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闺蜜干政门”持续发酵。朴总统闺蜜一家靠着总统这棵大树侵吞了多少公款、敲诈了企业多少钱财还有待调查，但崔顺实出入青瓦台像串门，这就足以给韩国人的愤怒火上浇油。

“闺蜜干政门”的问题核心不是邪教、不是闺蜜情、不是坊间传言的男女关系，而是“亲信干政并贪腐”。朴槿惠与闺蜜讨论政府事务，违反了一系列法规；没有约束好亲近之人，犯了公职人员的大忌。因此，不管朴槿惠是否清楚崔顺实狐假虎威的作为，她都难辞其咎。

但是，崔顺实干政只是朴槿惠之过吗？

崔顺实自称“罪不可恕”

“公器私用”的乌云从未离开青瓦台

崔顺实面对青瓦台卫兵的跋扈态度让人联想到朴槿惠父亲朴正熙的那个年代。当时，朴正熙器重的是与他同样出身军旅的部下或者同乡，这些人被称为“亲卫队”，不管职位高低，都拥有巨大的实权。崔顺实大摇大摆地进出青瓦台正门，朴正熙的亲信也曾经在青瓦台掌掴部长。

在全斗焕、卢泰愚时期，政客和公务员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总统亲信敲诈企业谋取私利的案例层出不穷。例如一对名叫李哲熙、张玲子的夫妇就利用与总统夫人舅舅的亲密关系，谎称掌握了青瓦台的秘密资金，用银行贷款向企业放贷，并索取高额票据，再通过票据贴现把8亿美元流通到私人借贷市场。这一金融欺诈案致使当时韩国第二大钢铁公司和第八大建筑公司破产。全斗焕总统的亲戚们经常在各种市民团体里任职，通过这些组织收受企业贿赂甚至勒索企业。上世纪80年代，韩国的第七大财阀集团就因为拒绝向全斗焕总统弟弟领导的“新农村运动本部”提供资金而与政府结怨，最终因为得不到银行信贷而破产。

金泳三作为第一位民选总统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行“金融实名制”，让权钱交易暴露在阳光下。在他之后的数任总统也都不断完善反腐败法规和权力监督制度，使得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小、权力寻租者的动作越来越隐秘。尽管如此，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儿子以及亲信还是因为贪污和滥用职权而锒铛入狱。

以清廉和正义为政治资本的卢武铉也因为亲人收受贿赂而被检察院传唤，最终含恨跳崖以谢国民。

朴槿惠作为未婚的女性政治家，被韩国人认为最不可能被亲人连累而落入贪腐泥潭。结果，崔顺实涉嫌私吞公款、影响政府财政预算、勒索企业不成，而动用政府力量阻止通讯公司合并等一系列报道见诸报端后，韩国人的失望情绪可以想见。

公私不分的不只是总统亲信

如果从民选政府上台算起，韩国至今已经经历了5届总统。这期间，无论是声称自己不差钱的“保守派”还是声称自己道德高尚的“进步派”都被亲信拖累。“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人情凿穿制度法规”的现象从未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国会在前不久出台了严苛的“金英兰法”。这部法律对公务员的人情往来做出了严格规定，从制度反腐发展到文化反腐，就是要在公务人员与传统人情文化之间筑起篱笆，切断围绕在权力周围的温暖人情。

朴槿惠与崔顺实早年照片

信任亲信而对制度缺乏尊重，这一现象在韩国社会里普遍存在。与中国相比，私人关系在韩国社会里具有更加强大的资源动员力。社会学领域里有一项针对全球多个国家进行的GSS调查，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人相比，韩国人用于私人交往的时间更多，通过家庭成员之外的熟人获取的情感支持、社会资源也更多。

韩国社会里存在三种“缘”: “学缘”、“地缘”和“亲缘”。“学缘”指的是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校友，在普通人的职业生涯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韩国，某个单位、某个部门甚至是某个领域被某个学校毕业生垄断的现象很常见。这是因为校友之间会互相提携。笔者曾经问一位中国教授，一所后起大学要成功需要怎么做。这位教授回答需要聘用高质量的教授、投入巨额的科研经费等等。同样的问题问韩国人，他们会说关键是栽培好初期的毕业生。

韩国有几所建校较晚的私立大学就在学校发展初期通过奖学金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又动用学校的影响力将这些毕业生安插到优质就业岗位，并为其职业升迁提供帮助。这些人在职场站稳脚跟后会录用和提拔校友，在职场里建起自己的小山头，而学校也就渐渐有了竞争力。中国人往往通过长期交往建立起一对一的熟人关系，而韩国人的“学缘网”是“半天生”的，一旦进入某所学校就被视为进入了这个集团，来自集团的无言压力促使校友之间相互提携。

