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对美软骨头还是硬骨头 一目了然

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张文木 时间：2018-09-10

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党的十九大后中国进入新时代，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  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②]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③]

其实，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④]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二  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三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7]。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18]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同志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毛泽东同志在谈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地是用“三个世界”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9]10年后，他又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需要深入总结。

“货币没有主人”[21]，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特点：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它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新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特点将使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过渡的”[22]、“垂死的”资本主义。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23]的新时代。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24]今天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敌人”已是世界和平，这使得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壮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变。[25]

四  新时代没有“新冷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6]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残局当以高手结束，败局可用傻二翻转。就在苏联“似乎在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却倒在演员出身的里根的所谓“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战戏路之中。基辛格不无庆幸地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接着，他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27]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并从南方国家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28]。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29]，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30]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外交路线。 

五  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1]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2]

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33]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34]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5]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36]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37]苏联的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8]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1962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马毛泽东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39]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个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目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与祖国分离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从整个太平洋和全球范围看，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宜采取总体防御方针，但在东海一域，中国已具备优势条件。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目前中国周边出现前所未有的以中国为向心力的合作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两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地缩小。

第三，支持“台独”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地虚弱。

 第四，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台湾岛内支持两岸统一的力量进入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第五，我们的目标不遥远，因此它不会透支国力。于情，我们得道多助；于理，我们只是在索回本属中国的雅尔塔权利，不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法权体系。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40]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应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选择。 

作者：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②]［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③]［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gxh.net/yinhangxinwen/36666.html。

[⑧]罗思义：《不要只关注上合“朋友圈”内的事，也要看清这些外部挑战》，观察者网2018年6月8日。

[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817页。

[⑩]《特朗普振兴美国制造业，军工行业才是重中之重》

http://money.163.com/17/0302/11/CEH64V70002580S6.html。

[11]《简氏：2018年全球军费将达1.67万亿美元 美国独占40％》，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2_21_440137.shtml。

[12]《美国失业率降至3.9% 创下近18年来新低》，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8_05_05_455852.shtml。

[13]《简氏：2018年全球军费将达1.67万亿美元美国独占40％》，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2_21_440137.shtml。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7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页。

[2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0页。

[23]“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人民日报》1967年8月14日。

[24]《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25]《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27]［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6页。

[28]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7~2018）——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29]《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页。

[35]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36]［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37]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1、202页。

[3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

[39]［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555页。

[40]《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中美贸易摩擦下，我们和美国精英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

王文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昨天 13:39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王文】

2018年8月底，笔者所在机构在多方支持下，牵头协调了对美国政界、智库、媒体与商界做了一次大范围调研与对话，美方的代表性强、政治光谱全，所谈内容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中美关系现况。

笔者除完成必要的内部工作报告、遵守此前双方约定的“闭门会谈”（off the record）原则之外，至少还有十点感悟，觉得有必要、有责任与公众分享。

一、中美关系得了“交流饥渴症”

本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的筹备时间非常短。8月初，筹备正式启动，但在邀请过程中，国内多位资深官员与知名学者都欣然应诺，20多天内便克服多重困难，最终高效成行。

8月是美国精英层的“休假季”，但笔者与三家美国顶级智库亚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络时，对方都很快回复愿意承办，且本机构负责人均出席，还邀请了包括前防长、多位前副国务卿、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内的十多位“部级”领导与数十位著名智库学者。

不仅如此，短短数日内，均已八、九十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AIG集团前董事长格林伯格等三位“泰斗”级人物以及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等多位美国政界、商界领袖都会见了中方代表。

这样的“约见效率”远超预期，充分折射了目前两国精英对彼此紧张局势的重视与关切。

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民粹主义高潮迭起，两国社会交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此时精英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在约20场会谈、五天在美行程中，笔者多次听到两国精英的呼吁，越是两国关系困难，越是要开展各个层面的民间交流。

