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茅于軾“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錯在哪？ ---走不下神壇的毛澤東 本文要批評的是茅于軾先生寫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在常識的範圍內，茅于軾的文章沒什麼大問題，除了“毛澤東的目的在於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這句有明顯失誤外，其他的幾乎沒什麼漏洞。但這個失誤卻反映了一個嚴重的缺陷，辛子陵的書本來在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就很欠缺，茅于軾的“讀後感”在個人政治道德評價的偏向上，又進一步走向了極端。我的基本觀點是，茅于軾的文章內部邏輯上幾乎沒什麼大錯，問題不在於他“說了什麼”，但大問題卻出在了他“沒說什麼”。 本文不討論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肯定或否定毛澤東，那是毛派和自由派討論的話題。我這裡討論的不是一個是非立場的規範問題，我要討論的是一個實證問題：毛澤東為什麼會被神化？毛澤東為什麼至今還是神？茅于軾要“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是可能的嗎？ “毛澤東是神”是本文的實證起點，我知道還是有人會反對這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起點。但我要指出，他們講的是“毛澤東不應該是神”，我這裡對應該不應該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毛澤東還是神”這個事實。如果“毛澤東已經不是神”，茅于軾就沒必要把他還原成人，主張“把他還原成人”，這就說明“毛澤東還是神”，只不過認同茅于軾的人都不滿於“毛澤東還是神”。我希望對這個實證起點不要再有低級的爭論，讓我們把重點放到“為什麼”上面。 1，神壇的性質：文化信仰 神話是人類的一個自然現象，把人神化是一種社會需要。蒙古人神化成吉思汗，即便他橫掃歐亞、殺人無數，蒙古人依然還是以成吉思汗為驕傲。把人神化來自於某種自豪感，自豪感是一種認同和自我肯定。俄國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國人也早已否定了希特勒，但日本人則未必會否定他們二戰期間的裕仁天皇。關鍵是俄國人已經不以斯大林為傲，德國人已經不以希特勒為傲，而還有太多的日本人依然以裕仁天皇為傲。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會以毛澤東為傲呢？ 毛澤東的罪過大家都知道，但還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會以毛澤東為傲，說明他們更看重的是毛澤東的功績。毛澤東有什麼功績，會讓他們居然能置其罪過於不顧呢？更重要的是，在網絡化時代，中國政府已經無法強迫人們去認同“毛澤東功大於過”的判斷，所以，人們的自願認同就特別值得深究。要點在於，我們無法把人們的自願認同，看成一個簡單的事實認識問題或意識形態立場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是一個信仰問題，而且，它不是一個政治信仰問題，它是一個文化信仰問題。把毛澤東神化的的確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化信仰問題。 毛澤東身上的神的光芒，表面上是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現象。在經歷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那樣的全國規模的失敗之後，毛的神聖地位依然能夠在文革期間達到新的高峰。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在他逝去之後，隨着更多歷史事實的揭露和還原，這尊神的光芒還依然是那麼耀眼。如果說文革中紅衛兵乃至於全體中國人的狂熱是來自於煽動、欺騙和一時衝動，那麼，改革開放和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紀的今天，“紅太陽依然永不落”就實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國官方對毛澤東形象的保護已經不足以解釋問題的全部，因為對毛的崇敬更多的是民間的和自發的，而且問題也根本不是因為人們在商品經濟的躁動中突發出一種懷舊思悠的感情。 如同毛派捍衛毛澤東時犯了大錯誤一樣，自由派對毛澤東的批評也犯了大錯誤，因為他們雙方都以為評價毛澤東是一個認識問題、立場問題或政治信仰問題。如果毛派都是“毛左”，那自由派也許還有些道理。但除了“毛左”之外，毛派里還有“毛中”、“毛右”，甚至還有不知道自己是左、是中、還是右的人。“毛右”存在，因為有的人在政治上可能接近自由派的立場，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文化意義上依然敬仰毛澤東。其實他們也都知道毛澤東的錯誤，也未必把他看成“大救星”，但就是認為他神聖。自由派越攻擊，他們不但不越覺毛澤東少了一些神聖，反而覺得自由派不知天高地厚，企圖“蚍蜉撼大樹”。為什麼？因為，如果說政治信仰還多少存在政治利益問題，那麼，文化信仰已經完全與利益和事實無關。所以，關於毛澤東罪行的爭論越具體，人們離問題的要害就越遠。自由派和毛派爭論得如火如荼，可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都在爭論什麼。 自由派企圖在這件事情上講道理，我本人非常同情這些道理，這些道理的內容沒有什麼錯，可講道理這個行為卻錯了。