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中共學”是一門科學嗎？

連研究蚊子、蒼蠅都是一門獨立的科學，研究中共為什麼就不能是一門科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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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CN】如何看待日漸興起的“中共學”

2019-03-31 00:24:24

導語

近些年來，隨着中國持續發展，中國本土經驗和中國發展模式研究開始變熱，在中國大陸學界出現一門新的學科稱謂——“中共學”，專門研究中共治理經驗。但人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共學”？它不能淪為對現實進行粉飾、純粹為現存體制辯護的官方背書，也不應完全服膺自由主義立場，一味地戴着有色眼鏡對中共體制進行指責，而應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偏見，面向中國現實問題和客觀歷史條件，保持批判的反思精神，從不同立場的對話中開啟對中國實踐的可靠解釋，增強“中共學”的說服力。

本文轉自《多維CN》043期（2019年3月刊）《如何看待日漸興起的“中共學”》。瀏覽更多文章：【多維CN/TW頻道】

近些年來，隨着中國持續發展，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領導層不斷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發力，致力扭轉中共長期在理論上的不自信狀態。為此，他們曾面向中國人文社會理論學界提出了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理論學科體系的號召，中國本土經驗和中國發展模式成為各學科建構的滋養來源。

在此背景下，由中共高層推動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以及“世界哲學大會”相繼在中國召開，中共治理、中國模式日漸興起。與“中國模式”官方研究火熱局面相唿應，民間學界開始出現一門新的學科稱謂——“中共學”。搜索媒體報導，儘管直接以“中共學”命名的報導並不多見，但關於“中國共產黨研究”的報導近幾年逐漸增多。可以看出，中共官媒有意將其營造為一種“顯學”。比如，中國官媒人民網2015年《迅速發展的海外“中共學”》、《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海外中共學方興未艾》以及《中共學已成為世界顯學》等文章，都在積極推介這一提法。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國上海復旦大學舉辦了“第三屆國際中國共產黨研究——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塑造”學術會議，總結中共國際形象塑造的相關經驗。報導中提到，海內外越來越多專家學者將研究視角聚焦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治理中的主導作用，認為“中共學”已成為國際上一門“顯學”。事實是否如此？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28日上午在海南博鰲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開幕式（圖源：新華社） 

中共學其來有自

中共學是什麼？它到底是不是中共官方所說的“顯學”呢？

如果說，初興的“中共學”這個稱唿還鮮為人知，那麼“中國共產黨研究”其實已為海內外學界所熟知達半個世紀之久。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共延安時期，便曾有美國着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紅星照耀中國：中國共產主義誕生的經典敘述》（1937）這類向西方介紹中共的着作問世，隨後對於中共及其歷史的研究，海內外源源不斷。

而“中共學”主要代指中國和海外學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共黨史黨建、政黨政治、意識形態以及中國治理模式和經驗的研究等。由於種種原因，海外中共研究一直掌握着主導話語權，而中國國內的中共研究人數雖多，國際影響力卻較微弱。因此，要說“中共學”，就無法繞開“海外中共學”。1949年中共建政後，海外學界關於中共的研究開始興起，並在五十年代中期形成了海外中國研究的一門新興學科——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其中，以1957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中心的成立為標誌，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等幾代海外着名學者為代表。

在此前後，海外學者出版了大量研究中共問題的代表性學術成果，如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1948）、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毛的崛起（1951）》等，都是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開山之作。

隨後，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隊伍不斷發展壯大。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都有學者從事中共問題研究，其中有專着出版的知名學者就有上百位。如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和林培瑞（Perry Link），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J.vandeVen）等，都曾是各個高校研究中共問題的骨幹。

其中不少學者還同時在政界或智庫任職，以“中國通”着稱。如以研究文化大革命聞名的英國知名歷史學者麥克法夸爾。更為大眾熟知的，包括着有《論中國》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撰寫《鄧小平時代》的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都曾對中共做過深入研究。

可以說，海外從事中國共產黨研究的學者遍布西方國家主要大學、科研機構和政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只不過，這些研究有時難免深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缺乏對中共體制的深切體悟，以及在相當程度上壠斷了世人對於中共的認知。正因這樣，現在中共官方力推“中共學”，顯然是希望掌握話語權，增犟軟實力。

中共學興起的背後

為何中共研究如此火熱？從客觀上來說，這與中共在中國革命、建國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分不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舉崛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斷突破西方的固有想像，犟有力地重塑冷戰之後的世界格局。

而中國這一舉世矚目的成就正是以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無法接受或理解的方式取得的，是在中共具有“專制色彩”的“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和“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下走出的一條“中國道路”，有力衝擊了西方既有認知。

