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讨论赋体文之序时，常将其划分为外序和内序。针对正文内容而作创作背景和总结的归属内序，外序几乎脱离正文而大谈时政历史，吹捧当朝帝王伟业或者对文章诗歌议论一番，其作用正如上文所述为帝王而作，为博帝王拍案叫绝。较典型的是班固《两都赋》，以此为例：

    史学家班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作《两都赋》后编入《昭明文选》，全文分三大段，第一段外序约四百九十五字，第二段正文西都赋约二千八百二十三字，第三段正文东都赋约二千四百七十六字。班固的外序可看成关于赋的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论文，起首通过对  “赋者，古诗之流也。” 的不同论述表明了班固对诗与赋的关系的理解，“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班固惋惜自周代衰弱后，歌颂帝王的诗歌变少了，当今应从诗歌中得到借鉴弘扬汉赋创作。汉赋色彩华丽铺张扬厉，正是适应了反映太平盛世生活，也是受益于汉代的文化政策等等。其次班固写出了创作《两都赋》的缘由，望当今君王怀念旧都，延续过去长安的体制和规模 。

    在正文西都赋开头，有一段内序：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实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

    内序以虚拟故事描写了一位来自长安的客人和洛阳主人之间的对话，写明了汉初建都和迁都的缘由，文章借助主人请教长安的景象而引出正文。在《两都赋》第二正文《东都赋》开头也以洛阳主人感叹发言而启文，在此简略。可见内序和正文关系紧密而不可分，同时外序距正文远而几乎可以视为别类。以此进一步思考，《屈辞精义》认为《离骚》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是序的话，或者《文心雕龙》的《诠赋篇》提到“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所讨论的笔者认为应该是内序范畴。

    再比如几乎是南宋写律赋第一人的李纲有《秋色赋》，难得有一段序：“潘岳赋《秋兴》，刘禹锡、欧阳永叔赋《秋声》，玉局赋《秋阳》。予来闽中，七八月之交，霖雨乍晴，始见秋色，因援毫以赋之，以「秋色」名篇。其辞曰：，，，”李纲阐述古人写秋大致从“秋声”入手，所以为另辟新径故作《秋色赋》，笔者认为这一段可以看成外序亦可视为内序，紧接着又是一段：“宿雨初霁，大火西流。凉生暑退，物华始秋。李子与客登凝翠之阁，游泛碧之斋，览溪山之胜概，嗟草木之变衰。天高气清，迥无纤埃。月出夜凉，孤光满怀。李子慨然，顾谓客曰：此古之所谓秋色也。客曰：愿先生赋之。”以下进入正文。无疑这段文可作为内序阅读，若阅读更多的赋，可以感到古人在文体研究讨论赋体文是否有序？这样的序源于哪里？其实讨论的是内序而不是外序。

    外序在赋体文中作为相对独立部分的存在，亦可相对独立去研究，但外序和内序作为引出正文还是有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在它的变化发展中更能体会。汉大赋作为“献赋”为目的，内外序可求追捧当下朝政和迎合皇帝求仙拜神之虔诚。就有了司马相如笔下的“子虚乌有”的人物形象，在《子虚赋》里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这两个虚拟人物各自夸耀自己的国君狩猎的宏达豪华景象，赋文就此展开。汉武帝自小爱好游猎，读罢《子虚赋》大为赞赏，可叹自己和作者不是同一时代，这时一个管猎狗的小官杨得意进言：“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于是武帝召见相如，还赐官要相如继续写作，后完成《上林赋》等。

    六朝以后的赋体文因失去了献给帝王而炫耀自身才华的机会，序文也就变散，到了唐宋引经据典提出作者欲述道理来引出正文逐渐增多。比如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是一篇抒情的短赋，启文二百多字的内序回忆起他的家庭。又比如朱熹的《梅花赋》：“楚襄王游乎云梦之野，观梅之始华者，爱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骖乘宋玉进曰：美则美矣，臣恨其生寂寞之滨，而荣此岁寒之时也。大王诚有意好之，则何若移之渚宫之囿，而终观其寔哉。宋玉之意，盖以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于是退而献赋曰：，，，”朱熹作的内序引用典故宋玉劝楚襄王既然这么喜欢梅花，何不移植到宫内后花园一直观赏来的实在。宋玉在暗喻屈原的处境。到了明清赋体文的序几乎就是一篇散文，比如明汤显祖《哀伟朋赋》的序：“昔人友朋之义，取诸同心。梦簧者得贤友，绝琴者伤知音，其致然矣。，，，”以下约七百多字。汤显祖回忆少年时代的两位好友间真挚友谊，悱恻动人。

     纵观汉文学史，如果按照今人对文学的概念去阅读《诗经》《楚辞》至以后赋诗词等作品，广义上或许是文章学向文学渐变之过程，这里不否认春秋至汉唐的诗赋没有文学性，而是文章性和文学性相互共存同时渐变的过程，即有些诗赋文章性强文学性弱，有些则文章性弱文学性强而已。那么诗与赋到底有何关系？《诠赋篇》开头即开门见山：“《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而六义者“风雅颂，赋比兴”，分类和表现而已。然六义中唯有赋突然膨胀壮大至“不堪收拾”之地步，其动力还是汉武帝时代“献赋”的推波助澜乃至波及科举考试。

     其次唐宋以来文人开始专注于注疏而忽略创作也不无关系，既然“学而优则仕”为闯功名科举，唐代文人花上时间游历山水拜访官僚之“行卷”，为获推荐之际也得好诗好心情。而宋朝只能苦坐书房悬梁刺股，即便得诗一首亦是秋声秋色。时代不同文学表象和内涵也不同。于是乎要回答诗与赋的关系，笔者觉得还是倾注在一个“用”字，即广义上诗与赋属同一范畴，诗是赋之源头，赋是诗之实用，即功利务实主义缔造了赋体文的全盛和发展。同时在文学史批评上也有它的变化轨迹，首先《文心雕龙》的问世成了审视鉴定整个汉文学史的一座高峰，此高峰之前的文学批评专注文体本身，即文体内部架构之关系，很多赋体文的序里留下了当时学者对其论述。高峰之后倾向于文类论研究，即文体以外的异相分析。直到清朝桐城派姚鼐的《古文辞类》出世才真正有汉学文类研究回归文体讨论。今天对于赋体文之序作阅读思考，亦是进入文体研究之尝试，其力道和观点实在微乎其微，然是今人直面赋体文这一汉文学瑰宝之前哨，亦求曾经璀璨无比美奂绝伦之赋体文让今人体悟和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