因為事情一但進入信仰層次，就已經不是證實和證偽能解決的問題，事實已經與事情無關。信仰不認道理，因為信仰是更大的道理，自由派錯就錯在講小道理而沒能講大道理。自由派還以為，只要官方不阻攔他們講道理，他們就能把更多的事實擺出來，也就能說服更多的人。大錯特錯。官方要不阻攔，反對他們的人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他們觸犯的不是事實，他們觸犯的是神。自由派始終不明白，政治信仰的神可以下神壇，文化信仰的神是絕對下不了神壇的。自由派面對的不是一種集體意識，他們面對的是一種集體無意識。 注意，我這裡不是說自由派或毛派的願望錯了，我對爭論雙方的願望對錯毫無興趣。本文的目的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哪一邊，我的目的只是為了闡明：爭論雙方對“毛澤東現象”的性質都判斷錯了。他們都把“毛澤東現象”當成一個涉及毛澤東個人功過是非的“毛澤東問題”，而這在我看來是一個狹隘和庸俗的道德視角，因為，“毛澤東現象”完全是一個制度問題和文化問題，不是一個政治道德問題。關於“毛澤東現象”的制度問題我另寫成了一個專論，制度問題的“火爆”程度必然會遠遠超過茅于軾和辛子陵對毛的個人批判，也因此必然會“被和諧”，所以我這裡只談關於“毛澤東現象”的文化方面。 2，文化信仰的內涵：“中國魂”與“大一統情結” 如果先把毛澤東的罪過爭論放在一邊，那麼毛澤東的主要功績是什麼？是建立新中國嗎？當然不是。我是說，毛澤東的功績不是建立新中國本身，是建立新中國這個事實所代表的東西，是毛澤東在建立和維護新中國時對世人體現出來的“民族氣魄”，是這種“民族氣魄”所象徵着的那個“中國魂”。建立新中國本身可以涉及到政治信仰，但“民族氣魄”卻已經與政治信仰無關，它已經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文化信仰。 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沒有信仰。錯了。中國人只是沒有上帝信仰。實際上，早在夏商時期，中國人也有過一種間接的上帝信仰。周滅商之後，祖宗信仰就主導了華夏文明。祖宗信仰是一種對祖先的神勇和智慧的信服，是一種對傳統及其文治武功的信念，也是一種對“這方水土”的眷戀和祈福。所以，中國人有信仰，只是沒有西方人那樣超自然神的上帝信仰。實際上，人不可能沒有信仰，因為信仰在本質上是自然宇宙中渺小的人類對“確定性”的需要和追求。 “毛澤東現象”當然是一場“造神運動”的產物，但這場“造神運動”不是只涉及到毛澤東個人的“客體現象”，它是中國人集體互動的“主客體現象”，在毛澤東去世後，它就變成了一個存在於現在中國人身上的“主體現象”。把“毛澤東現象”當成“毛澤東問題”來批判，就是把一個中國人的“主體問題”當成了一個毛澤東本人的“客體問題”。這個錯誤當然是極其嚴重的，因為現在的“毛澤東現象”實際上已經與毛澤東無關，它不僅與毛澤東的罪過無關，它甚至也已經與毛澤東的功績無關。 毛澤東被神化之後，一切都化成了象徵，象徵本身在升騰之前的客體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象徵所指向的對應物。這個對應物只存在於中國人心中，所以，否定毛澤東已經不再是否定毛澤東這個具體的人，而是對中國人“潛意識”中的神的否定，是一種對中國人自己的本能的否定，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自我否定”。可見，自由派發動的這場戰爭必然以失敗告終，他們甚至連一個小戰役都不可能獲勝。中國人的那個神，到底具體是指什麼呢？ 作為客體的紅太陽每天都在“隕落”，但作為主體的、深藏於整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中的紅太陽已經永遠不可能下降，更不用提“隕落”。毛澤東式的偉人氣魄，體現的是一種千年一遇的“英雄意志”，是一種超乎於叔本華式的“生命意志”和尼采式的“權力意志”的神力，是一種把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情結”高揚到極致的“民族魂魄”，是那個“中國魂”的表徵。 毛澤東在每一個關乎民族意志的事件上，都能把他“英雄意志”的目中無人和無法無天，表現得淋漓盡致、力滿氣足。蘇美兩國的原子彈在他眼裡也就是把地球弄出一個洞的問題，而一場在事後看來毫無軍事或戰略意義的對抗（如朝鮮戰爭，中蘇珍寶島之戰），在毛澤東那裡卻是一個連他自己也未必有意識的民族氣魄問題。毛澤東在實現自己的“英雄意志”時是極其自私的，是不顧代價和不講道德的，他就是這樣一把雙刃劍，“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使他固執於“跨越資本主義階段”的豪情，他對整個民族傷筋動骨，卻又在無意識中成就了民族的脊梁。 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本身並沒有什麼值得誇張，可當這個“大一統情結”遭到了無與倫比的壓抑時，它的潛在力量就不再僅僅是拿破崙所說的“睡獅”。任何與之對抗的否定，自然就像是怨婦的呻吟。紅太陽永遠不可能落下，因為毛澤東已經是中國人的一種象徵，是一種民族文化信仰層次上的圖騰，它代表的是中華民族的“正統”，是華夷各族血液里和基因中的構成要素，是缺了它自己就什麼都不是的本質。 中華民族的“正統”是遠在“法統”與“道統”之上的根本。華夏文明是在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長期歷史博弈中誕生的“華夷秩序”的中堅，華夷各族的內部之爭可以此消彼長、相互融合，但“大漢族主義”是主流，華夷的先後次序是正統。從夏、商、周、秦、西東漢，到三國兩晉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十國、宋，華夷秩序的正統一直香火不斷。不管是先秦的“分封王制”還是秦後的“集權帝制”，華夷秩序的家族政治制度，都一直能承載着中華文化延續的功能。 “大一統”是“家”和“國”的統一，秦統一六國以後，中國的朝廷政治和宗族社會也日趨一統，鄉村自治已不是世外桃源。但是，早在明萬曆之前的宋徽宗時期，家族政治制度的“基因悲劇”就使華夷秩序出現了難以為繼的徵兆，金、遼、西夏之後，蒙古鐵騎的“狼文化”最終壓倒了華夏農耕的“龍文化”，“華夷秩序”首度出現了華夷顛倒的“夷華秩序”（這裡用“夷華”而不用“夷夏”，避免與佛道之爭的“夷夏”相混）。元的統治雖然短暫，但正統已經昏暗的明朝到了崇禎，也不幸連同李自成的“大順朝”都落入了滿清的新“夷華秩序”之中。 然而，非正統的恥辱並不止於數百年的“要頭還是要辮子”。明萬曆之後中國的人均GDP第一次被超過，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GDP總量也被超過，而且，華夷顛倒之辱，進一步激化為中洋顛倒之屈。中日甲午之戰與後來的滿洲國和日本的全面侵華，家仇、族恨、洋辱、國恥，終於使數千年之中華正統的壓抑，一下就到了總爆發的關頭。中國人的“正統之神”早在宋徽宗時期就已經開始迷失，所以，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遠不是文革才開始的，當然也不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才開始的。中國人把“正統之神”附體於毛澤東身上，是洋辱開始之後，洪秀全太平邪教的無能，曾國藩儒弱的退卻，袁世凱復辟的失算和蔣中正“不中不正”（特別是在東三省的退卻）的共同結果。 總之，中華民族的“正統”，“正統”中的“大一統情結”，“大一統情結”中的“面子”，“中國面子”數百年壓抑後的強烈反彈，這就是毛澤東這尊神的具體指向。當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第一屆政協商開幕式上一聲“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他就成了中國人的神。 3，結語：自由主義能否瓦解“大一統情結”？ 如果自由派企圖通過批判毛澤東達到更大的目的，那就是一個更大的戰略性錯誤。因為，與神相比，世俗的功利目的根本無足輕重；而通過激怒中國人心中的神，增加的只會是實現自己目的的阻力，除非自由派莫名其妙地以為他們現在的其他阻力還不夠大。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派顯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不懂統一戰線，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中國人的神。 自由主義者也許要徹底否定的就是中國的“大一統”，但是，自由主義的“自治、民主、聯邦”即便能否定“大一統”，也根本不足以否定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他們也許可以在個人和制度的層面上否定毛澤東，但他們根本不可能在文化的層面上否定毛澤東。“大一統”不是一個政治理念，它是一個文化信念，是一旦否定就不再是自己的天性。 在自由主義者那裡，“大一統”的潛意識與自由主義意識之間的對抗，其實是一種自我分裂型的自我對抗。觀念的歷史確實是可以改寫的文本，但物質的歷史卻是人們不想接受也不得不接受的存在。我們根本無法“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這不僅是因為他已經升騰為一種文化的神，而且也是因為現在的任何國家變遷和制度變革，都只能以事實上的“大一統”為起點。如果自由主義者把台灣、西藏、新疆的獨立作為一種政治手段，那就無異於自殺。 實際上，自由主義只能作為一種“社會無意識”存在着，“社會無意識”不同於“集體無意識”。榮格把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概念分成“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集體無意識”指經過祖先生命“本能”和“原型”遺傳下來的文化情結。“社會無意識”則是弗洛姆的自創概念，它指的是人類精神通過語言過濾、邏輯過濾和社會禁忌而在社會中受壓抑的部分。“集體無意識”強調的是精神的傳承，“社會無意識”強調的則是精神的壓抑。可自由主義的“社會無意識”再怎麼受壓抑，它也無法與作為民族整體的“集體無意識”對抗。 理性主義在近代造就了西方的相對強大，西方因此成了強大的“先發國家”，其他國家要成為強大的“後發國家”，似乎除了經歷同樣的“理性化過程”之外別無他路。可是在中國，信奉這種“理性化過程”的自由主義者卻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種未必自知的矛盾：他們的精神是西方的，他們的情感卻是中國的；他們的思維是西化的，他們的行為卻是中國的；他們的信念是西方的，他們的邏輯卻是中國的；他們的意識是西化的，他們的潛意識卻是中國的。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任務，因為他們的任務不是一種制度否定，他們的任務在本質上是一種自我否定。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有理由不滿於制度現實，他們根本無須承認和接受現有的制度現實，可他們無法對自己的文化存在提出不滿。就最樂觀的前景而言，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只能在“事件否定”而不是“制度否定”中實現自己，這不是一個理性能力問題，這是一個文化能力問題。把“毛澤東現象”當成一個政治道德問題，恰恰表明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歷史局限。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