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人缺德么？ 近十几年来，大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出外旅游的也明显增加了不少。可时不时还会有报道，不管是到港台东南亚，还是到欧美大洋洲，不少大陆旅游者的行为举止依然令人不齿。在国内，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事情也多了起来。这不，前几天，卫星电视上有专题报道，特别介绍了一帮照相的如何以推荐模特为名骗钱，一帮猎头如何假借培训诈骗求职者，还有一帮奸商如何用低质酒冒充茅台、五粮液。 做假酒、卖假酒的报道十分真切，记者暗访偷拍，作奸犯科者一言一行如同邻家商铺，败德之举视若等闲。真货专卖店的验酒机更是令人哭笑不得，验酒者坦言，店外来验者十有八九全是假酒。也难怪，假酒从生产、批发到零售，每个环节的利润率都超过100%。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是黑暗啊，马克思怎么说来着，对了：“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当然，现在不仅酒是假的，菜市场里的货，有没有被下过药以显其光鲜亮丽的，恐怕连受害者都未必知道。这年头，也就只有缺德是真的了。黑心泛滥，所以道德稀缺。但是，有些人却依然义正词严地告诉人们，“败德行为不是主流”，“经济发展，决不可能建立在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大家见过秋石先生写的文章么？）。什么高调鬼话？这又是那个“苏式哲学”的老套。假酒的GDP不就是建立在奸商们“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上”的吗？即便他们偷税漏税了，这部分GDP也只是转向地下经济而已。我们的“书面道德”与“现实道德”的距离怎么就那么远呢？ 是啊，如果承认了衙门外的坑蒙拐骗是主流，那不就等于承认了衙门内的贪污腐败是主流了吗？算了，话也别说太满，给人留点面子好不啦？中国的事情妙啊，能看不能说。要是说了，你猜会怎么着？马上就有人不服，他还会这样反驳道：“别他妈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就好像你他妈不是中国人一样”（原话如此，本文未作任何“去孔三妈”式的修改）。见鬼了，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要是美国人的事谁还费那个劲啊？何况人家确实再烂也没这么烂。 提“主流支流”的区别，确实让人觉得特别无聊。现实就这么烂，你非说“绝大部分是好的”，有意思吗？不懂轻重的人，还尤其喜欢说别人“以偏盖全、一叶障目”。我这里要特意提出一个说法，证明这种按照一般逻辑的辩解，完全是一种“满足于常识的无知”。 我这个说法叫作“道德五层次论”，即一般所说的道德，有崇高、善雅、本分、低劣、卑鄙五个层次之分，简单点说，就是有美德、本分、败德三大类。宽泛而言，本分行为也是道德行为的一类；但严格而言，道德行为特指美德和败德行为。好了，如果存在一个“美德社会”和一个“败德社会”，你说这两个社会的道德五层次具体会怎样？ 一般可能会说，美德社会就是美德行为超过败德行为的社会，败德社会则是情况相反的社会。这里当然有个量化的问题，怎么计算和统计，我们才能知道“美德行为超过败德行为”呢？很明显，统计很难，所以大家只能靠自己的感觉。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人感觉中国社会是个十足的败德社会，而另一些人却感觉中国社会是个和谐的美德社会呢？ 我的观察研究表明，这种不同感觉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个人的感觉范围，二是个人对道德行为的定义。局限于偏远地区和亲友小范围的人，他们的感觉显然比其他人更偏向于认同美德社会。我说过，中国是个“小圈子道德”的社会，美德行为在亲友小范围确实比较充分。可是，在规模较大、交往频繁的环境里，亲友小范围就会变成一个个孤岛，“小圈子道德”就会使中国人出现两大难：亲友之间遵守外在规则难，生人之间信任合作难。这个两大难，其实就是中国人把私德转化为公德的困难。这个问题的真实普遍性，大家可以自我检验，不用再多说。 “小圈子道德”的分析，侧重的是公德败坏的文化原因。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个人“公德没败坏”的感觉到底错在哪？“道德五层次”的说法就是为了指出，“公德没败坏”的感觉错误来自于认识错误，这个认识错误，一是混淆美德行为和本分行为，二是不理解美德行为和败德行为的规律。下面我分别进行解释。 混淆美德行为和本分行为，就是把宽泛道德含义的本分行为，不恰当地当成了严格道德含义的美德行为。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公买公卖是本分行为，强买强卖是败德行为。但是，如果你把公买公卖误解为美德行为，你就会感觉，这个社会的美德行为超过败德行为。可在实际上，公买公卖只是本分，根本不是严格意义的道德行为。在任何正常社会里，本分行为肯定超过败德行为，否则社会早就崩溃。所以，因为本分行为超过败德行为，就以为这个社会是美德社会，就是我所说的“满足于常识的无知”。