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问题 ----《大转型》再批判 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我在批评《大转型》的“王天成的空想大转型”一文里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王天成先生在“中国究竟有多特殊？”的回应里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转型》一书“在前辈研究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得出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内部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的判断，并进而讨论了内部分裂的形式、中国在什么情景下统治集团最可能发生分裂”。 我则认为：如果“内部分裂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外部压力是内部分裂的前提”，那么，研究中国民主化最重要的任务，就根本不是去“畅想”政治变革的转型模式、动力机制和操作顺序，而是要集中分析“政治分裂”和“军队分裂”这两种“内部分裂”能不能在当今的中国发生，要集中分析社会反叛、经济危机和价值转变能不能导致中国的“内部分裂”。 王先生在回应中认为，“内部分裂是否可能”的问题太狭隘了，“民主转型”的各个环节才是整个转型研究的对象，而且，“真正的问题不是‘民主转型是否可能’，而是‘如何使民主转型成为可能’”。 王先生也许有理由对我的否定批评提出不满（如“不着边际”、“张狂武断”、“缺乏常识”、“气急败坏”等等），但在实际上，我的批评是出于另一种不满。我不满的是，1989年以来的“中国民主转型”讨论，一直过多地沉溺在“表达愿望”和“胜利后设计”的层次上；我不满的是，像《大转型》这样比较严肃的研究，也不能幸免于这个严重缺乏“超脱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并且在“如何使民主转型成为可能”的问题上缺乏“制度及文化分析”。 显然，中等层次的归纳分析不是因果关系的理论建构，“数据的实证”不能上升到突破性的“逻辑的实证”，新理论就不可能，转型研究的逻辑就还是西方现有的逻辑。王先生认为这就够了，问题是“去干”，是“如何使民主转型成为可能”。我则认为《大转型》一书的问题就出在这个“规范冲动”里。如果不能用“制度及文化分析”集中到“内部分裂是否可能”问题，不能把“去干”的种种结果纳入“制度及文化分析”，转型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类似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和“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愿望上。 王先生从“右的思想倾向”去推断我有“左的思想倾向”，所以，我说过的 “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是中国道路的最佳选择”似乎就成了我“政治站队”的铁证；可是，王先生可能无法理解，在中国政治未来问题上，“我的价值判断”与“我对中国人价值判断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换句话说，“一党制最佳”其实并不是“我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我对中国人价值判断的判断”。也就是说，我未必认为“一党制最佳”，但我发现“多数中国人现在认为一党制最佳”，或者，从某种结果论的观点看，“一党制是多数中国人现在的最佳”。 这里没有文字游戏。从“右的思想倾向”看，如果我说“多数中国人现在认为一党制最佳”和“一党制是多数中国人现在的最佳”，我似乎无疑就有“左的思想倾向”；可我这里并不是在作“价值判断”，我仅仅是在作“事实判断”。你可以说我的“事实判断”没有充分的“经验数据依据”，但你不能说我有“左的思想倾向”。我承认我的“事实判断”依靠的不是“经验的实证”，而是“直觉的实证”和“逻辑的实证”，但我断然否认“一党制最佳”是我个人的“价值判断”。 所以，当我说“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时，从“右的思想倾向”看似乎无疑就是“反民主”；可我不过是在说：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性质导致了它在特定时空上是“坏东西”，而这与我是否“反民主”毫无关系，也不意味着我就是在主张“一党制最佳”，更不意味着我不能看到“有比多党民主更坏”的制度。 总之，我对“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都进行严格的区分，我只对宪政民主问题作“历史哲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分析，我称这种分析为“没有规范冲动的冷酷实证”。更直接了当地说，我心中没有一个主义需要去主张或辩护，也没有一个主义需要去阻挠或反对。“冷酷实证”的“无立场”是自由主义“多元精神”的应有之义，不是“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 所以，我与王先生的最大区别是，王先生心中有一个主义和立场需要去辩护，即便“《大转型》的研究、写作是我独自进行的，不是任何政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王先生心中的“主义”也已经技术性地隐藏在他的“问题”中。王先生的目的是以“人的选择和努力”去推进“每个个体都需要尊严”的事业，王先生有理由期待人们对此充满敬意，但当王先生王批评我“缺乏常识”时，他自己显然是“常识过剩”了。 我的确认为“支配公共选择的惟一因素是利益”，价值规范和操作规范当然能影响公共选择过程，可规范只是“技术性地隐藏在”公共选择的利益追求之中；实际上，“精神利益”就是价值规范和操作规范的本质。不从“广义利益”看待公共选择，追求公共利益就可能沦落为一些人自我打扮和自我膨胀的借口。