过去常讲，“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经贸“压舱石”出了问题，民间交流的“稳定锚”更显得迫切。想当年，民间交流在困难时期为中美建交发挥关键作用，现在，两国关系“遇冷”，各类民间社团协会对美交流、两国友好省州与城市之间的往来，更是应迎难而上。近期，美国加州通过决议案，呼吁总统和国会支持加强中美经济关系，更是说明州县等地方社会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二、需要释放资深官员“公共外交生产力”

此次中方代表团中多位资深人士均有不少当年工作时的美国旧识。大家采取“总-分-总”的形式，在大范围座谈外，又小范围地拜访了一些美国精英。双方一见面，嘘寒问暖，回忆往昔，气氛融洽，纷纷感慨中美两国走到今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

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中方代表团部分人士拜访基辛格，95岁老人家早早就在办公室等候。笔者与他握手时说：“这是我第五次见您了”。他脱口而出：“上次咱不是一起吃晚饭吗？”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但他却能清晰记着。他还聊起多年来与中方团里多位成员打交道的许多往事，分享40年来与华打交道的心得、对特朗普的真切看法。

基辛格（资料图/东方IC）

与其说那是两国资深人士的双边座谈，不如说是老友叙旧、相互倾听。而这种满怀友谊的大国精英互动，恰恰是两国长期平稳发展的根基，也是两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资深官员尤其是外事系统退休老领导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他们阅历深，交友广，外语好，很容易通过旧识产生良好的交流效果，日后应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主力。事实上，在美国，大量在国安会、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前高官转为从事公共外交的智库人士，这种强大的“公共外交生产力”同样是美国软实力、对外传播力的重要源泉。

三、应对特朗普不确定性，应是中美两国社会共识

在五天的访问过程中，笔者与代表团人士约见了左、中、右的美国精英，其中不乏特朗普任总统前的老友。一个普遍感觉是，大家对特朗普执政风格很迷惘。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所有前任都不同。他不是依靠组织、机构来运营，而是更多地依靠他自己以及亲信、小圈子。他喜欢交易，却不喜欢通过制度。”一位美方人士坦承。

虽然目前近两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不错，但人们仍担心未来的变数。可见，如何应对特朗普执政下的不确定性，应是中美两国精英的共识。换而言之，在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下，特朗普代表着一种不可知的冲击力，令很多美国人反感。

对此，中方应更多地“借力打力”，不要老是讲中美矛盾分歧，而要更多地扩大中美共同利益。建立新时代“统一战线”，让两国社会与经济体系更深地粘合在一起。

只有反其道而行，特朗普执政集团内的一些人想把中美两国变成两个孤立、隔绝的体系，进而将中国定位为“第二个苏联”，通过打击遏制中国来凝聚美国社会的政治企图才不能得逞。

四、最坏的中美情况可能将发生

“时间不多了”、“3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最悲观、最消极的时刻”、“美国的耐心已到尽头了”，在美国的五天交流中，几乎每场活动都能听到类似声音。

的确，与此前诸多舆论的判断一致，目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在遇到两国建交以来最复杂、最恶劣、最综合的寒流，远甚于1989年美国对华制裁、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美方认为，后者仅是聚焦在个别领域、个别事件，现在则是全方面、全社会的对华不满、质疑、批判甚至否认。

美国对华态度正在进行建交40年来最颠覆的反思，源于中美实力正出现本质性的消长。特朗普执政可能有些“偶然”，但特朗普式强硬对华政策却是“必然”。

“美国将弱不弱、中国欲强未强”的关键节点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仅是贸易关税进一步加征，南海、人权、朝核、台湾、新疆、互联网、金融、安全、高科技等诸多领域的中美冲突，极可能会出现集体爆炸，稍有处理不慎，便会导致两国全面对抗，建交40年基业被彻底颠覆的可能性并非是零，全面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也并非为零。

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强国际变量，对中国社会及各层组织、机构、企业而言，怀有最好的预期，做足最坏的打算，准备最全的预案，恐怕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五、需要让世界真正“听进”中国的声音