“地缘”指的是同乡，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尤其巨大。韩国人即便是早已离开家乡，也倾向于把选票投给与自己籍贯相同的候选人，并不是因为这些候选人当选会给家乡发展带来利好，而是因为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互相敌对的情绪，这在韩国被称作“地域主义”。学者们对于“地域主义”的形成原因进行了不同解释，但大家都承认政客们在选举时不断利用“地域主义”，是“地域主义”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无论候选人的资质如何，只要是同乡就给票，这显然是对选举制度的破坏。韩国每到选举时就会对“地域主义”进行批判，甚至明文禁止人们在选举前召开“同乡会”、“校友会”等，但“地域主义”仍然存在。韩国的总统们被批评“任人唯亲”，韩国选民则是“选人唯亲”。

“血缘”指的是通过婚姻形成的亲缘关系，在韩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发挥着巨大作用，财阀家族是“血缘”关系网的核心。在军政府时期，财阀家族门曾经积极地与政治家以及其他财阀联姻，在韩国实现民主化转型后，更青睐媒体、教育、法律界。在这个贵族血缘网中，不同领域的信息和资源相互交流转换。韩国是小国家大企业，以财阀为核心的“血缘网”具有很强的资源垄断能力，像吸尘器一样吸引着各种社会精英。

以“三缘”为代表的各种私人关系网络把韩国人划入一个个圈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更加原子化，而韩国社会里存在无数私人化的小集团。集团内部文化带有家长制特征，位高年长者位于阶序最上层，晚生后辈对他们较为服从。这种文化有利有弊，但肯定会削弱韩国人对制度的信任，增强他们对小圈子的倚重。源自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社会里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与之配套的现代民主制度也在布满网格的韩国社会里颠簸前行。在韩国，公私领域分不清的不止是政界，各种组织里都存在这种现象。以韩国大企业为例，尽管是上市公司，尽管企业创始人家族只拥有很小比例的股份，但他们仍然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掌控权。专业CEO更像是财阀家族的家臣，既要比能力也要比忠心，为此不惜损害广大股东的利益。

知识分子是韩国民主制度的守门人

既然公私界限模糊的并非朴槿惠一人，为什么韩国人不能接受“闺蜜干政”？因为韩国人对于公平正义有着执着的追求，在关乎是非黑白、大义名分的事情面前，韩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得非常刚烈。自二战结束，韩国的知识分子就受到西方民主文化的熏陶，同时他们身上又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性格，过去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今天是民主制度的压仓石。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崔顺实事件就是在梨花女大露出了端倪。崔顺实向梨花女大注入了巨额资金，但教授们没有在校长的压力、金钱的诱惑下低头。梨花女大师生的正义感并不是个例，虽然资本对于高校的渗透日益深入，但韩国校园针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精神仍然存在。例如多年前三星曾经给高丽大学捐款建了一座大楼，高丽大学因此决定授予三星企业主名誉博士学位。但该校师生认为三星在企业经营中存在很多不道德行为，学校卖学位的行为辱没了象牙塔。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当天，高丽大学的师生们举行了抗议示威，事后三星企业主公开道歉，称学生们的行为源于自己德行有失。

韩国的媒体虽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也有过分商业化之嫌，但同时也经常承担社会正义守门人的角色。韩国的媒体作为“无冕之王”向来不惧怕政治家，倒是政治家们对他们惧怕三分。总统的权力只有5年，媒体的权力才是永恒的。崔顺实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惊叹于韩国媒体人的能力和勇气，其实这样的记者在韩国媒体界并不罕见。这次事件中，记者遍访企业、学校，甚至在垃圾堆里寻找证据。金大中时期，有记者为了揭露总统打击媒体的事实，甚至在青瓦台里安装过窃听器。2005年，一名记者得到了安全部门针对企业的窃听录音，该录音证明三星集团对韩国政界、法律界甚至市民团体的关键人物进行了长期持续的贿赂。这名记者以赴死的觉悟辗转多国与曝料人接触，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公开了录音内容，这就是震动韩国的“X档案事件”。

知识分子、媒体、市民组织、网民都是韩国民主制度的守门人。民主文化在韩国发展到今天，韩国民众对于民主制度有着很高的要求，并且有丰富的政治参与经验，朴槿惠要模仿他父亲时代的“亲卫队”模式，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事实上，韩国人对领导人的要求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高。韩国社会里，下级服从上级，同时也对上级的品行寄予非常高的期待。受儒家文化影响，韩国人理想的国家领导人是“内圣外王”，过高的期待往往会带来失望，韩国每届总统在执政后期的支持率都跌入低谷。

概言之，韩国的民主文化虽然与韩国人一直追求的西方民主文化有很大差异，但韩国人希望通过民主制度实现社会正义的追求却非常强烈。文化像河水、制度像河床，二者会互相影响、互相改变。崔顺实事件可以看作是韩国文化又一次冲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河床。不过每一次冲撞都会遇到反作用力，对韩国人而言，“闺蜜干政门”又是一次反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