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年前黄仁宇和唐德刚先后在国内走红。 《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二十一世纪和资本主义》《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几本书一时间洛阳纸贵。俺也一一读过。 这两位在美国混的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历史观的共同之处， 即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 一个是“数目字管理”；一个是“历史的三峡”。这两种说法或学说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件事情，即中国从小农经济社会转变成工业化社会。 

    工业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前所未有的变化。 汉朝， 农业文明开始稳定并走向成熟。农业生产技术到宋朝发展到顶峰，之后一千年没有大的变化。 农具、水利等农业生产技术在宋朝充分成熟。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一大特点：1）非自发性，2）先进性。 农业文明是中国的固有文明，原生原创。 而工业文明是外来的，来自西方；而且伴随着暴力。 西方工业文明的侵略性和血腥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与元蒙和满清的落后野蛮民族入侵很不一样， 西方工业文明在热兵器的开路之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和天地。

    对于工业化，中国社会是热情接受的。在我看来，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快速转变，在强力的国家意志统领下，是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后。这种强力的国家意志是印度没有的，所以今天我们乘高铁飞奔的时候有资格嘲笑印度爬满人的火车。但国家意志給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老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只有国家意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国家意志），个人意志和小集团意志都被强力压制甚至消灭。 看如今七、八十岁的人回忆反右、文革等运动，就知道国家意志的残酷性。 后毛泽东时代国家意志依然极为强大，但相对增加了个人自由，这个“先富起来”再说的国家意志同样非常残酷。 几亿农民工成为工业奴隶，强拆、强行收税等行为本质上讲和当年迫害右派没有什么区别，迫害对象没有话语权、没有翻身翻案的机会。一个在农场劳动的右派和一个在广东有害有毒环境中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农民工没有本质上的高低之分。 额外的还有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破坏和消耗。

    二战前，希特勒的个人意志成为了德国强力的国家意志。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有强力的国家意志由日本精英分子形成。 1918革命后的苏联也有强力的国家意志。 这种国家意志的形成都是把少数人的意志转化成国家意志，广大的个人意志被压制。 新加坡同样如此，李光耀的个人意志成为了国家意志。我们不难看到，强有力的国家意志威力巨大，可以迅速改变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会为明朝蓝玉胡惟庸案惨死的几万老老小小哭泣么？再过五百年，会有中国人为惨死的右派和民工哭泣么？ 人们只认识到在19世纪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转变。工业文明巨大的生产力确实让亿万中国人脱离了贫困越过了温饱线（共产党把这个记为自己的功劳）。

    中国工业化转变，有两个重要的外来因素，毛泽东时代的苏联援助156个项目，为中国工业化打下来坚实的基础。这是印度没有的；二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 这也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优势巨大，学习能力惊人。  

    理想国家意志应该有全体社会个人意志的自觉形成，而非强力压迫。 这是未来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就是唐德刚先生所说的浩浩荡荡地通过了”历史的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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