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遥远（三之二）

杨继绳 著《墓碑》附录：大饥荒年代大事记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月6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32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月6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在安徽视察时，他听说该省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说，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认为应该提倡。

1958年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1958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拨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全国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他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12月7日，另有一则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1958年12月6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罗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2月22日、28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获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问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