄来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以上信文引自《历史档案》1995年第二期刊发的杜春和编选的《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之五(第80页)。信中提到的《脂砚斋批红楼》,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戌本”。杜春和在这封信下写了一条长注,全文如下:


——此函即是胡适在1928年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及1961年写《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等文章里,多次说他1927年夏以重金购买这部抄本时,“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而感到遗憾不已。


——其实,这封信就保存在他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廿日,上海。”





(资料图:“胡星垣”致胡适信照片。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于鹏摄。)



胡适购买“甲戌本”的时间是在1927年7月新月书店开张不久。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开篇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按,指6月30日报纸刊发的新月书店开张广告),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21页。)



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又谈到了他购买“甲戌本”的情形: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就亲自把这部脂砚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托书店转交给我。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觉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出处同上,第441~442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又写道:


——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出处同上,第458页。)


胡适所谓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这样的说法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胡适关于购书经过的说法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得不到任何相关旁证的证实;其次,即使我们姑妄听之,胡适陈述的内容也大不合情理。



1972年3月,旅美华人学者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就对胡适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和质疑。周写道:“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页。)



在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公开后,欧阳健、曲沐等人对胡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曲沐写道:“卖书人的姓名清清楚楚,其住址也明明白白。既然如此,胡适为什么要一再隐瞒这件事呢?是否有其不可告人的隐情?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认识。我过去总认为他是‘轻信’‘上当’,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简单。”(曲沐:《胡星垣的信和胡适之的谜——甲戌本〈石头记〉卖书人的发现说明什么》。《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61页。)



前人对胡适的质疑和批评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前人对胡适的说法分析得不够细致。大家仔细推敲胡适的说法,就会发现胡适根本就在撒谎。



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胡适留在了大陆,这或许能为胡适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提供一个勉强的解释,可是这个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胡适完全不可能记不清楚。



这个藏书家“胡星垣”卖书给胡适,并非一件秘密交易,而是亲自送书上门,转交给胡适。因此这个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意图等具体情况,新月书店当时接收“甲戌本”的人肯定一清二楚,否则胡适怎么可能知道“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呢?



胡适如此看重“甲戌本”,出重价买下,这一大笔钱按胡适的说法自然又是托付完全可信任的人转交给原藏书人的,这个付款的经手人当然对原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等具体情况一清二楚。胡适即使一时忘了原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胡星垣的信长期都伴随在胡适的身边,胡适也随时可以询问“甲戌本”的接收者和付款者,何至于“疏忽”了一辈子呢?



这个藏书人“胡星垣”的住址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我通过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查证,现今黄陂北路两侧当年并无“德福里”的官方正式地名,但是有一个叫“福德里”的地方,即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被列入《黄浦区1949~1996年湮没的里坊弄名称表》。延安东路原1230弄拆迁后建成了今天黄陂北路南端路口的“电信世界”大楼。



1909年,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天宝客栈)”设立革命党人总机关,这个地方也被称作“福德里一号”;1914年成立的上海泰东图书局,以及后来“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等人,也曾在“马霍路德福里320号”驻留,这个地方又被称作“福德里320号”。所以我确信,“德福里”应是民间最早和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地名称呼,而“福德里”则是该处官方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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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二)- by 陈林 2020-05-21 10:07:15

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二)

陈林  2013年11月11日 12:24

上篇专栏(《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一)》)指认胡适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借用法学术语,是一种“自由心证”,即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理性良心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胡适通过《红楼梦》版本研究,早就知道所谓的“评点本”都是“程甲本”之后晚出的。根据胡适对各版本的熟悉情况,他怎么可能看不到“脂砚斋批语”大量雷同或近似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明显事实呢?这一明显事实充分表明“脂砚斋批语”剽窃和篡改了张新之的独创评点。


胡适熟悉的“戚序本”(“有正本”)下集第一册封二就刊有狄葆贤重金征求评点的“启事”,胡适怎么可能不知道“戚序本”上集的批语都是“著名小说家”创作的呢?胡适既然知道“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评语,几乎全是脂本所有的,意思与文字全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甲戌本”的批语也是后人伪造的呢?


