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中共学”是一门科学吗？

连研究蚊子、苍蝇都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中共为什么就不能是一门科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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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CN】如何看待日渐兴起的“中共学”

2019-03-31 00:24:24

导语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持续发展，中国本土经验和中国发展模式研究开始变热，在中国大陆学界出现一门新的学科称谓——“中共学”，专门研究中共治理经验。但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共学”？它不能沦为对现实进行粉饰、纯粹为现存体制辩护的官方背书，也不应完全服膺自由主义立场，一味地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共体制进行指责，而应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偏见，面向中国现实问题和客观历史条件，保持批判的反思精神，从不同立场的对话中开启对中国实践的可靠解释，增强“中共学”的说服力。

本文转自《多维CN》043期（2019年3月刊）《如何看待日渐兴起的“中共学”》。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持续发展，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领导层不断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发力，致力扭转中共长期在理论上的不自信状态。为此，他们曾面向中国人文社会理论学界提出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理论学科体系的号召，中国本土经验和中国发展模式成为各学科建构的滋养来源。

在此背景下，由中共高层推动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以及“世界哲学大会”相继在中国召开，中共治理、中国模式日渐兴起。与“中国模式”官方研究火热局面相唿应，民间学界开始出现一门新的学科称谓——“中共学”。搜索媒体报导，尽管直接以“中共学”命名的报导并不多见，但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报导近几年逐渐增多。可以看出，中共官媒有意将其营造为一种“显学”。比如，中国官媒人民网2015年《迅速发展的海外“中共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海外中共学方兴未艾》以及《中共学已成为世界显学》等文章，都在积极推介这一提法。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三届国际中国共产党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学术会议，总结中共国际形象塑造的相关经验。报导中提到，海内外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认为“中共学”已成为国际上一门“显学”。事实是否如此？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8日上午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图源：新华社） 

中共学其来有自

中共学是什么？它到底是不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显学”呢？

如果说，初兴的“中共学”这个称唿还鲜为人知，那么“中国共产党研究”其实已为海内外学界所熟知达半个世纪之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延安时期，便曾有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主义诞生的经典叙述》（1937）这类向西方介绍中共的着作问世，随后对于中共及其历史的研究，海内外源源不断。

而“中共学”主要代指中国和海外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共党史党建、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中国治理模式和经验的研究等。由于种种原因，海外中共研究一直掌握着主导话语权，而中国国内的中共研究人数虽多，国际影响力却较微弱。因此，要说“中共学”，就无法绕开“海外中共学”。1949年中共建政后，海外学界关于中共的研究开始兴起，并在五十年代中期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其中，以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的成立为标志，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几代海外着名学者为代表。

在此前后，海外学者出版了大量研究中共问题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48）、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1951）》等，都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开山之作。

随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学者从事中共问题研究，其中有专着出版的知名学者就有上百位。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和林培瑞（Perry Link），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 J.vandeVen）等，都曾是各个高校研究中共问题的骨干。

其中不少学者还同时在政界或智库任职，以“中国通”着称。如以研究文化大革命闻名的英国知名历史学者麦克法夸尔。更为大众熟知的，包括着有《论中国》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撰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都曾对中共做过深入研究。

可以说，海外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遍布西方国家主要大学、科研机构和政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只不过，这些研究有时难免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缺乏对中共体制的深切体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垅断了世人对于中共的认知。正因这样，现在中共官方力推“中共学”，显然是希望掌握话语权，增犟软实力。

中共学兴起的背后

为何中共研究如此火热？从客观上来说，这与中共在中国革命、建国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分不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举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突破西方的固有想像，犟有力地重塑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

而中国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无法接受或理解的方式取得的，是在中共具有“专制色彩”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下走出的一条“中国道路”，有力冲击了西方既有认知。

长期以来，中共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在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占据主导的舆论格局下，中共以及中国模式一直处于被批评、被质疑的境地。这在以理性客观着称于世的西方学术界，包括海外中共研究者亦是如此。

