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中國也不可能例外嗎？ ------王天成的空想“大轉型” 王天成的《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一書，2012年5月初已由香港鍾晨出版發行。2011年該書的主要章節曾在《中國人權雙周刊》刊網上發表，也被蕭瀚認為是“近20 年內中國政治學領域最重要的作品”。可我讀後的總體感覺是：這本書肯定不是莫之許所說的“巨著”，它只是一個“桃子還不存在，就已經想着如何摘桃子”的“民主工程學”願景。 《大轉型》對真正的中國民主化來說肯定是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書中關於過去30年世界範圍的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總結，可能是該書唯一可參考的亮點，而即便這一塊，熟悉西方“民主轉型”文獻的人也會覺得了無新意。歸納起來說，該書包含的嚴重問題至少有三個方面： 第一，“規範衝動”壓倒“科學精神”是該書最嚴重的信念錯誤。表面上看，該書實證地概括了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可實際上，它根本沒能把“數據的實證”上升到“邏輯的實證”，因為，作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執行長”，王天成的最重要任務是“表達願望”，不是“科學精神”，不是在檢驗數據中尋找內在邏輯。 如果“內部分裂是民主轉型的前提，外部壓力是內部分裂的前提”，那麼，研究中國民主化最重要的任務，就根本不是去“暢想”政治變革的轉型模式、動力機制和操作順序，而是要集中分析“政治分裂”和“軍隊分裂”這兩種“內部分裂”能不能在當今的中國發生，要集中分析社會反叛、經濟危機和價值轉變能不能導致中國的“內部分裂”。 當中國民主化的核心問題明明就是“內部分裂”如何可能發生的問題時，該書卻白費口舌地一再討論“要”開放報禁、“要”開放黨禁、“要”自由化、“要”避免國家分裂。“要什麼”固然現在操作上還有不同意見，但那是“如何摘桃子”的問題，在“桃子根本就不存在”的情況下，該書的價值就僅僅局限於發表了一種“如何摘桃子”的不同意見，而在我看來，這除了“增加口水”之外毫無其他意義的。在“內部分裂”都還是沒影子的事，哪裡來的自以為超前的“民主確立”和“民主鞏固”問題？哪裡來的自以為超前的“和解還是審判”的“轉型正義”問題？當然，一本“憧憬理想未來”的書怎麼可能有“科學精神”？ 所以，該書等於只喊了類似的兩個口號：“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道理倒也簡單：意識形態必然包含烏托邦，哪種意識形態都不例外。 第二，“工程主義”傾向壓倒“公共選擇”邏輯是該書最嚴重的方法論錯誤。該書之所以浪費那麼多的筆墨去討論“如何摘桃子”的“操作問題”，原因恐怕就在於，該書作者在內心深處相信，“只要你信了上帝，世界就會按上帝安排的方式運轉”。 “工程主義”意味着，信奉者會不自覺地從一般的“經驗總結”跨入到“運行設計”，並且從勻質和無差別的角度看待社會的政治主體，以至於似乎政治主體的利益結構和偏好，將不會影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更直接了當地說，“工程主義者”暗中假定，存在着一種可以超脫“公共選擇”過程的“客觀最佳”的“民主轉型”，而且，這個“客觀的最佳”可以藉助“上帝之手”無摩擦、無費用地實現（如“先全國大選優於先地方大選”、“議會制優於總統制”、“先選議會優於先立憲法”等等）。當“工程主義”的方法論錯誤被明確地指出來之後，該書作者可以辯解說他當然不會那麼去假設，可問題就在於，這種“事後的意識”並不存在也該書的邏輯思維中，而這正是該書一直以“民主工程學”的內在思維，去討論“主體不在場的操作問題”的原因。 “規範衝動”和“工程主義”已經足以使王天成的《大轉型》變得毫無意義，可不幸的是，這兩者還遠不是該書的最致命之處。 第三，該書最致命之處是“中國也不可能例外”的文化觀念錯誤。它之所以不去集中分析“政治分裂”和“軍隊分裂”能不能在當今的中國發生，之所以不去集中分析社會反叛、經濟危機和價值轉變能不能導致中國的“內部分裂”，之所以不去分析社會反叛、經濟危機和精英價值轉變的可能規模和程度，那僅僅是因為該書作者確信：該發生的遲早要發生，失民心者失天下，外部壓力必然導致內部分裂。簡言之，這部分已經是“已知數”，是“不證自明”的公理，一切只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已。 萬一“中國也不可能例外”錯了怎麼辦？我相信大部分人會認為不可能。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問題不是不可能，而是大家不情願承認這個可能性的存在。“中國特殊性”有存在的概率，問題只是大家不願意承認這個概率存在。簡單地說，人是願望主導的動物，不是認識優先的動物，人只有在認識能夠碰巧符合願望時才承認認識的作用，這當然不幸是人犯大錯誤的根本原因。 在“劉瑜的要民主與韓寒的不革命”以及最近的“與秦暉在美國辯論中國的前途”這兩篇文章里，我已經詳細分析了“中國特殊性”的存在概率，這裡只需要簡單地提三點： 第一，“失民心者失天下”肯定是錯的，這只是願望的表達，不是對事實的認識，何況中共現在也未必已經“失民心”。更重要的是，民心是可以收買的，官心更可以收買，相比之下，“失官心者失天下”更有道理。都說中共的“維穩費用”極高，超過了“擴軍費用”，事實卻是：中共的“維忠費用”更高。腐敗只要能“維忠”，壞的政策就是好的策略。黨之所以被稱為“母親”，那僅僅是因為中國人“有奶便是娘”。那些整天叫喊着民主的人，從來不忌諱拿中共的好處，你說一個抱着大樹的人他如何能砍樹？ 第二，中共的“制度特殊性”遠沒有引起所有關切者的高度重視。大家都在希望“中國也不可能例外”，可現實卻是：世界上“一黨執政”的國家很多，但採用“一黨限任制”的卻極少（另如越南）；世界上“黨指揮槍”的國家很多，但通過類似中國特色的“太上皇制度”---“軍委主席制”去實現軍隊控制的卻只有中共一家。“一黨限任制”和“軍委主席制”偏偏是“統治能力”和“制度穩定性”的最關鍵之處，談“內部分裂”問題不涉及這些制度就等於“零研究”。 第三，“民主轉型”和“民主原因”的現有研究，對“制度與文化組合的獨特性”至今仍缺乏理解，而“制度文化組合論”卻偏偏是解讀“民主原因”的最關鍵因素。王天成在書中主張“非暴力革命”，並用了很多篇幅批評“漸進改革”和“暴力革命”，可他分析了那麼多案例，偏偏不去研究中國自己在“民國初年的立憲失敗”，他似乎沒有看到，問題根本不是“該不該”，而是“能不能”。 總之，都以為“問題在於改造世界”，可“問題實際上在於認識世界”；錯誤的認識只會導致普遍存在的盲目樂觀，並一而再再而三地激動於一些小事變（烏坎、王-薄事件、陳光誠），以至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理論與實踐至今仍處於極低的“鄉愿媚俗”水平。是啊，對此感到高興和放心的還能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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