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並不遙遠（三之二）

楊繼繩 著《墓碑》附錄：大饑荒年代大事記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月6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裡來搞“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32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颳起了共產主義風。11月6日，毛澤東在《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的農戶112174651戶，占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100%。到10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在安徽視察時，他聽說該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認為應該提倡。

1958年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煉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煉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煉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1958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 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  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撥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全國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他在批語中說：“張魯行五斗米道，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大受群眾歡迎。”12月7日，另有一則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年11月25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4個區、20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1958年12月6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迅速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羅卜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 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2月22日、28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占有別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值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1958年冬到1959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67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實際上，從1958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准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1959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積比上年減少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第四條中提出要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面，集體餵養和社員私人餵養並重，對私人養豬要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同一天，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

1959年5月11日，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1959年的鋼產量應降為1300萬噸，獲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許社員私人餵養家禽家畜問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一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月14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懷發起反擊。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