長期以來，中共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既不同於蘇聯模式，又不同於西方模式，在西方自由主義話語占據主導的輿論格局下，中共以及中國模式一直處於被批評、被質疑的境地。這在以理性客觀着稱於世的西方學術界，包括海外中共研究者亦是如此。

比如，據大陸中共學研究者路克利的總結，以美國學者對中共的態度為例，主要分為三派：一是同情中共派，或稱為左翼，如費正清、德里克（ArifDirlik）等學者，對中共持相對溫和的批評，也有肯定乃至讚揚。二是批判中共派，或稱之為右翼，如林培瑞、泰維斯等學者，有的甚至反共。三是中間派，如麥克法夸爾、沈大偉等人，這一派學者儘管對中共批評較多，但往往並不激烈反共。此外，美國政界和新聞界有較為反共的一派，如麥卡錫主義的始作俑者、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再如，老牌反共傳媒大亨、《時代》周刊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

因此，在海外學界、政界、新聞界批評中共的聲音始終是主流。當然，不可否認，隨着研究者的迭代，海外對於中共研究的焦點和態度也在發生着轉變，現在不乏一些趨向於最大限度理解和建設性批評的聲音。但正如研究者所言，由於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之間制度模式和價值觀的差異與衝突，國際社會對中國治理的認知存在巨大缺失。他們大部分或者以否定的態度消極地看待中共以及中共在中國治理中的作用，或者因為好奇去試着了解卻又因文化差異和客觀條件的限制難以全面深入理解。這導致即便那些對中共持建設性批評的學者也因對中共治理一手經驗和複雜的政經條件的缺乏而使之疏漏或偏頗。

而中國本土研究狀況難言樂觀。大陸學界對於中共的研究有兩種主要方式，一種是體制內背書的方式自我論證，成為一種膚淺的“拍馬屁”文章，毫無正面意義，只會激起反感，這以部分官方學者為代表。另一種則是以自由派立場對其消極否定式批判，以偏自由主義學者為代表。兩種立場都不可避免地喪失全面而理性客觀地檢視中共和中國治理得失的可能，導致中國國內少有價值中立的研究成果。

內外兩種限制導致中共在國際上乃至在國內都難以獲得客觀而中肯的研究成果和評價，而這也客觀上凸顯中共在理論層面上的困境，不利於中國崛起的軟實力構建。

中共學打開的正確方式

海內外關於中共及中國治理模式的客觀研究的匱乏，同樣也是近年來北京唿吁中共學興起的客觀促成因素。那麼中共的治理模式是否需要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這樣一個治理難度極大的超大型國家，在中共治理下，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政治穩定，經濟快速崛起，社會發生和平轉型。這對比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東歐和蘇聯，可謂是世界上僅有的成功地從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國家。相對於其他社會的動盪和經濟衰退，中國治理模式的成功不言而喻。

當然，中共的專制一直以來飽受詬病和現代化治理能力仍有不足，依然存在諸多短板，但它能在短短四十年時間創造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蹟，讓一個積貧積弱、封閉僵化的國家崛起為日益開放多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就足以說明必然有值得認真對待的有益經驗。任何否認這一點的人，都有裝睡的嫌疑，是意識形態作祟。

只是，問題關鍵在於，應當以什麼樣的姿態來討論“中共學”？如何對待中共體制及中共治理經驗？如何看待“中共學”與中國現實的關係？在全盤否定或無原則肯定的兩個極端之外，在中西價值觀之間，能否找到一個開放的思考方式，拋棄意識形態的執念，面向中國發展現實條件和現實問題，提出一種務實而不失理想性的理論方案？

顯然，它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進行粉飾，純粹為現存體制辯護的官方背書。中共以前和當下都不欠缺這類官樣文章，它們不僅對任何改進毫無益處，而且還擠占社會資源和文化空間，敗壞社會風氣，損害中共形象，徒增外界反感。正如此前被中共叫停的“梁家河”研究，因完全喪失“學術”之本意，而淪為一種諂媚的高級黑事件。

另一方面，中共學也不應完全服膺以西方研究者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立場，一味地以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中共體制進行指責。西方主流思想界對於中共及中國治理模式儘管相比幾十年前，多了幾分同情與理解，但在核心價值觀層面，仍對中共體制貼上專制標籤。如果自由主義者不能在研究之初排除既有的價值預設，那麼任何客觀中立的研究都將不復存在。

更有價值的中共研究，只有在排除了根深蒂固的或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偏見，在開放的比較和對話中，才有可能出現。而理論與現實的辯證關係是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不管是對何種理論立場，還是對中國現實實踐，都不應盲從，需要保持批判的反思精神，善於從不同立場的對話中找到開啟對中國實踐的可靠解釋，增犟“中共學”的說服力，從而為豐富人類社會發展理論和中國實踐進步提供一種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