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背后的反思 —— 从军长与夜总会的故事谈起 不久前，网上流传过一则27军军长怒砸河北金伯帆夜总会的故事。故事的细节难免有所夸张和虚构，但鉴于我们对今日中国人与事之耳闻目睹，可以相信，这种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中国的奇闻怪事之多，之大，之不可思议，当以其“经济奇迹”为首。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唱颂膜拜，同时也感到惊恐不安。最近，时代杂志更是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题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的五件事》，试图对此一探究竟。 显然，任何“人间奇迹”都不可能凭空发生，其出现必有深层的社会，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我认为，“中国奇迹”的产生，除了海内外中国人共有的勤奋聪明，吃苦耐劳，尊老扶幼，注重教育，节俭储蓄等天然优势之外，以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现状来分析，还有其它几条原因。 第一，专制政治与市场资本如此大规模地相结合，不仅在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也属首次。这就仿佛是两种强烈的化学剂，在理想的温度和湿度下相遇，产生了最剧烈，最有效的化学反应。携带国际和国内资本的企业，在强大政权的保驾护航之下，可以无所顾忌地，用最苛刻的手段榨取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工人，尤其是来自偏远农村，无钱无势的农民工，则毫无反抗能力和讨价还价的余地。零星无组织的抗议闹事无关痛痒；组织起来则必然以“颠覆罪”遭到镇压。结果是，专制与资本美妙地相结合，为资本家谋取最大利润扫清了政治和道德上的障碍。 这真是一个无情的讽刺：一个世纪前，保护资本家的是帝国列强的炮舰；一个世纪后，保护资本家的是人民政府的铁拳。 第二，占中国人口50%，将近7亿的处于赤贫的底层农民，让企业拥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来源。对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国际资本来说，温顺，勤劳，聪颖，廉价的中国劳工，远比沙特的石油，澳洲的铁矿和巴西的雨林更具利用价值。中国能长期维持国际竞争力的秘诀之一，就是一直保持悬殊的贫富差距，保持数目巨大的贫穷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让这些除了肌肉和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人，为求温饱，只能竞相低价出卖自己。 近代历史上，不乏通过奴役和榨取劳工来迅速积累财富，造就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繁荣的例子。清末民初，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抗战前夕，上海的十里洋场曾被西方世界誉为“东方的明珠”。那里是洋人大班，工商买办，军阀强人，帮会把头积累和挥霍财富的天堂。这个天堂，完全是用千千万万个“苦力”（多为逃离战乱和天灾的内地流民）的血汗和生命打造起来的。 再举两个国外的例子。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庄园主把奴隶当作可以任意买卖交换，鞭打驱使的牲口，用来开辟棉花，烟草，稻米种植园，迅速实现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他们富可敌国，甚而有能力向主张解放黑奴的北方挑起战争；种族隔离制度垮台前的南非，少数上层白人完全剥夺了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的民权，通过在矿山和牧场实行制度性的残酷而高效的剥削，建立了富裕的白人上流社会及稳定繁荣的国家经济。 今天中国的农民工，虽然不是任由主人买卖的契约奴隶，但多数人实质上除了廉价出卖自己的体力外别无选择。他们在城里无屋可居，回家乡无地可种。改革开放初期的老一代民工，如今大多年老力衰，被年轻人挤下岗位，被业主和城管踢回农村，被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抛向路边。除了恶劣工作条件中留下的伤残和疾病，他们没有家产资本，没有学识技能，没有尊严地位，没有健康保险，没有退休福利。回到四壁凋零的农村老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大的孩子再度走向城里，去重复自己的悲惨轮回。 第三，政府对土地的绝对的，唯一的拥有权，使大规模经济开发变得轻而易举。公有制为土地开发改造带来的巨大便利，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欧美商业中心城市，比如伦敦和纽约，一旦发展成型，就几乎不可能再通过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举例来说，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以打击黑手党起家，因其在911期间的英勇表现，曾被法国总统希拉克誉为“美国的磐石”。