一位美国“中国通”问笔者，“你们听到（listen）我们说话，但听进（hear）去了吗？”这个问题同样也启发了笔者关于中国对美传播的思考。

这些年，中国对外传播的投入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强，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能听到，但却听不进去或听错了。这背后有许多原因，有的是源于美方长期偏见、美国媒体误导、美国意识形态的桎梏，有的则源于中方本身的翻译偏差与词汇组合的思维方式差异。

翻译引发的中美误解，令人震惊。

中国近年来常说要“引领全球治理”，被普遍翻译成了“领导全球治理”；

“中国模式”的惯译隐含更多放之四海而皆准、替代美国模式的含义；

“科学发展”惯译中“反宗教的发展”之意。

这些误译徒增了美国社会的焦虑与紧张。

2017年，十九大报告的英译本同步推出，反映了中央已意识到这个重大问题。但对外传播能力仍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在媒体报道上，对外传播往往是最薄弱的环节；在出国交流上，限制仍是相当大；在外国媒体上发文，往往得不到足够激励；善于外语表达的学者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更糟糕的是，这次接触的许多美国学者都表达了被中国欺骗了40年的感觉。其中还提到，中国与美国交流缺乏真诚，改革开放已结束，不再需要美国等等。事实上，对于美国，中国仍然需要释放更多清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信号与行动，避免更多不必要的误判。

总之，近年来，对外传播的局面改变很大，但倘若更精细化、更精准化、更弹性地让美国人真正“听进”中国声音，中美紧张局面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六、要站在一百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着想现在

“你们老说，从北京、上海市中心开车1个小时之外的农村非常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你们知道吗？从纽约、芝加哥开车1小时之外、在缅因州、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也到处都有很穷的地方。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一位美国前政要在某场对话上这样质问中方代表。

尽管中方有理有据地回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只源于经济阶段，还在自我定位、观念水平、治理能力等等，但在美方看来，中国变了，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强国；而美国也变了，种族构成、经济水平甚至政治制度等等，与华盛顿建国时的美国不一样了

由此看，中美之间需要更多地立足于长远重新进行相互认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逻辑，仍基于上世纪中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国对美国的认知逻辑，仍限于帝国霸权的基本框架。

两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为认知刚刚建国的美国，游历美国各州，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人本尼迪克特为认知二战后的日本，历时数年，写下了《菊与刀》。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是否应有一头扎进美国社会写下新时代下的美国名篇，这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事情！

诚如此次交流中，一位美国前副国务卿所说，“现阶段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尚未完全成为事实的调整期”，这恰恰呼应了近年来习总书记所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大变局时代，思想者大有可为。

七、不怕中美吵架，就怕彼此不真诚

在与“全球智库排名第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话场次，笔者可能是双方受邀对话学者中年龄最小的。面对两国智库“前辈”，或许也是个别美方观点过于挑衅，我的数次发言显得“很冲”，被现场调侃为对美方“Fight Back（拳击回击）”。

令人意外的是，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在总结时对笔者大加赞赏，自认受益很多。在受邀晚宴道别时，这位前海军四星上将专门把笔者拉到一边交流，还承诺下次专程要回访人民大学。

事实上，这些年，笔者在数十个国家讲学，出访美国数十次，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是，中国人过于含蓄、话只说一半的行事传统，并无助于更好的国际交流，反而会让人产生中国人难以打交道、不透明的认识。

诚如约翰·艾伦在对话会上所说，“我在海军服役40多年，深知防止冲突对中美的重要性。此时，明确的战略意图表达，是防止误解恶化，防止眼下经济领域的紧张会传导到政治领域紧张的关键路径。”对于学者、媒体而言，对外交流尤其是在如此紧张时刻的中美关系背景下，真诚的交流，哪怕有分歧、有争吵，都肯定比虚伪的搪塞与辩护要好得多。

八、中国加快改革需要“美国诤友”