“绝大部分是好的”是胡话，我们根本不能把本分行为归入那个“绝大部分”。如果一定要说本分就是美德，那奴隶的顺从和牺牲应该就是绝对的崇高行为了吧？ 美德行为和败德行为有不同的规律。美德行为的自然规律是：美德的出现一般依赖于意外事件的发生（这里不讨论诸如“谦虚是美德”这种接近于本分行为的情况）。败德行为的自然规律则相反：败德的出现一般根源于个人的贪心或恶意。 也就是说，美德是被动的，败德则是主动的。美德以牺牲物质利益去换取精神利益，其重点是“损己利人”；败德以损害精神利益去换取物质利益，其重点是“损人利己”。损己利人之所以成为美德，那仅仅是它普遍稀缺，因为人性规律偏向于“不愿损己”；损人利己之所以成为败德，那仅仅是它容易泛滥，因为人性规律偏向于“情愿利己”。 自然规律和人性规律的不同倾向，使败德行为天然地多于美德行为--美德要等“出事”了才挺身出现，败德则不“出事”都会自动出事。所以，一个美德社会，一定是制度、文化和信仰都严格排斥和控制败德行为的社会，而中国社会恰恰就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当然，当我们说中国社会更像是一个败德社会时，我们指的根本不是“全民败德”，而是指“败德超过了美德”，喜欢辩解的人，不能以“还有美德”来否定“美德更少”。 败德社会指的是，尽管本分行为仍然超过败德行为，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守本分，败德行为已经超过美德行为。一看中国的交通状况，就知道中国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德社会。不是因为本分行为多就不是败德社会，而是因为败德行为超过美德行为才成其败德社会。一个败德少的社会即便美德少，它至少也还是一个本分社会，可中国社会一点都不本分。如果把社会比成酒，100%是真酒就构成一个本分社会，有1%的假酒就败德社会。可现在的中国如此不堪，以至于出现50%的假酒，都还有人在说，中国是个美德社会，“败德不是主流”。对了，他们称之为“礼仪之邦”。怎么样，够虚伪吧？ 上文提到，“小圈子道德”的中国文化，不利于把私德转化为公德，这是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在制度方面，当今的中国有严重的后天失调之弊。美德行为有两种，一种是对抗败德行为的美德行为（如勇斗歹徒的“对抗型美德”），一种是补救本分行为的美德行为（如救人落水的“补救型美德”）。我们的制度和文化特别有利于滋生败德行为，却特别不利于产生“补救型美德”，更特别不利于产生“对抗型美德”。 为什么？因为特权，因为“小圈子道德”，特权和“小圈子道德”制造了败德。在另一方面，特权和“小圈子道德”导致“政府失职不管，公众失责不敢”，结果，“对抗型美德”和“补救型美德”双双失禁。本来败德就已经有负面的人性倾向，现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加剧了这个倾向，同时，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又削弱了抵消败德行为的“对抗型美德”。对于有特权的人来说，腐败比道德重要，腐败尚且来不及，还搞什么道德啊？结果当然是：败德行为的个人成本越来越低、社会成本越来越高，美德行为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都越来越高。即便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美德社会”，中国的败德范围和程度恐怕也是较高的，要点全看守不守本分的状况。雷锋之所以活不下去，因为雷锋是给别人和下面的人树立的榜样，他与“我”无关。所以，中国社会是败德超过美德的“败德社会”，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应该奇怪的，反倒是对“败德是主流”的死死抵赖。承认是改变的第一步，中国人的败德社会没有改变，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承认有败德社会。死要面子活受罪，说的就是我们“死不认错”的中国人。这当然是一个不方便承认、也不情愿承认的事实：中国人真的很缺德。 可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道德水平低，而是我们中国人“囚徒困境”的制度文化惯性，根本就不可能使道德水平高起来。每每说到这里，就有人问：败德和腐败如何治？我发现：这个“治病”的类比有一个缺陷，社会有机体不同于个人有机体，个人有机体的病“不治即死”，社会有机体的病，却可以是“不治也活”。这其中的奥妙有两层：第一层是，社会有机体的病，要害不在“能不能治”，要害在于“可不可控”。第二层是，主导社会有机体的权力主体，他们追求的不是好的制度文化，而是好的分配优势，除非好的制度文化，碰巧有利于他们确立好的分配优势。不幸的是，社会有机体中的非权力主体，遵从的也是这个相同的逻辑。 所以，对个人来说，永远不要在社会宏观面上寻找乐观主义的事态。人生的积极态度，永远来自于个人微观面上的小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面对“囚徒困境”，自助者天助。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