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5年以来，习近平似乎一改去年下半年的被动姿态，借中纪委四中全会，重新高举反腐大旗，复活了“二四四二”的个人崇拜口号，借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暗中贩卖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固执的强调集中与独裁，抹煞民主、集体领导的议程。但看起来这一切都是假象，外界仍然可以察觉习近平遭遇了强有力的反独裁、反个人崇拜的政治抵抗，受到了政治挫折，权力上打了折扣，言行上受到了了某些限制。他不能再公然宣扬个人崇拜，否定集体领导的言行；似乎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强调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强行让政治风向标有利于自己，但也无法掩盖政治跛脚的缺陷。

    习近平的这种不稳定，显然源于与军队的矛盾升级。近年来，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在军中清除异己，建立个人权威。然而，随着反腐行动深入，军队因不满失去了自主权，形成对抗情绪，直接影响军方稳定。这种紧张局面在近期表现为军队报刊对民主集中制展开讨论，强调集体领导，排斥个人代替集体决策；同时军内人事调配，反腐动向出现了不利于习近平的趋势，大批福建心腹将领落马；与以前相比，习近平参与军队事务，与军队互动大幅度减少，绝大部分日常工作局限于党政领域，显示出与当前军委高层渐行渐远的迹象。

    但即使失去了军队的力挺，习近平的领袖地位似乎依旧，在党政外交领域仍然呼风唤雨，军队似乎谨守分际，并没有依仗军事力量对习中央进行过份胁迫，至少在表面上没有看到迹象。似乎可以判断，一方面张又侠等军头碍于多年“党指挥枪”的最高原则，不敢做超出自身地位的事情，不敢“犯上作乱”，引而不发，步步为营，待机而动，说明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谨慎应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内的第三种势力介入，以调解人、中间人的身份，造成了军队的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势力应该就是元老派中的主导人物曾庆红。

    在当今海外舆论中，人们不知道怎样分析这些退休元老的政治背景和立场，同时对过去中共发展路径、人事纠葛认识相当模糊，所以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忽视元老作为整体的团体力量，夸大某些元老个人的作用，比如胡锦涛、温家宝等，同时对某些元老予以忽视，如曾庆红等中流砥柱作用。而实际上，胡温在任职期间就是少数派，被江系常委吊打十年，退休后依然独往独来，政治势力日渐缩小，受制于人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作用极其有限。

    当今中共退休元老，他们虽仅有19人，但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平衡作用。根据这些元老的政治背景与立场，我们可以将他们划分为四类：

    1. 坚决反习派：如胡锦涛、朱镕基等人，他们对习近平的不满公开化，选择拒绝配合。胡锦涛在党内仍有象征性威望，朱镕基则以其经济改革成果影响深远。

    2. 温和支持派：李瑞环、温家宝、宋平等是习近平拉拢的重点对象，三人以温和姿态受到党内外广泛认可。然而，他们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对习近平全然认同，仅在缓和当前危机中扮演临时盟友角色。

    3.   被习特殊关照者：如王岐山、汪洋，他们时常受到习近平的敲打，处境尴尬，难以公开站队，属于戴着镣铐起舞者。

    4.   曾庆红领导的拥习派：以曾庆红为首的江派力量，基于利益纽带支持习近平，同时利用机会对中共未来权力布局进行调整。

    在这一复杂格局中，曾庆红的角色尤为突出。作为江派的代表人物，曾庆红不仅长期操控中共的组织人事权，更以高超的政治手腕维系党内各派平衡。江泽民去世后，作为江派的实际领导者，他一方面稳定江派力量，另一方面以自身影响力协助习近平维持局面。

    曾庆红的政治影响力根基在于他对元老派的多数掌控。在中共19名退休常委中，剔除胡锦涛、朱镕基、王岐山、汪洋等四人坚定反习外，其余12人都与曾庆红有深厚历史渊源，或多或少受到过曾庆红的恩惠，具体到人，应该是：贾庆林、李岚清、李长春、吴官正、罗干、贺国强、刘云山、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再加上风派人物的温家宝、李瑞环、宋平，总人数可达15人之多。他们不仅是江泽民经曾庆红之手提拔的的心腹亲信，都曾受过曾庆红的政治恩惠；曾庆红登高一呼，立即可以人数过半，轻而易举的主导元老派的政治主张和立场，不论胡锦涛还是朱镕基，或者其他个人，都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只能闭口不言，少数服从多数。从这个元老背景立场分析，可以看出，曾庆红领导的拥习派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元老派的领导力量，代表着元老派整体的政治立场。

    从个人利益、家族利益角度，这些江系元老在执政时期正值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高潮阶段，依靠权力积累了巨额财富，可谓各个是腐败大鳄，富可敌国。如今，从家族利益与政治存续的角度考虑，这些昔日江派成员自然站在保护既得利益的立场，成为元老派中的挺习主力军，希望得到习近平的庇佑，顺利度过动荡时期。再加上曾庆红的巨大号召力，使得这一庞大群体迅速动员，成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依靠。正是在曾庆红的“运筹帷幄”下，元老中的核心力量转化为习近平铁腕执政的坚强后盾，其政治主导地位无可撼动。

    当前，习近平不得不对强硬政策进行调整，试图通过妥协稳固权力；而军队通过张又侠的强势表态展示自主性，扩大影响力。双方的角力若能通过曾庆红这样的中间人达成妥协，或许能暂时缓解危机，实现“各得其所”。但从根本上看，二者目标的冲突难以完全化解。

    曾庆红并非单纯的“保习派”，而是权衡利弊的投机者。他明白习近平的强势与军方的反弹无法两全，因此选择支持习的核心权力框架，同时借机发挥调和作用。这种“中间人”的姿态，使曾庆红在高层扮演了化解习军矛盾的重要角色。曾庆红的调解既能为习争取喘息之机，也可能通过其老谋深算进一步推动元老对权力的分配，形成新均势。然而，任何暂时的和解都有可能因新矛盾的爆发而瓦解。一旦妥协破裂，中共内部将面临不可逆的危机，甚至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曾庆红作为协调人扮演的角色，既是对危机的缓解，也是未来变局的前奏。然而，无论元老支持还是军方让步，习近平能否完全掌控局势仍充满不确定性。历史多次证明，内部分裂往往是一个政权最致命的危机源，而中共高层在内外压力下不可避免地要步入了新的权力重塑阶段，能否成功渡过危机，是福是祸，谁也打不了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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