比如，据大陆中共学研究者路克利的总结，以美国学者对中共的态度为例，主要分为三派：一是同情中共派，或称为左翼，如费正清、德里克（ArifDirlik）等学者，对中共持相对温和的批评，也有肯定乃至赞扬。二是批判中共派，或称之为右翼，如林培瑞、泰维斯等学者，有的甚至反共。三是中间派，如麦克法夸尔、沈大伟等人，这一派学者尽管对中共批评较多，但往往并不激烈反共。此外，美国政界和新闻界有较为反共的一派，如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再如，老牌反共传媒大亨、《时代》周刊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

因此，在海外学界、政界、新闻界批评中共的声音始终是主流。当然，不可否认，随着研究者的迭代，海外对于中共研究的焦点和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现在不乏一些趋向于最大限度理解和建设性批评的声音。但正如研究者所言，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之间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差异与冲突，国际社会对中国治理的认知存在巨大缺失。他们大部分或者以否定的态度消极地看待中共以及中共在中国治理中的作用，或者因为好奇去试着了解却又因文化差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全面深入理解。这导致即便那些对中共持建设性批评的学者也因对中共治理一手经验和复杂的政经条件的缺乏而使之疏漏或偏颇。

而中国本土研究状况难言乐观。大陆学界对于中共的研究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体制内背书的方式自我论证，成为一种肤浅的“拍马屁”文章，毫无正面意义，只会激起反感，这以部分官方学者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自由派立场对其消极否定式批判，以偏自由主义学者为代表。两种立场都不可避免地丧失全面而理性客观地检视中共和中国治理得失的可能，导致中国国内少有价值中立的研究成果。

内外两种限制导致中共在国际上乃至在国内都难以获得客观而中肯的研究成果和评价，而这也客观上凸显中共在理论层面上的困境，不利于中国崛起的软实力构建。

中共学打开的正确方式

海内外关于中共及中国治理模式的客观研究的匮乏，同样也是近年来北京唿吁中共学兴起的客观促成因素。那么中共的治理模式是否需要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这样一个治理难度极大的超大型国家，在中共治理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崛起，社会发生和平转型。这对比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东欧和苏联，可谓是世界上仅有的成功地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国家。相对于其他社会的动荡和经济衰退，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不言而喻。

当然，中共的专制一直以来饱受诟病和现代化治理能力仍有不足，依然存在诸多短板，但它能在短短四十年时间创造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蹟，让一个积贫积弱、封闭僵化的国家崛起为日益开放多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足以说明必然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有益经验。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有装睡的嫌疑，是意识形态作祟。

只是，问题关键在于，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讨论“中共学”？如何对待中共体制及中共治理经验？如何看待“中共学”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在全盘否定或无原则肯定的两个极端之外，在中西价值观之间，能否找到一个开放的思考方式，抛弃意识形态的执念，面向中国发展现实条件和现实问题，提出一种务实而不失理想性的理论方案？

显然，它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进行粉饰，纯粹为现存体制辩护的官方背书。中共以前和当下都不欠缺这类官样文章，它们不仅对任何改进毫无益处，而且还挤占社会资源和文化空间，败坏社会风气，损害中共形象，徒增外界反感。正如此前被中共叫停的“梁家河”研究，因完全丧失“学术”之本意，而沦为一种谄媚的高级黑事件。

另一方面，中共学也不应完全服膺以西方研究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立场，一味地以固有的意识形态对中共体制进行指责。西方主流思想界对于中共及中国治理模式尽管相比几十年前，多了几分同情与理解，但在核心价值观层面，仍对中共体制贴上专制标签。如果自由主义者不能在研究之初排除既有的价值预设，那么任何客观中立的研究都将不复存在。

更有价值的中共研究，只有在排除了根深蒂固的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开放的比较和对话中，才有可能出现。而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不管是对何种理论立场，还是对中国现实实践，都不应盲从，需要保持批判的反思精神，善于从不同立场的对话中找到开启对中国实践的可靠解释，增犟“中共学”的说服力，从而为丰富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实践进步提供一种助益。