歧视性的金融贷款、工业补贴、经济下行、互联网管制、债务过高、贸易严重失衡、高科技强制转让、人权下滑、军事秀肌肉、挺进美国后院……如同笔者过去十年无数次与美方交流一样，美方对中国的批判、挑剔、指责仍是一贯的，不同的只是谁说和重点说什么。

笔者曾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印度甚至韩国、日本的智库同行交流，发现美国智库界对他们国家通常也是这样，有的态度比对中国更恶劣，鲜有一团和气。

这相当大程度上折射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百年傲慢，同时也反映了智库本应有的“伐谋”功能。冷静下来看，中国舆论大可不必“逢美必驳”。有一些驳斥当然是必要的，但许多时候，你永远没法叫醒装睡的人。如果中国人更自信一些，美国的某些批判反而会像“诤友”那样，反向提醒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事实上，20世纪以来，美国持续崛起并保持近百年的全球霸权，很少在乎国际上的舆论批判。相反，美国在世界上被批判的频率与深度是最严重的。但美国的自我调节与纠错有自己的节奏，调整的尺度源于国内，而非国外。由此看，中国改革节奏切不可被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所打乱，“你打你的，我改我的”，在中美贸易摩擦当前，中国大可更从容。

九、中国不妨掀起第三次“学习美国”潮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过去十年，笔者参加过许多轮中美各个领域的对话。这次对话还有一个深刻印象是，美国的信心正在恢复。这与当年恳求中国“同舟共济”完全不同。

的确如此，过去十年，学术界最流行对世界变局的看法是，美国在衰落。实际情况是2008年到2017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一直稳定在23％-25%之间，尤其是近五年来，美国经济份额稳步上升，已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地位。

中美之间的综合实力正在接近，但尚存较大差距。未来的美国会长期保持着“平顶山”之态，中国舆论要有认识“美国衰落论”复杂性，中国舆论对美国的实力变化不能太一厢情愿、更不能太简单化。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仍要学习对手的优点。20世纪初，中国曾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现代政治理念与制度框架许多都可追溯到美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学习美国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理念、金融资本运作、公司管理经验许多也是源于美国。

现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应该向20世纪老牌大国美国学习国际博弈与强国战略的经验，这包括全球治理、对外传播、跨国投资、货币国际化、海外安全等等。当然，学习不等于全盘复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正是早在2014年习总书记讲过的“中国永远要做学习大国”之本意。

十、中国要有真正的崛起毅力

笔者曾写过一篇《中美贸易战是一堂生动的全民教育课》，提醒我们国际社会的残酷，更重要的是，也像清醒剂那样告诉中国要戒骄戒躁。这一次在美的深度交流更提醒我们这一点。

近年来，“中国第一论”开始在舆论上盛行。这是相当要不得的。虽然我国的一些发展理念、经验逐渐被其它国家接受，但改革开放四十年，仅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代表复兴之路已走到了终点。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告诉我们，虽然美国目前还不敢用武力遏制中国，但仍企图以贸易等多种手段阻止中国的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崛起仍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诚如英国崛起花了近两个世纪，美国崛起用了100多年，中国不追求当世界老大，但崛起过程一样需要扎实的慢功夫、实功夫。有了改革开放40年成功，中国更需努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构建。在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的时刻，中国要更有信心、更有定力。

同时，中国还要深入研究国家崛起的持久性与复杂性。像《大国崛起》纪录片那样的故事还要有第二版。第二版要着重讲大国崛起的艰难，与一些崛起的失败教训，如苏联、日本、德国等。这就是要向全民说清，大国崛起的不易，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曾经付出了火与血的代价。

如美国崛起的150年，经历了南北内战、种族冲突与屠杀、总统暗杀、环境恶化、金融危机、世界大战、外敌入侵、恐怖袭击等等，让全民对国家崛起的艰难性要有充分的共识与内心预期。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登珠峰般的8000米稀薄地带”，也是高危地带。全民一定要戒骄戒躁，谨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