过多地美化“个人精神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巧合”，中国历史上这种“败恕其中”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可以加入政治斗争而成为“理论的行动家”，一个学者也可以只求理解这种斗争而成为“非行动的理论家”。可一旦从“局外人”变成“局中人”，他就会加入到“受压迫的群体”，落入卡尔·曼海姆所说的：“受压迫的群体在智力上如此强烈地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社会条件感兴趣，以致于他们自觉地在局势中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他们的思维没有能力正确地判断现存的社会条件。他们全然不关心真实存在的东西；确切地说，他们只在思维中寻求改变存在的局势。他们的思想从来都不是对局势的判断，它只是被用来指导行动。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它无视一切可能动摇其信念或麻痹其改变事物的愿望的东西”。 所以，当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的要害，是弄清“政治分裂”和“军队分裂”这两种“内部分裂”能不能在当今的中国发生，是弄清社会反叛、经济危机和价值转变能不能导致中国的“内部分裂”，而不是去叙述政治变革的转型模式、动力机制和操作顺序时，王先生就认为我是在“要求”他“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我与王先生是“局外人思维”与“局中人思维”的区别，我们之间谁也没资格对对方提出“要求”，我对《大转型》的批评不过是要指出：王先生“只在思维中寻求改变存在的局势”，其“思想从来都不是对局势的判断，它只是被用来指导行动”，因此他就可能“无视一切可能动摇其信念或麻痹其改变事物的愿望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在批评里提出的：“规范冲动”压倒“科学精神”，“工程主义”倾向压倒“公共选择”逻辑，低估中共的“制度特殊性”，忽视“制度与文化组合的独特性”等等。 具体地说，在制度方面，“一党限任制”和“军委主席制”是“统治能力”和“制度稳定性”的最关键之处；在文化方面，实利主义的传统强化着中共的“绩效合法性”和“暴力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上文提到了 “一党制是多数中国人现在的最佳”。抱着大树的人太多，而在喊砍树的人中，“抱着树砍树”的人也太多。这些都是规范冲动者所乐于回避的“制度及文化分析”。 王先生偏向于从“制度需求”而不是“制度供给”去考虑问题，偏向于从“制度成本”而不是“制度能力”去看待问题，偏向于认为“外部压力能导致内部分裂”去分析问题。捍卫主义和立场的需要，使王先生放弃了一种“兼听则明”的态度，进而从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视角，把“历史概率论”曲解为一种“布朗运动”的“历史随机论”或“历史不可测论”，而在实际上，“历史概率论”恰恰是“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与“历史随机论”的综合。王先生提到“一个学者应有的理性、诚实和谨慎”，我以为“局中人思维”将很难真正实现这种“应有”，因为正如王先生所说，他“早就思考过”，他“对一切以所谓‘中国特殊论’来反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观点，都是不屑一顾的”。在他那里，“中国特殊论”似乎已经只是一个符号，“制度与文化独特组合”的现实已经与他的分析无关。 王先生掷地有声地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没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特殊的。每一个专制国家也是特殊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样一个事实的成立：每个个体都需要尊严。人是会比较的高级动物，当他们发现有一种制度更适合于保护自己的尊严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往那种制度。文化是可以更新的，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你不能说现在是专制的，而且那个专制有些特殊，就认为是无法终结的。关键在于人的选择和努力”。 我所争议的根本不是“每个个体都需要尊严”及“人的选择和努力”。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特殊现实，王先生却说更重要的是改变特殊的现实；我们要分析改变现实的愿望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特殊的现实，王先生却说这个实证问题只是个规范问题。显然，在“理论的行动家”那里，“科学精神”是不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去干”，不是把“去干”的种种结果纳入“制度及文化分析”。可见，“理论的行动家”的本质就是“反理论的行动家”，政治里只有意识形态，哪里还有什么学术？ 我决不是在主张一种“无为的哲学”，冷酷实证本质上是一种“认识的哲学”，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我的冷酷实证而“不行动”；历史的发展遵循的是自己的逻辑，不是一种对发展逻辑的实证描述。知识分子太高估自己的社会作用了。 不少人认为10年内中国就能够实现多党民主化，可六四至今已经23年，辛亥至今也已经101年，中国人真的理解和认识自己吗？同是北京大学的校友，我与王先生可以有个“约定”，看看30到50年后，真正的历史发展是符合我的“预测”，还是符合他的“愿望”和“努力”。历史不是“掷骰子”，历史是可检验的，50年后的历史让后人去检验。（方绍伟，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