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实,胡适早就清楚“戚序本”上的眉批都是有正书局的老板狄葆贤所写。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平伯的错误在于认戚本的‘眉评’为原有的评注,而不知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评中提及他的‘笔记’,可以为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52页。)


胡适所说的“笔记”,指的是狄葆贤所著的《平等阁笔记》。胡适能够指出这一事实,判断的证据是“戚序本”第十三回页面上的眉批:


余笔记中时载欧洲事迹,如“数千万金之宝石”、“数百万金之名画”等类,印成时,其中“万”字悉数删去,变为“数千金”、“数万金”字样。盖手民等意中,以谓世界上决无此等昂贵之物,必为笔误无疑,故毅然改之。呜呼!今之改《红楼梦》者,其识见正相等也。


这个眉批同样能够表明“戚序本”的批语全是后人伪造,因此“甲戌本”的批语同样属于伪造,胡适怎么可能认识不到这一事实呢?


从胡适与狄葆贤密切交往的情况来看,胡适也不可能认识不到“戚序本”的批语全是后人伪造,当面简单的求证就能解决问题,哪怕狄葆贤对胡适公然撒谎也不能掩盖真相。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1921年,他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胡适日记来看,胡适跟狄葆贤的交情相当不错。1921年7、8月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请,赴上海考察访问,为商务印书馆“做一个改良的计划书”。胡适日记就记载了访沪期间及此前此后与狄葆贤的频繁交往。


1921年6月2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得上海《时报》狄葆贤先生的快信,说《时报》附出的七种周刊将停止,改出一个“星期讲坛”,前已由张培风君向我说过,已得我的允许,担任主任,他不日将登广告发表此事,并云“从此敝报仗先生法力,将由九渊而登九天矣!”——这事太突兀!张君来说过,我并没有答应他。我怕狄君真如此发表,故急托张君发电阻他。我也写了一信给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334页。)


《时报》当时亏损严重,狄葆贤想借胡适的名望挽救经营颓势,故有“敝报仗先生法力,将由九渊而登九天”这个说法。


7月16日,胡适抵达上海。23日,“狄楚青送来《三希堂法帖》、《宋拓大观帖》、《宋拓淳化阁帖》、《石室秘宝》,共帖四种。皆是他影印的帖中的最大部”(《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395页)。24日,狄葆贤又托人送信给胡适,重金邀请胡适“担任撰述,月奉纂敬二百元,不拘体裁,不拘字数”。狄葆贤的盛情和优厚的撰稿条件终于打动了胡适,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君前托张煊来说过,我没有答应他;此次他来看我三次,俱未见,故不得已会他一谈。今竟出重价来买我了。卖文本不妨,但此事须细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397页。)


7月31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狄葆贤,答应为《时报》的周刊撰稿。“楚青托人来说,要我担任撰文,不拘字数,不拘体裁,每月送二百元。我颇思考了几日,因近来颇不满意于《时事新报》,故答应了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408页。)8月28日,狄葆贤又邀请胡适吃午饭(《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449页)。


10月9日重阳节,《时报》在山东路福州路口西北角建成新楼,举行落成仪式,并发行纪念册一本。胡适于10月3日还“文债”,为《时报》作《十七年的回顾》一文,该文就被收入了纪念册中,并刊发于10月10日的《时报》。胡适在文中对《时报》备加推崇,说“《时报》初出版,我就爱看;我同他做了六年的朋友,从十四岁到十九岁,正当一个人最容受到影响的时代”。(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489~490页;袁义勤:《上海〈时报〉》。《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第159~161页。)


1927年5月11日之后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这段时间胡适主要寓居上海,但在此期间他所写的日记今已“散失”,因此从日记中看不到胡适在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之前是否与狄葆贤有过来往,甚至讨论过“戚序本”批语的问题。不过,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上海的胡适向狄葆贤求证“戚序本”批语的问题很困难吗?一直强调“方法自觉”的胡适,此时的“科学考据”安在哉?我只能认为,胡适明知“戚序本”和“甲戌本”的批语必伪,因此他刻意回避了求证的问题。


1927年7月,胡适在上海“重价”买下藏书家亲自送上门来的“甲戌本”,他“深信”此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这一观念的确立,是胡适提出一系列重大推论的基础,如认定“脂砚斋”的批语证实了他和俞平伯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诸多假设,认定《红楼梦》的最初底本都有作者“曹雪芹”及其亲友的评注,认定“脂本”的文字“有无数地方远胜于一切本子”,认定八十回后的“残稿”都“迷失”了,等等。胡适的推论完全颠覆了他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评点本”的既有认知。


