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的今天，我是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亲身经历了那场给无数死难者（此处为没有可靠的官方提供的有名有姓的死难者名单，并非指多得无法记数之意）的家属带来锥心之痛，却又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中国通向繁荣富强必不可少的大屠杀。如果我还生活在国内，繁忙的工作、沉重的家庭负担、被防火墙过滤后的信息可能会让我渐渐忘却对六四的记忆。然而，由于不幸生活在美国，总是能被来自各方的消息不断翻新记忆，因此每年在这一日子来临之际我不得不经受些许的煎熬。 在一个贫困的乡村地区出生和成长，除了不断被惯输＂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之外，我面临的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要通过读书考上大学，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当上父辈们羡慕的城里人。住在封闭的校园里每天从早晨五点苦读到晩上十一点，我虽然记住了不少数理化的公式，但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看了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在电视上的表现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优秀，至少比当年的我懂的多很多。 胡耀邦逝世后，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学校中文系外面的黑板上突然冒出很多记念他的文字，也不知道他为何在1986年被赶下台。只是机械地把别人贴在墙上的诗词之类的抄了一些到自己的日记本里。 当胡耀邦的悼念活动慢慢演化成为一场反腐败、反官倒的运动，并诱发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游行示威活动反面一下达到了高潮。我就是在中国政府宣布戒严令的当天晚上踏上北上的火车来到北京的。在我当时幼稚的心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编写的历史书上痛批＂五卅惨案＂和宣扬＂五四运动＂精神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会对自己的学生和人民痛下杀手。我也无法想象，如果我知道中国政府一定会对和平市威的人民用坦克去镇压而不是用摧泪弹去驱散，是否会作出同样北上的决定。从这一方面来看，六四大屠杀确实起到了寒蝉效应，让普通人不敢挑战中国政府的权威。 由于火车无法进入北京市火车站，我不得不在丰台火车站下车，被北京市民用自行车带到了被学生和市民们阻挡在郊区，无法进城的运载军队的车辆周围。在我记忆中士兵们和学生市民们没有产生磨擦，虽然学生和市民们试图说服士兵们不要把手中的武器对准平民，隔着军车周围的铁栏杆，士兵们都静静地坐在军车上一声不吭。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也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在哪里。 后来我随其他车辆到达了天安们广场，遇到了从本市到北京声援游行的其他大学的一些同学，其中两位应是情侣关系。天安们广场上的代表示威人群的喇叭不停地调度学生和市民去不同方向阻止军队进城，有时也会传达一些关于人大委员长万里准备回国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协商解决示威活动的消息（这些消息后来被证明是不实的，我无揣测它们的来源和目的）。人民大会堂里代表政府的喇叭也不时警告人们离开广场。我还依稀记得这对情侣同学在当时紧张气氛里许下过生离死别的誓言，这也是我在运动发生后心灵深处受到的最直接的震撼，仿佛自己就是处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第二天天亮后，跟着一些人在广场旁边的一条街上游行时，同学们手牵手尽量不去阻碍街上的交通，晚上的那种紧张气氛似乎一下缓和了下来。 第二个晚上夜幕降临后，白天缓和的气氛重新变得紧张而又混乱起来。后来的六四大屠杀就是发生在晚上，这让我不得不产生联想：我经历的两个紧张夜晚是否是屠杀前的演练。月黑风高之夜杀人是中国的传统，政府的高层精英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渡过第二个晚上后，我决定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大学。我并没有感觉到军队真的会镇压示威学生和群众，但我确实受不了天安门广场白天的暴晒和晚上的＂酷寒＂（我当时从南方出发时只带了一件春装），身体开始有点不舒服。我在回家的火车上生病了，是在同学的帮助下才得以安全回到学校的。 我是怀着对北京市民的崇敬离开北京的。在我呆在天安门广场的两天两夜里，我吃的馒头都是北京的市民们送来的。虽然作为南方人，我当时对那种很硬的馒头无法下咽，但我后来听说那是北京人的最爱。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位市民带着他几岁的儿子来舀稀饭给我们吃，他知道我们南方人不喜欢吃馒头。 然而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几天后，北京的枪声响了。虽然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但我们知道至少有两百多人永久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不敢去想象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们，或儿女怎样熬过这二十九年的。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他们的死保证了中国和平发展，那么全中国人民部应该铭记他们对国家的奉献；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在处理事件中过份地使用了武力，他们应该更应该被铭记，只有学习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防止同样的悲剧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反复重演。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分析，我觉得六四大屠杀都应该值得被记念而不是被遗忘。 我不知道那俩位在广场上许下生离死别誓言的情侣同学现在是否安好，更不知道那位给我舀稀饭的小男孩现在何方，只能学着基督徒的样子祈祷，希望能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保佑他们永远平安喜乐，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 也许我应该感谢上帝的眷顾，让我今天能够坐在家里写下这些回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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