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的今天，我是一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親身經歷了那場給無數死難者（此處為沒有可靠的官方提供的有名有姓的死難者名單，並非指多得無法記數之意）的家屬帶來錐心之痛，卻又被很多中國人認為是中國通向繁榮富強必不可少的大屠殺。如果我還生活在國內，繁忙的工作、沉重的家庭負擔、被防火牆過濾後的信息可能會讓我漸漸忘卻對六四的記憶。然而，由於不幸生活在美國，總是能被來自各方的消息不斷翻新記憶，因此每年在這一日子來臨之際我不得不經受些許的煎熬。 在一個貧困的鄉村地區出生和成長，除了不斷被慣輸＂為中華民族之崛起而讀書＂之外，我面臨的另外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要通過讀書考上大學，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當上父輩們羨慕的城裡人。住在封閉的校園裡每天從早晨五點苦讀到晩上十一點，我雖然記住了不少數理化的公式，但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這就是為什麼在後來看了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在電視上的表現後，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優秀，至少比當年的我懂的多很多。 胡耀邦逝世後，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學校中文系外面的黑板上突然冒出很多記念他的文字，也不知道他為何在1986年被趕下台。只是機械地把別人貼在牆上的詩詞之類的抄了一些到自己的日記本里。 當胡耀邦的悼念活動慢慢演化成為一場反腐敗、反官倒的運動，並誘發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遊行示威活動反面一下達到了高潮。我就是在中國政府宣布戒嚴令的當天晚上踏上北上的火車來到北京的。在我當時幼稚的心裡，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在自己編寫的歷史書上痛批＂五卅慘案＂和宣揚＂五四運動＂精神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會對自己的學生和人民痛下殺手。我也無法想象，如果我知道中國政府一定會對和平市威的人民用坦克去鎮壓而不是用摧淚彈去驅散，是否會作出同樣北上的決定。從這一方面來看，六四大屠殺確實起到了寒蟬效應，讓普通人不敢挑戰中國政府的權威。 由於火車無法進入北京市火車站，我不得不在豐臺火車站下車，被北京市民用自行車帶到了被學生和市民們阻擋在郊區，無法進城的運載軍隊的車輛周圍。在我記憶中士兵們和學生市民們沒有產生磨擦，雖然學生和市民們試圖說服士兵們不要把手中的武器對準平民，隔着軍車周圍的鐵欄杆，士兵們都靜靜地坐在軍車上一聲不吭。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也不知道我所處的位置在哪裡。 後來我隨其他車輛到達了天安們廣場，遇到了從本市到北京聲援遊行的其他大學的一些同學，其中兩位應是情侶關係。天安們廣場上的代表示威人群的喇叭不停地調度學生和市民去不同方向阻止軍隊進城，有時也會傳達一些關於人大委員長萬里準備回國組織人民代表大會協商解決示威活動的消息（這些消息後來被證明是不實的，我無揣測它們的來源和目的）。人民大會堂里代表政府的喇叭也不時警告人們離開廣場。我還依稀記得這對情侶同學在當時緊張氣氛里許下過生離死別的誓言，這也是我在運動發生後心靈深處受到的最直接的震撼，仿佛自己就是處在戰場上，隨時都有可能面臨生命危險。 第二天天亮後，跟着一些人在廣場旁邊的一條街上遊行時，同學們手牽手儘量不去阻礙街上的交通，晚上的那種緊張氣氛似乎一下緩和了下來。 第二個晚上夜幕降臨後，白天緩和的氣氛重新變得緊張而又混亂起來。後來的六四大屠殺就是發生在晚上，這讓我不得不產生聯想：我經歷的兩個緊張夜晚是否是屠殺前的演練。月黑風高之夜殺人是中國的傳統，政府的高層精英們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渡過第二個晚上後，我決定離開北京，回到自己的大學。我並沒有感覺到軍隊真的會鎮壓示威學生和群眾，但我確實受不了天安門廣場白天的暴曬和晚上的＂酷寒＂（我當時從南方出發時只帶了一件春裝），身體開始有點不舒服。我在回家的火車上生病了，是在同學的幫助下才得以安全回到學校的。 我是懷着對北京市民的崇敬離開北京的。在我呆在天安門廣場的兩天兩夜裡，我吃的饅頭都是北京的市民們送來的。雖然作為南方人，我當時對那種很硬的饅頭無法下咽，但我後來聽說那是北京人的最愛。最讓我難忘的是一位市民帶着他幾歲的兒子來舀稀飯給我們吃，他知道我們南方人不喜歡吃饅頭。 然而就在我離開北京的幾天后，北京的槍聲響了。雖然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但我們知道至少有兩百多人永久的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我不敢去想象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們，或兒女怎樣熬過這二十九年的。如果中國政府認為使用武力是正當的，他們的死保證了中國和平發展，那麼全中國人民部應該銘記他們對國家的奉獻；如果中國政府認為他們在處理事件中過份地使用了武力，他們應該更應該被銘記，只有學習從中吸取教訓，才能防止同樣的悲劇在這個災難深重的國家反覆重演。不管是從哪個角度分析，我覺得六四大屠殺都應該值得被記念而不是被遺忘。 我不知道那倆位在廣場上許下生離死別誓言的情侶同學現在是否安好，更不知道那位給我舀稀飯的小男孩現在何方，只能學着基督徒的樣子祈禱，希望能有一個萬能的上帝保佑他們永遠平安喜樂，不管是在天上還是在人間。 也許我應該感謝上帝的眷顧，讓我今天能夠坐在家裡寫下這些回憶的文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