那么,胡适在第一篇论述“甲戌本”的论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据法”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本子“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呢?很遗憾,一条都没有。


当代著名学者、坚持“脂伪论”的红楼梦研究专家欧阳健在其论著《还原脂砚斋》一书中首先对用以证明“甲戌本”真实性的材料(“证人”“证言”)做过细致、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完全排除了这些“证人”“证言”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参见欧阳健著:《还原脂砚斋——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敬请大家自行参看欧阳健的论述,本专栏在此不一一详列其反证。本文所论是欧阳健未及展开论述的部分,因此与《还原脂砚斋》所论构成互补的关系。


胡适据以得出结论的材料有两类,第一类是“甲戌本”上所谓的收藏者“刘铨福”及其友人“孙桐生”、“濮文暹、濮文昶”兄弟的“跋语”、“眉批”和“印章”;第二类是“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及其在正文中的叙述。


胡适根据“甲戌本”上多处图章,如“刘铨畐子重印”、“子重”、“福”、“铨”、“阿瘡瘡”、“白云吟客”等,判定此本为“刘铨福”旧藏;胡适又根据“跋语”的干支纪年情况介绍说:“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乙丑(一八六五)有椿余(按,指濮文昶)一跋,丙寅有痴道人(按,指孙桐生)一条批,戊辰(一八六八)又有刘君的一跋。”(参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3页。)

(图注:“甲戌本”上“刘铨福”、“濮氏兄弟”的“跋文”字迹和印章;图片由作者提供)


刘铨福实有其人,史料文献多有其家世和交游情况的记载,刘氏本人亦有书简真迹和印章传世,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东汉“永元食堂题字”拓本裱边就镶有刘铨福的题签:“汉食堂题字,专祖斋收。”本幅上又钤有“子重”等鉴藏印章。晚清大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1)与刘铨福友谊甚深,为他刻“子重”二字图章和“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九字图章。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刘铨福印章,如下表:


资料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印记资料库)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究竟是如何判断“甲戌本”上的印章和跋文字迹属于历史上的刘铨福这个人呢?胡适并没有出示任何可信的旁证,也没有做任何印章字迹的鉴别比较来确定这些图文的归属,他所依赖的仅仅是“甲戌本”本身呈现的材料,完全属于“自说自话”和“不证自明”的个人主观判断。


时隔将近27年之后,1957年4月4日,胡适为陶一珊(陶贞白)的《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作序,这才补做了印章字迹的比较工作。胡适写道:


我在二十多年前曾买到刘子重(铨福)收藏的《脂砚斋评红楼梦》十六回,有他的印章,又有他的三个短跋,现在我看了陶君收藏的两大册刘子重的短简真迹,看了他的许多印章,证实了他的字迹,我更相信我的《红楼梦》残抄本确是他手藏手跋的本子了。(胡适:《〈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序》。《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42页。)

可是,胡适的这种比较鉴定没有任何正当的证明力,“甲戌本”当时被胡适私藏“垄断”,外人根本无法对胡适的判断进行两种实物的比较验证,因此胡适所谓“证实了他的字迹”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再次谈及刘铨福真迹与“甲戌本”跋文字迹的比较。胡适写道:


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庆晚年,死在光绪初年(约当一八一八——一八八○)。在咸丰初年,他曾随他父亲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写的,也是才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60页。)


胡适既然认为刘铨福的真迹与“甲戌本”上的跋语字迹相同,他就应该主动出示两种字迹的对比图样,并做出基本的笔迹鉴定报告,公示天下以求验证,而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在这个问题上,推崇“证据法”的胡适哪里有半点“严谨”和“方法的自觉”呢?