如此一位深孚众望，雷厉风行的铁腕人物，在任时也只能通过扫黄打黑，改善治安，优惠税收等手段，间接地，逐步地促使时代广场周围一带由充满色情和犯罪的危险社区，变成高楼林立，繁华安全的商务和旅游中心。这是一个历时十几年的演变过程，完全由民间市场主导，各届市政府从来不能进行直接的参与或干预。 在中国，开发商可以无视土地上居民和用户的权益，只需买通有关官员，打通有关部门，便能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难度和最快的手段来占有土地。所谓最小代价，包括贿赂成本和政府定价的土地成本，可以远低于土地的真实市场价值；所谓最低难度，运用政府威力对改造区成片地征用，比之于从分散的户主手里一家一家地协商购买，要容易得太多了；所谓最快手段，政府或开发商一纸拆迁公告，就可以将土地的原有住户，商家等马上扫地出门。不举办社区选民公听，不经民选议员同意，不怕与钉子户对簿公堂。推土机所到之处，只剩一片片瓦砾和落荒而逃的百姓的哀鸣。 第四，对资源和环境的疯狂掠夺破坏，也是降低成本，促使经济“繁荣”的一个有利因素。中国环境污染之严重，如今已是举世皆知。为了短期经济效益，达到体现政绩的GDP指标，地方政府，尤其是相对偏远地区的政府部门，竞相敞开大门招商引资，并一再降低排污标准和环保门槛。利用当地百姓的愚昧，涣散和软弱可欺，再买通个别学者做出“科学”评估，政府和开发商一道，可以将反对的声浪压到最低，并用其它借口分割和粉碎零星的抵制。 无论哪个国家，环境污染的历史教训都是长久而惨痛的。六十年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哈德逊河上游建了一座大型化工厂，多年向河里排放有毒的废水废渣。一经发现，通用电气遭到强烈的民间抗议和巨额的政府罚款，一度面临破产。虽经常年累月的人工清除和自然稀释，沉积在河底的毒素已无法彻底排除。至今，纽约州环保局仍然规定，哈德逊河的某些河段人不可以游泳，鱼不可以食用。 畜牧业发达的纽约上州莫哈河谷地，历史上借助于伊利运河，曾发展为美国著名的皮革产区。由于皮革加工处理过程中污染严重，招致大量抗议索赔，那里的皮革业至今已荡然无存了，只剩几处供游人缅怀的遗址。麻省波士顿近郊的Woburn小镇，早年曾有一批儿童因两口饮水井受污染而离奇死亡，引发二十年法律大战，最终赢得天价赔偿。这个故事1998年拍成电影《公民行动》，由约翰.屈夫塔主演。Woburn镇的水源清污工作今天仍在继续。 然而，发达国家人人喊打的强污染工业，却在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找到了重生的乐园。曾有报告惊呼，低洼的苏北平原，化工厂林立，排泄不畅，早已变成一片污水横流的沼泽。中国现在还成为世界产量第一的皮革加工和皮制品生产国。夺得第一头衔的助因之一，便是政府对环境污染的宽容和无视，个别案例中甚至是有意的纵容。 第五，全民性的物质崇拜，道德沦丧，也是促使经济奇速发展的的催化剂。民众的心理演变至此，有种种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孙中山辛亥革命至今百年，中国经历过延绵不断的战乱和动荡。清朝覆灭，军阀割据，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土改合作化，反右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到今日之改革开放。到了文革末年时，中国人不仅物质上一贫如洗，在思想道德上也接近于真空了。孔孟之道被摒弃，伦理尊常被颠倒，宗教信仰被禁止，共产主义学说更没人相信。于是，物质与精神都极度匮乏的民众，对于财富的渴望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如今，崇拜，索取和炫耀财富不仅成为普遍的生活目的，也是唯一可以免于政治迫害的最安全的“信仰”。巧取豪夺，纸醉金迷，三宅六院，三妻六妾的达官贵人，不仅不受社会谴责和法律制裁，反而受到万众的膜拜和效法。正派老实者，因贫穷而遭人耻笑；歪门邪道者，因有钱而受人尊敬。现代文明人类所应有的是非曲直标准已经完全颠倒，全社会彻底地物质化，庸俗化了。 君不见，每年除夕夜，十几亿中国人围在电视机前，翘首等待那个东北农村二流子出身的“大师“，用俗不可耐的低级笑话来填补人们空虚的心灵。我的家乡，一座曾以人杰地灵为自豪的海滨大城市，只有一个门可罗雀的公共图书馆；而金碧辉煌，灯红酒绿，藏污纳垢的“洗浴中心”，却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于市区的大街小巷。 说到这里，对于军长砸店，三鹿毒奶，阳澄毒蟹，人造鸡蛋等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 以上分析中，我认为，污染环境和精神堕落这两点，最令人痛心和担忧。污染环境等同于嫁祸子孙后代，不仅让后代为清除前人的破坏而付出巨大代价，还会让后代面临更加低劣的生存条件，因为我们都清楚，污染的恶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至于精神堕落这最后一点，一个不顾道德伦理，唯利是图，疯狂造假并无限自我膨胀的庞大国家，很有可能由 “东方的睡狮”，变成一头企图吞噬全世界的猛兽。 中国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值得赞扬，海内外中国人都当引以为豪。但是，对其进行一番冷静，全面的反思，也许才是更加必要的。 庶人 2009年圣诞节草于纽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