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並不遙遠（三之一）

 楊繼繩 著《墓碑》附錄：大饑荒年代大事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毛澤東自詡）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3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匯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採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從12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2月27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40多萬個。部分農民牴觸情緒嚴重。

1955年3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53144個，減為37507個。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2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104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 。“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

1956年1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1967年）指標。1956年1月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1956年2月6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八大”政治報告認為：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18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

1957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為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鈎。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 “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年反右派鬥爭，6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

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周恩來再一次就反冒進作檢查，還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這個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提到消滅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說：“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要“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他還談到消滅家庭的問題。

1958年3月－9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2月到9月，全縣發生腫病33319人次，占總人口的13%，因腫病死亡5203人，占發病人數的15．6%，占總人口的2．04%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鋼產指標為 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1958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亂關等現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農、商、學、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