囿于见识,我至今没有看到哪位研究者对刘铨福的真迹和“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做过详细可信的比较鉴定,这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言之凿凿地声称“甲戌本”上大量眉批为“孙桐生”所写,然而欧阳健详引多种史料文献中的孙桐生真迹与“甲戌本”上“左绵痴道人”的字迹相对比,充分证明后者根本就不是出自孙桐生之手(参见《还原脂砚斋》,第33~45页)。欧阳健未做刘铨福真迹与“甲戌本”跋文字迹对比,这仅仅是条件限制而已;然而收藏有刘铨福真迹,又懂得笔迹鉴定的“红学权威”冯其庸却从未公开做过这早该进行并公示的笔迹鉴定。


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曾写有《〈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的长文,连载刊发于《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四辑,这篇气势汹汹的文字以相当横蛮的态度谈到了刘铨福真迹和“甲戌本”上跋文字迹的比较,蔡义江写道:


(“甲戌本”)实物今天还在,有幸的红学家都见到了,岂能说假话?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的题跋有四条之多,且是行草,盖的许多印章不说,这笔迹又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伪造得出呢?胡适说:“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写的,也是才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完全无关情况下别人收藏的书札,总不是迎合谁的需要伪造的吧?其实,要证明刘铨福的字是真迹,也不必去台湾出版的画册中找,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那里就藏有好几幅刘铨福的字,甚至还有他父亲刘宽夫的真迹。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间的跋语,为胡适需要而亲笔题写于民国十一年之后,天下有这样的怪事吗?(蔡义江:《〈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辑,第155页。)


蔡义江要证明“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尽可以自己主动或者恭请冯其庸出示刘铨福的真迹,公开进行比较鉴定,拿出令人信服的鉴定报告来;冯其庸收藏再多的刘铨福、刘宽夫的真迹,也不能证明“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


胡适、冯其庸和蔡义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即使他们能够证明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然而欧阳健在《还原脂砚斋》一书中详引金品芳和李金松对“甲戌本”的质疑,明确指出这些跋文“既不是写在甲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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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一) - by陈林 2020-05-21 09:44:43

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一)

—— 从版本研究和考据方法简论胡适早知“甲戌本”必伪

陈林  2013年11月9日 12:48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言。近30年来,胡适在中国大陆学界也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北京大学如今有以老校长胡适冠名的学术论坛,民间也有自发的胡适研究会。在今天大陆的互联网上,大家也不难发现胡适受到年轻人热烈追捧的现象。


(由于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学终于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

胡适有一项最大的成果,是其红楼梦研究,他是以“科学考据”为旗帜的“新红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著名论断“《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和“高鹗续作后40回”对百年“红学”乃至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余英时对胡适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写道:


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

(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原载197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期。)


前人对胡适“新红学”的实质研究得很不够,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对《红楼梦》本身研究得不透彻。由于前人并不知道现存12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生于1706年的曹頫,不知道一切“脂砚斋评本”和“程乙本”都是后人伪造的假古籍,不知道“程甲本”《红楼梦》才是曹頫原著《石头记》唯一传世的原本和真本,才会对胡适的成就做出错误的评判。

胡适虽然对“科学考据”的原则和方法论述得头头是道十分在理,但细究其“红学”考据实践,却没有任何一条结论的论证丝毫符合其高调宣扬的考据原则方法。胡适赖以立论的重要证据材料,由他首先撰文极力推崇的“脂砚斋评本”“甲戌本”和“庚辰本”,是两部彻头彻尾的假古籍;而种种事实表明,胡适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了个人利益至死都未公开真相,反而不断论述这两部假古籍的“重要价值”。

胡适的不诚实,不止在《红楼梦》上。1917年5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参加博士答辩,当时并未通过,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是,胡适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却是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北大讲坛上的。1919年2月,胡适这部未通过答辩的论文经过修改,改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五十年代,胡适的“小伙伴”唐德刚委婉问及“博士问题”,胡适尴尬苦笑,虽吞吞吐吐向唐说明原委,但从未向公众交待。“博士问题”直到胡适去世15年后才闹得沸沸扬扬,大开笔战,有人作《西江月》词讽刺胡适“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有人则抨击他“难免有‘欺世盗名’十年之罪”。(参见沈卫威著:《胡适传》。)

胡适在“甲戌本”问题上的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也曾引起过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但追究并不深入。从现在开始,我要敦请大家一起来对胡适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做一番梳理考察,分析胡适为何一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考察“胡适确知‘甲戌本’必伪”,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第一,在接触“甲戌本”之前,胡适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情况;第二,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他个人的研究实践情况。

关于第一个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适早年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是否为他确信“甲戌本”为真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甲戌本”的出现是否调整甚至推翻了胡适对《红楼梦》版本既有的认知,其合理性在哪里。

