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西方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最早的民主制度出现在雅典，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和多数制。不幸的是，雅典城邦在前323年被马其顿击败，其民主制度也被废除。不过，直接民主和多数制，几乎成为当今民主教人士判断『是非』的标准。

然而，直接民主由多数投票决定这一制度的产生过程，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搞笑和荒谬。当时，所议之事不能得到全体同意，就必须举行决斗，以决定哪一方意见获得胜利；所以全体一致意见及决斗，就是古希腊原始社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人们渐渐感觉决斗对于胜负双方都有害处，于是就产生了各种代替决斗的方法。首先是呐喊 ，双方发出喊声，谁压倒对方，谁就得到胜利。再有就是分别列队，如果双方喊声不分大小，则双方列队比较长短，谁的队伍长，谁的意见就获得胜利。这就是多数决的起源，E. Jenks说，这是计算人头代替了打碎人头(Counting heads instead of breaking them)。

多数决的结果就是正确的吗？未必，但这毕竟是by the people去for the people，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种进步。而原始社会的中国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产生这样的方法？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可能是，即便是原始社会如尧舜时代，中国的领土也是很大，要在广大领土之上集合全体人民开会，是办不到的，而希腊的城市国家却相对容易些。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直接民主制度方式的问题也呈现出来，这就是当城市国家过大的时候，在技术上无法实行直接选举，民主政治也就无法实现。因此新兴的城市罗马，就把市民分成了等级，而且出现了没有投票权的市民。最终的结果是放弃了城市国家的形态，建立了帝国，自由国家仍然保持民主的政体，因而也就产生了代表制度，为现代的议会制度打下了基础。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民主思想，不是中国先哲们的思想不如古希腊，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环境与欧洲不同。而没有民主思想，当然也就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如此以来，重视圣贤，就更没有可能让多数人的声音出现或是剥夺。万世师表的孔子现象以及一心只读圣贤书等，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西方民主思想传播到中国，大概是从清末开始的。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民族特质，这种特质包括风俗习惯和思想情感等，这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环境下所造就的。一个民族的思想情感，就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也是长期历史的产物。民族精神发扬光大之后，就成为民族文化。民族历史越长，其民族精神就越显明，也就越难接受外国文化；即使是对外国文化透过民族精神加以改造以适应民族的需要，也是有难度的。反过来说，民族历史不长或没有高级的文化，则容易接受舶来文化。即便是全盘洋化，也是可能的。

萨孟武曾经表示过，一个民族不能完全接受外国文化，不是因为该民族的无知，也不是因为这个民族之保守，而是因为这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当然，民族文化不是绝对不变的。环境的变化、与外来思想的接触，都可让本民族文化发生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在本质上还会受到本民族精神的拘束，不能突然完全改头换面。本民族文化的改变，受世界潮流和社会环境的牵制，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证明了这些观点。

西方民主在西方被接受和实践过程的本身，也是一个渐进过程。法国山岳党（La Montagne）的恐怖政治、拿破仑的专制、路易十八的复辟等，是一个在民众还没有习惯民主政治的时候去组建的国民议会、并不能成为民主共和基础而成 为专政工具的例子。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只能是渐进的。当然，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在殖民地时代就已有了民主的基础：议会制度及三权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