关于第二个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适早年对“甲戌本”的研究是否实践了他的学术方法论,胡适的学术方法论能否为他确信“甲戌本”为真提供坚定的支持。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对“甲戌本”的伪劣性质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可以使我们对胡适长期“垄断”“甲戌本”的动机缘由有切实的把握。以下详细论述之。

胡适从少年时代起就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至1910年,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曾写有题名《藏晖室笔记》的读书札记,其中就有对《红楼梦》的阅读思考。在《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的第一篇札记中,胡适写道:


《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编(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

(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66~67页。)


胡适称“今本”《红楼梦》中没有“胡老明公”四个字,这是不对的。程甲本和以此程甲本为底本刻印的“今本”《红楼梦》第16回都明明白白地写到大观园“全亏一个胡老名公,号山子野,一一筹画起造”。胡适后来在美国留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于1911年4月10日在该页札记上写了一条眉注:“书中提起‘胡老明公’,此误也。”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当年读到的“今本”《红楼梦》究竟是哪个版本呢?根据其札记中提到第69回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来判断,胡适读到的这个“今本”《红楼梦》极有可能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三家评本”)或其翻印本。

第69回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本是“太平闲人”张新之的批语。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出版,这是“护花主人”王希廉(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的三家合评本。这个《金玉缘》刊本极为流行,直到清末已有五六种之多,甚至民国以后仍然继续流传。《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评语是以张新之的评点为主,再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评点文字加以编排整理的。王、姚没有文中双行夹批,书中所有的夹批都是张新之的评点文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2月出版了“三家评本”《红楼梦》,第69回正文“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之下有夹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名公而已,正是卷包逃走之意,当与‘虎狼药’回评语参看方得”(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141页)。

由此可见,胡适读到的“今本”《红楼梦》,应该是清末出版的某一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刊本,如以下版本:


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石印本;

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石印本;

光绪十五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求不负斋石印本。


1921年3月,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在此前后,胡适对《红楼梦》多个版本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从胡适的论述来看,除其自藏的所谓“程乙本”之外,胡适最熟悉的版本之一就是他从少年时期开始阅读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这个“三家合评本”。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中写道:


现在我们可以研究《红楼梦》的“本子”问题。现今市上通行的《红楼梦》虽有无数版本,然细细考校去,除了有正书局一本外,都是从一种底本出来的。这种底本是乾隆末年间程伟元的百二十回全本,我们叫他做“程本”。

(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3页。)


在《红楼梦考证(初稿)》文末的“附注一”中,胡适又写道:


我说现今市上的许多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都是从一个本子出来的。我且举一个有趣的例。一百二十回的末段,各本都作:


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

说到辛酸泪,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我的程排本(按,指胡适自藏的“程乙本”)于“为作者缘起之言”的下面,有“更进一竿云”五字,这句的意思才才完整。这四句诗是对着第一回曹雪芹题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的,故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若无“更进一竿”等字,这句话就不通了。今查各本于“缘起之言”的下面,有小字夹注的评语“转一竿头,似用禅语,到底骗人”十二个字。大概“转一竿头”四字是当日一种本子的正文,偶因篇幅的关系,误排作双行,后来遂与后加的评语八字并作一条夹评;后来各种翻本因讹传讹,都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因此可见各本都同出一源。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9页。)


胡适在文中提到的夹评“转一竿头,似用禅语,到底骗人”十二个字,最接近于《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第120回正文“为作者缘起之言”之后张新之的夹评:“转一竿头,仍用释语,到底瞒人。”(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985页。)

胡适最熟悉的另一个版本是上海狄葆贤的有正书局于1911年和1912年出版的《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即“戚序本”、“有正本”)。这个版本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于民国九年(1920年)12月13日晚快邮寄送给胡适的,胡适读到“戚本”应在此后不久。汪孟邹寄这个本子给胡适,是为了请胡适给亚东图书馆计划出版的新标点版《红楼梦》作序。胡适后来作成的序,就是《红楼梦考证(初稿)》,发表于1921年5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初排本《红楼梦》。

1927年7月,胡适“重价”买下“甲戌本”之后,他就是用自己最熟悉的“程乙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以及“戚序本”来对比研究“甲戌本”的。举例来说,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比较了在叙述第13回秦可卿之死时四种本子正文的异同,如:


程乙本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

戚序本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叹,都有些伤心。

“坊间普通本子有一种却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

“脂本(按,指‘甲戌本’)正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

(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9~230页。)


胡适上文中谈到的一种“坊间普通本子”应指的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因为《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正文此处正是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94页)。胡适在后文又引“翻王刻本”的正文,如“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来了”(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44页),而《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正文亦如此(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30页)。《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正文校改自1832年双清仙馆刊行的王希廉评点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的正文,综合胡适引用的批语和正文情况来看,胡适所说的“翻王刻本”肯定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

以上是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红楼梦》版本了解熟悉的基本情况。

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评点本”有一个合乎事实和逻辑情理的判断,即认为“评点本”都是在“程甲本”之后“晚出”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写道:


此外,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红楼梦》,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们可叫他做“戚本”。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国初抄本《红楼梦》”,又在首页题着“原本《红楼梦》”。那“国初抄本”四个字自然是大笑话。那“原本”两字也不妥当。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抄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见已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两种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后,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见。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展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当价值,正不必假托“国初抄本”。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4页。)


又如,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开篇即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1页。)


以上是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基于对《红楼梦》多个版本的了解和熟悉,对“评点本”基本性质的明确判断。那么,胡适这种看起来合情合理的判断,为什么在“看了一遍”“甲戌本”之后就迅速被颠覆瓦解了呢?“甲戌本”究竟向胡适提供了什么有力的“反证”?从胡适的学术方法论来考察,“甲戌本”提供的“反证”是否经得起长久的考验?

大家知道,胡适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著名的八个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要说起如何“小心求证”,大多数人却未必了解胡适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述。

自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以来,终其一生,胡适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相当的自觉和特别的强调。对于他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和《水经注》研究,胡适总是颇为得意地拿这些成果当作他所提倡的方法论的最佳范例。

1920年10月,梁启超“应胡适的要求”,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一篇总结了乾嘉“正统派之学风”的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就是要求每一个论点都必须得到切实可靠的证据的支持和验证。

早在上海求学的少年时代,胡适就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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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查一查胡适的博士论文是否有假 2020-05-20 22:51:36

听了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麦特的中文的五四运动纪念讲话,想想当年的五四运动,又想想满清覆灭后席卷整个中国的文化自残自毁运动,真是感觉让人哭笑不得。 邯郸学步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故事正好套在了中国人头上。 西方文明没有学到手,德先生根本没来,赛小姐被奸污,同时自己祖宗也不认得了。


这场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影响之深远,远非五四运动可以来代表。时至今日,中华文明已经彻底断层。让人扼腕叹息。 最近我又花了些时间深入学习了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比较之下觉得中国这场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毁残并非一人一事之过,乃是蒙元征服中国之后中华文明大滑坡之大冰川期之大运动。


但是,我仍然异常痛恨胡适这个人。 (在键入这句话时我特意看了看书橱里的《胡适自传》和《胡适学术文集》那好几本书。)麦特反复提到胡适这个五四运动的旗手,尽管胡适和五四学生运动无甚关系。


胡适这个大骗子。愚昧的中国人把奉若神明。


百度百科说: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宣统二年 19岁),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24岁),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26岁)。。。


从农业学的本科转向哲学专业, 两年就拿了个博士。 两年,把康德和黑格尔通读一遍可能都不够,这个博士是怎么拿的? 怪不得很多学者蔑视胡适,说他没有学问。 按我说,应该直接骂“大骗子”。


前一段时间有大批中共五毛打蔡英文的博士论文的假,现在更需要有人打胡适的假。他的书都是垃圾,但又不能扔,因为这些垃圾臭遍整个中国,以后还会臭下去,故有研究价值。


延伸阅读: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   作者:林治波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兼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摘抄一小段: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在上海一直待到1910年。其间,胡适结识了一个名叫何德梅(Ottomeir)的德国人,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鬼混,把吃喝嫖赌一套堕落行径全都学会了。种种情况,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据现存的59天版本《藏晖室日记》(己酉年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年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比如: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自省——“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省了一天,然后接着打。7月17日:打牌;7月18日:打牌……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另一家妓院,妓院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还发生过因喝酒滋事斗殴,打伤警察而被拘押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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